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三位在博弈论研究中作出杰出贡献的经济学家。其中一位是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哈桑尼教授。由于哈桑尼教授曾经在澳大利亚工作和学习，一家叫作《澳大利亚金融评论》报纸的记者，专门采访了这位获奖者。采访中，除了对澳大利亚的老师和同事表示了恰当的敬意和感谢之情外，哈桑尼教授对这个国家的经济学氛围颇有微词，以致后来这篇采访稿发表时被冠以讽刺性的题目《澳大利亚——博弈论的输家》。尽管这个题目和采访内容，在澳大利亚的经济学家听来不甚顺耳，我们作为第三者，从中却颇可获得启迪。

简而言之，博弈论是关于策略决策的高度数学化的研究。在这种决策中，一个人的行动有赖于其他人的可能行为。例如，博弈中的对局者可以是多头垄断中的竞争方、面对不信任的金融市场的中央银行、冷战中拥有核武器的超级大国，以及对弈中的棋手。

“博弈”在英文中与“游戏”是一个词（game）。现在，人们既不难联想到博弈与游戏的联系，又能够辨别两者之间的不相干。然而，20世纪50年代哈桑尼初到澳大利亚时，很少有人懂得博弈论为何物。当他为了把握当时经济学的最新进展，而兴致勃勃地到堪培拉的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在图书馆查询博弈论这门新学科的代表性著作时，他找到了1944年美国出版的《博弈论与经济行为》。不过，这部由匈牙利人冯·诺依曼和奥地利人摩根斯坦所著的博弈论创始之作，被赫然放置在以“游戏与锻炼”归类的图书中，与球类、棋类、体育并列。这是哈桑尼教授透露的一件令澳大利亚经济学界尴尬的事。

更为尴尬的则是，澳大利亚的大学容不下研究像博弈论这样前沿学科的学者。1950年哈桑尼以流亡者的身份从匈牙利来到悉尼时，已经获得了布达佩斯大学的哲学博士学位。但很快他就被告知，他的学位以及他的博士论文不会被这个国家的学术界所承认。于是，哈桑尼一边在工厂里打工，一边重新攻读经济学的硕士学位。然而，即便如此，由于这位操着浓厚的匈牙利口音、穷困潦倒的流亡者所研究的领域“太新了”，以致不能得到澳大利亚同行的恰当评价，他竟始终未能获得一个教职。终于，20世纪60年代初期，哈桑尼“跳槽”到了美国颇负盛名的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从那里，最终成为世界级的经济学大师。

在谈到对澳大利亚经济学界的印象时，哈桑尼教授不无遗憾地说，那里颇有一些狭隘的门派成见，对于新思想，难免持有一种孤陋寡闻的小家子气。采访的记者直言不讳地把这席话转告给了澳大利亚的读者，潜台词是：澳大利亚本来可以出一个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的，然而却拱手把人才让给了美国，结果在博弈中失了局。

依我看，这位记者大可不必懊恼，反而该庆幸正是哈桑尼的离去，使其找到了能够孕育诺贝尔奖获得者的学术土壤。设想一下，如果哈桑尼留在澳大利亚，以那里的学术环境，也许一个天才就被埋没了。这篇采访十分有意义，它告诉我们一个能够公正、宽容地评价学术成果的氛围是多么重要。

联系到中国的经济学界，改革开放为经济学创造了广阔的学术空间和空前的活跃气氛，然而，在中国经济学研究水平大幅度跃升的同时，学术评价机制却仍然不够健全。

曾几何时，决策者的偏好和青睐成为经济学评价的最高标准。最近，又形成了一种气氛，把经济学价值的评判权授予了新闻记者或电视节目主持人。从经济研究学以致用、为现实的改革和经济建设服务的角度说，政策制定人的评价不失为有益的参照系。经济学家要通过媒体宣传自己的观点，也无可厚非；被记者采访越多，在新闻媒介上面曝光越多，经济学家的知名度越高，也是必然的。但是，我们还缺少一个经济学家内部的、善意却直言不讳的批评机制。也许，已经被其他评价机制捧红的经济学家，面对这种批评机制会感到不习惯、不舒服，但对于培养出中国的经济学大师、中国经济学走向世界这两个令人向往的目标来说，这种批评机制的建立却是真正的希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