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高兴和大家一起探讨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前沿状况。近期中国政治思想研究的发展并不理想。我和金友兄一起参与编辑的《政治思想史》季刊，已经办了九期。整体上中国方面的稿源十分有限，好稿子太少。可以说这个领域相当疲软，缺少发展更新的活力。另外，我们组织了一个北京青年政治学论坛，北大、清华、人大、政法都在承办。论坛组稿时，我们发现中国政治思想这块也极为薄弱。总体上就是学界研究的活力和动力不足，有时候我在反思为什么会是这样。在学科架构设置上没有大制约，问题可能是在研究本身的意识、路径、范式和方法论上。我个人感觉有这样一点，就是我们对于自己研究的对象缺乏信心，没有真正的兴趣与热情，也没有真正深刻的学术好奇心。一个中国政治思想的研究者，对于这个文明不同情、不自信，不认为其中仍然有活力，即使是批评起来也缺乏敏锐和深度。我们爱说“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但是精华太少，糟粕太多。和西方比较的时候，看看中国的政治传统那么的不平等，那么的不自由，和西方一比真的是矮人一等。这个东西还值得我们去好好对待吗？如果这样一个论调不断重复的话，那么不论是研究者还是读者就不会对我们要研究的领域和对象有什么同情和敬意，也不会形成中西比较中的真正问题意识。我觉得年轻学者有使命去改变这种状况。有时候我和研究西方政治思想的学人开会时会和他们争辩，所以有朋友说我极富学术尊严感。除了学术自尊外，我觉得是敝帚自珍吧。“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对于故国文明应当有一种守护的使命感，并且推动其更新，我是在这种信念推动下读书撰文的。我的导师张灏先生年近八旬，近来还是常有感叹，中国政治思想领域很多重要问题都还没有被认真开荒。最近他发表了一篇文章探讨中国传统中的政教关系问题，我们搞中国政治学、中国哲学的没有对这个问题好好讨论。我觉得这个视角提供了一种文明比较视野下的真正问题意识，相比内圣外王的探讨更推进一层。和张先生谈起时，我也会表达自己的疑惑，这种视角是否会受到西方政教关系考察视野的牵制、中国文明中的文教问题是否适于用宗教来类比？总之，这个领域其实还有广阔空间去发掘和激活的，这与我们中国文明的现代重建也息息相关。

我近期研究的领域是中国政治思想史和儒家政治理论的当代发展。我一方面进行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一方面也关注儒家在当代的理论发展。这两者是有联系的，虽然未必直接、明确，却是可以转换沟通的。最近我看到王绍光教授写的一篇文章，大概叫“政道思维与政体思维”。他反思他们这一代人接受西方政治学的一个过程，20世纪80年代他们觉得民主是解决中国问题的万金油，对于中国现象的思考都引向民主体制视角。但是多年研究之后，他反思人们可能犯了一个政体绝对论的谬误，他发现中国问题或者中国以外的政治现象不是仅通过政体学说就可以解释清楚、规划明白的。他说中国的政治思维更注重政道，也就是说不仅关注政体，更关注广泛意义上政治活动中人的行为模式，关注治道治术的理念和方式。像他这样接受严格西方政治学训练的学者，也在面对中国问题的时候逐渐觉察到一定要摸清楚这个共同体内在的传统特性到底是什么。王教授的具体观点可以商榷，这样的学术反思却有其借鉴价值。可以说能够帮助我们摆脱粗糙的中西比附同构的思维模式，有利于发掘出真正的问题意识。接下来我围绕近世政治思想研究来向大家介绍一点心得体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