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少有哪个概念能像“公民社会”这样抓住那些研究民主化的学者的想象。早在古代关于政治体制的研究中，有关公民社会的种种理论就宣称，为了制约国家的权力，民主政体要求有一套特殊的自治机构。而且，公民社会会因公民的积极态度和参与行为而得到加强。民主化要取得成功，公民社会似乎是不可缺少的条件。

苏联和中东欧国家在近年的剧变突出了公民社会的重要性。许多人认为，形成中的公民社会推动了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民主革命，尽管这种推动作用在那些经历民主变革的国家中各有不同。特别是波兰的民主化被归因于团结工会这个典型的公民社会组织的力量优势。

另一些人则认为，这些国家中公民社会的弱点在今天已经威胁到他们巩固民主变革的能力。尽管承认公民社会的出现是苏联式共产主义在中东欧衰落的原因之一，但他们总是对这样一个公民社会在民主化的后续阶段能否继续扩展和巩固持悲观态度。许多分析家认为，到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公民社会已经受到激进个人主义、社会失范和社会不信任的损害，这些国家中政治的唯一特征就是露骨的贪婪。因此，理解公民社会不管是对民主化理论，还是对俄罗斯和该地区的民主转型的成功，都极具重要性。

然而，对那些经验研究取向的社会科学学者来说，“公民社会”是一个很困难的概念，这主要是因为它的内涵纷繁芜杂：在政治系统这个层面上，它通常是指存在着种种自治性组织；在公民个体的层面上，公民社会要求的是一套特定的对待政治的态度和行为倾向，包括某种人际互动和协作的方式。比如，英格哈特（Inglehart）认为，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哪怕没有明确的政治内容，也都是公民社会的基本建筑材料。一旦进入严格的经验研究，该领域对公民社会的指标很少有什么共识。

在本文，笔者将采取一种在某种程度上有异于以往的分析公民社会的思路。笔者不是考察正式组织的存在和运作，而是集中关注作为公民社会之关键特征（对那些长期受极权主义统治的政体来说尤其关键）的社会网络的普遍程度。公民社会的反面是原子化社会（atomization），即一种每个公民与每个公民都没有交往的状态。笔者认为，在一个生机勃勃的公民社会中，公民一定不能是处于原子化状态的，其社会网络必须发育良好。而且，这些社会网络应该在政治上是有意义的——它必须鼓励和支撑公民中的政治讨论。最重要的一点，社会网络必须由“弱关系”（weak ties）构成，也就是说，它们所覆及的社会板块必须是相对异质性的，而不应该以宗族和血缘为基础。因此，本研究的核心假定是一个活跃的公民社会得益于发育良好的社会网络。确实，有生机的、自治的政治组织被认为是能将民主转型成果成功巩固的必要条件，而广阔的社会网络的存在很可能是这些组织赖以发育的前身。

由于所掌握的是微观层面的数据，所以笔者不能直接检验这些社会网络有助于系统层面的民主化这样一个假设。不过，笔者可以确定那些扎根于强社会网络的人是否更倾向于支持民主的核心制度和过程，以及社会网络是否有助于政治讨论和思考。根据相关社会学习和政治实践的微观理论，笔者假设，在一个社会中，社会网络是一种传递创新信息和价值的手段，因此，在一个民主化政体中，那些拥有更发达的关系网络的人更有可能接受民主价值。在转型政体中，关系网络对社会学习可能更为重要。而且，由于网络互动在政治上具有重要意义，所以发展组织性活动所需要的建筑材料必须到位。因此，本文不仅仅描述俄罗斯社会网络的性质，而且检验那些关于社会原子化和社会整合对民主化的不同效果的假设。

如前所述，人际信任通常被认为是公民社会的关键要素，它使合作（政治的、经济的和社会的）成为可能，并能疏解集体行动困境。尽管笔者将重新考察社会网络在俄罗斯所发挥的作用，但笔者同时想重新思考“信任”概念的含义，重新检视它与对民主制度和过程的态度以及公民投入政治讨论的意愿是一种什么关系。因此，信任和社会整合是本文所要考察的公民社会的两个要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