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分五个部分来展开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社会学这一尚未得到系统论述的主题。

第一部分概述了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社会学的曲折关系及其启示。

新中国建立前约30年是良性互利关系；建国后约30年是恶性互损关系；改革开放后约20年又回到良性互利关系。这种由“合”到“分”再到“合”的过程，给予我们的启示是：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社会学的关系是“合则双美，离则两伤”，说明推进两者的良性互利，避免恶性互损的极端重要性。本文以史为鉴，总结过去，目的是为了着眼现实，面向未来。

第二部分通过中国早期社会学中的马克思主义学派的产生、特点及其所作贡献，论证了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社会学在建国前的“合”。

文章首先回顾了马克思主义的传入与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派的产生。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李大钊，是在中国系统地传播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第一人。马克思主义及其革命批判形态的社会学，对现存的旧制度采取批判与否定的态度，以彻底打碎旧制度、建立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新制度为最终目的。这种形态的社会学与孔德系西方社会学主张对旧制度修修补补、一点一滴的改良有着本质区别。曾经和陈独秀、李大钊一起积极倡导新文化运动并建立功勋的胡适，1919年7月在《每周评论》上发表了《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文章，引发了著名的“问题与主义之争”。这一争论正式标志着马克思主义者与改良的、不彻底的民主主义者的分道扬镳，也可以看作是马克思主义及其革命批判形态的社会学与改良主义思潮的第一个回合的论争。马克思主义经过李大钊等进步人士的传播，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革命实践，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在中国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如果说，李大钊是在中国系统地传播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第一人，那么，瞿秋白便是以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占领中国大学社会学阵地的第一人。

文章概括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派的主要特点，并认为从这些特点中也可以看到它对中国社会进步和中国社会学所做出的贡献：第一，坚持以唯物史观和社会革命为内容的社会学理论。中国早期社会学的马克思主义学派代表人物李大钊、瞿秋白、李达、许德珩等在他们的理论活动中，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对一系列社会学基础理论问题，对社会结构问题进行了探索。毛泽东还对旧中国社会结构的现实从宏观与微观等不同的角度进行了分析。他是对旧中国社会结构进行实证分析方面的典范。第二，坚持以阶级分析为主导线索的社会调查。这方面的工作主要有以毛泽东为代表的解放区农村调查和陈翰笙主持的国民党统治区农村调查。第三，以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为特征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及其革命批判形态的社会学，只有通过本土化、中国化的途径，才能真正在中国社会扎根、开花、结果。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内最早充分地认识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的领导人。要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结合起来，要使马克思主义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其桥梁就是调查研究。

第三部分通过社会学学科被取消及其原因的分析，论证了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社会学的“分”。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马克思主义正式成为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这应该意味着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地位上升，可是事实恰恰相反，随着社会学学科被取消，连社会学的名字也不能用了。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呢？为什么会进入这个误区呢？应该说，社会学当时被取消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历史的原因：旧中国两种社会学在革命与改良问题上的对立；有认识的原因：有历史唯物论就够了，社会主义社会不存在社会问题；有外来的原因：前苏联的高教体制和对社会学负面处理的影响；有理论的原因：社会学对象的模糊性，等等。在所有这些原因中，从党的角度看，如下三点特别值得注意：第一，毛泽东等中共主要领导人对传入的孔德系社会学的负面印象。第二，实际上否认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有从革命批判型转变为维护建设型社会学的必要性。第三，实际上也否认了中国受西方影响的孔德系学院派社会学从维护旧社会转到维护新社会的可能性。中国的特殊情况决定了这种可能性是一种现实可能性。现在看来，如果上述两个不同的转型问题解决得好，作为社会科学基本学科之一的社会学本来会在新中国得到迅速、健康的发展。遗憾的是，事情恰恰相反。社会学被取消，是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社会学关系中最不幸的一页。结果对党的事业和社会学都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

