生产率不等于一切，但长期看，它几乎意味着一切。

——保罗·克鲁格曼（1990年）

生产效率作为供给面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决定经济增长的长期根本力量，对此观点应该没有多少人持异议，本章引用保罗·克鲁格曼的话是因为这位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是当今凯恩斯学派的代表性人物。克鲁格曼在全球金融危机后极力主张政府采取扩张性财政和货币政策刺激总需求，认为短期总需求关系到长期总供给，高失业率如果持续下去，将降低总劳动人口的平均技能，影响长期的经济增长潜力。现实中的经济没有古典经济学和凯恩斯学派那么对立，供给和需求、长期和短期的问题可能相互交织。

我国经济增速从2010年的10.4%快速下滑到2012年的7.8%，这是短周期的下行还是长期的趋势性放缓？对这个问题的解读关系到我们如何判断中长期经济前景，对考虑当前的政策应对也有意义。应对总需求增长放缓需要财政和货币政策的逆周期操作，而解决供给面的“瓶颈”则需要结构性的改革。有一种观点认为供给面的基本因素变化，比如人口结构是“慢变量”，过去三年增长的显著下滑主要反映需求的波动，由此宏观政策逆周期操作将促进增长的强劲反弹。然而，我们可以很容易地反驳这种观点，因为2010年经济过热，通胀压力大，10.4%的增长高于当时的潜在增长率，不能作为可持续增长率的参照指标。因此，要准确地判断形势，还是需要分解导致增长放缓的不同因素及其规律。

本章遵循“长期看供给、短期看需求”的二元分析框架，先从劳动力、资本存量以及全要素生产率的供给面因素讨论经济长周期的趋势性变化；再从投资、消费、出口等需求面的因素讨论在长周期趋势背景下的短期波动；最后探讨供给和需求之间可能的相互影响。

我们的基本结论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过去三十年，驱动中国经济增长的根本因素是制度变革和人口结构变化带来的红利；我们已经进入长周期放缓的阶段，原因包括加入WTO的制度红利已经释放，人口结构朝着不利于经济增长的方向变化，房地产泡沫挤压实体经济；未来经济增长的关键在于用改革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从短周期的波动来看，在需求的“三驾马车”（投资、消费和出口）中，消费相对稳定，投资和出口是驱动GDP增长在长期中枢值上下波动的主要力量；而短期内出口是“外生变量”，投资是我国宏观政策逆周期调控的着力点。我们判断，受政策放松的支持，2012年是短周期的底部，但2013年的反弹幅度受到长周期下行趋势的制约。

我们可能处在一个中国版的“大缓和”时期，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由“短缺型”经济转变为“过剩型”，增强了政府通过总需求管理来降低经济波动的能力，但就像发达国家的经验显示的那样，过度稳定的短期增长可能积累长期的结构性风险。我们尤其需要关注经济变量存在的“两面性”：既影响经济的长期供给能力也影响短期需求水平，这种影响有些是同向的，比如出口的扩张提升需求，也通过全球竞争促进效率的提高；有些则是反向的，比如房地产价格上升拉动投资需求，但高房价/地价挤压了其他部门的发展空间。因此，政策需要在短期稳增长和长期调结构之间有所取舍和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