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在1928～1949年的重要工作之一便是对中国少数民族的调查研究，而这些工作又绝大部分集中于西南——川南、川西、湘西及云贵大部分地区。当时不只是历史语言研究所之成员如此，一般而言，20世纪上半叶从事边疆民族、民俗考察的民族学者们在西南地区投入了最多的人力、物力与心力。那是一个民族主义下之国族建构的时代。由于国族称作中华“民族”，少数民族亦称“民族”，因此当时有些学者对西南少数民族之调查、研究表示怀疑或反对，他们认为本地人群大多早已汉化，民族学者调查、识别各个民族，可能有破坏中国民族团结之嫌。当年学界巨擘——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曾反对吴文藻、费孝通等先生在云南做的边疆民族研究。在一封给朱家骅、杭立武的信中，他称：“此地正在同化中，来了此辈‘学者’，不特以此等议论对同化加以打击，而且专刺激国族分化之意识……夫学问不应受政治之支配，固然矣。若以一种无聊之学问，其想影响及于政治，自当在取缔之列。”鼓励西南边疆非汉人群汉化，这是国民政府时期颇流行的观点，表现在以安边、治边为要的“边政”研究上。即使在中国之少数民族识别完成、西南各地方族群分别划归于25个少数民族后，部分西方的学者基于对“民族”及“族群”（ethnic group）之概念性认知，仍常对中国西南少数民族之分类与识别表示不同的看法。在西南各少数民族内部也有不同意见，一些地方族群或也有成为单一民族的吁求。更普遍的是，在一民族内各地方族群常有对“本民族文化”之多元建构与争议。究竟是什么样的人类“族群”特质，使得当代西南地区之民族状态如此复杂？为何学者对中国近现代之西南民族识别、分类有如此多的争议？为何在当代西南若干民族内部，人们对于何者为本民族文化也有许多不同意见？以上这些问题涉及：①在成为民族之前，西南各非汉人群之族群性；②近代民族化之时代背景，及其在长程历史上的意义；③基于以上之历史与历史民族志知识，我们应如何思考学术价值与现实关怀之问题。以下我拟以一些例子来说明我所了解的一些西南地区之族群性，说明近代的民族化过程及其意义，并以此反思20世纪上半叶以来民族史与民族志之研究典范及其变迁，以及相关的现实关怀变化。从这次大理会议的主题跨越边界与典范来说，以下我要探讨、阐述的边界，是有关族群与民族的边界，也就是族群边界的性质与近代民族边界之建立过程等问题。另外，关于典范，我们可以将帝制中国与其边疆当作一种政治现实下的旧典范，今日中国及其少数民族当作一种近代形成的新典范，我们可以探讨、比较两种典范及其间的变迁。当然此也涉及学术典范，即在何种学术典范下，20世纪上半叶的学者完成有关中华民族之历史与民族知识建构，并借此完成少数民族分类、识别，而且这些学术典范在近二三十年来又是如何受到新学术风潮（如后现代主义的解构之风）的冲击，以及我们应如何面对这些新的学术风潮。我对中国少数民族的研究主要是在羌族方面，除此之外，我对西南各少数民族缺乏田野研究。因此以下特别是有关云、贵各地族群的分析，我所依据的大多是文献资料——包括本地人所书与传统汉文献——所涉及的地域与族群都有其局限性。因此，以下我所描述的中国西南人群的族群特质，并非适用于所有的西南各地方族群，而是随着我所引用的文献有特定的时、空、人群指称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