第四部分通过对邓小平与中国社会学的关系的分析，论证了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社会学的“合”。

中国社会学迎来重建和前所未有的发展的春天，能够与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几乎同步进行，是与邓小平的名字分不开的。或者说，沉寂近30年的中国社会学1978年后得以迅速恢复与重建，是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人所给予的重要支持与推动分不开的。换言之，取消社会学的是中国共产党；纠正这一失误的，也正是中国共产党。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作了题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著名报告，提出了社会学和其他社会科学一样“需要赶快补课”的问题。邓小平的讲话可以说改变了中国社会学此后的命运，是中国社会学的一个转机，它不仅为中国社会学的学科建设提供了必要的发展空间和新的起点，并为今后学科建设的较为顺利进行，抵御各种可能的干扰，提供了强有力的政治保证，意义是十分重大的。邓小平提出恢复社会学研究的最初与最直接的动因是他提出的拨乱反正的需要，是解决当时迫切社会问题的现实需要。当然还有更广泛、更深刻的原因，这就是社会学是一门促进社会稳定、改革与发展的科学，它对于中国现代化事业来说，是不可或缺的。

邓小平与中国社会学的关系，不仅表现在邓小平决定了中国社会学命运的良性转折，而且表现在他的理论包含有丰富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思想。就是说，这种关系不仅仅是外在的，而且还是有内在的交汇点、结合点和共同点的。例如，邓小平理论的重要方面——拨乱反正，与中国社会学在治乱兴衰方面有着交汇点、结合点和共同点。邓小平的拨乱反正无疑主要是一个政治命题，但同时也是一个社会学味很浓的命题。第一，即使从“拨乱反正”这样的词句上也可以看出，它没有离开治乱兴衰这一中国社会思想史和中国社会学的主导思想。第二，它包含着中外社会学、中外社会思想的两个经久不衰的主题：秩序和进步。就秩序来说，一方面追求大治、有序，一方面避免动乱、失序；就进步而言，一方面追求兴盛、发展，一方面避免衰败、停滞。因此，拨乱反正、重建秩序，拨乱反正、实现发展，一句话，在社会运行的两个方向——横向和纵向，摆脱恶性运行（大乱），进到中性运行，争取达到良性运行（大治），这是邓小平提出拨乱反正的应有之义。必须说，邓小平的拨乱反正，是中国历史上运用治乱思想获得巨大成功而且产生如此广泛影响的少数范例之一。

第五部分着重分析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社会学面向未来的“合”。

今后，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与作为社会科学基本学科之一的社会学的关系，就总的趋势来看，将向进一步良性互利的“合”的方向发展。当然，这不是轻而易举、自然而然地就能实现的，它要求互动双方都作出相应的努力。

在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要营造有利于社会学进一步发展的政策环境和体制条件方面，恢复与重建后中国社会学无论在学科的制度化方面，在学科建设方面，还是在理论和实证的研究方面，以及在自己的国际影响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在学位制度、出版体制、学科规模、投入的政策和体制等方面，还有许多工作要做。而中国社会学则要坚持正确的学术道路高水平地进行理论创新和学科建设。当然，这是一个涉及很多层次、极为复杂的话题。

文章提出几点个人想法。第一，理论创新和学科建设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当代欧洲社会学重新发现马克思给我们的启示。第二，理论创新和学科建设必须明了世界社会学的整体态势——吸取欧美社会学的强点，走自己的路。第三，理论创新和学科建设必须立足现实，开发传统——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必须将世界社会学的普遍原理与中国社会的具体情况相结合。第四，理论创新和学科建设还必须建立起有影响的、相互友好竞争的中国学派。最后，中国社会学的理论创新和学科建设，要靠我们中国社会学者，特别是年轻一代中国社会学者自己来承担。只有“方向正确、人品高尚、学问扎实、体魄健全”的社会学者，才能真正担当得起这样的重任！

（原文刊载于《社会学研究》2001年第5期，原文约20000字。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