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开大学中文系孙昌武教授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佛教对中国古代文化影响的研究》（批准号为01AZJ001），最终成果为专著《中国佛教文化史》。课题组成员有：崔青田、陈洪、宁稼雨、徐建华、姜剑云、王志鹏。

《中国佛教文化史》是一部比较全面描述中国佛教文化发展历史，阐述中国佛教文化的伟大成就，总结中国佛教文化发展规律的著作。全书分上、中、下三编，计150万字。

该成果的内容奠基于这样几个基本观念：一是印度佛教输入中国、中国人接受佛教的历史，是绵延长远、成果丰硕的中外文化交流史的重要部分。中国通过佛教这一南亚、中亚广阔地域，众多民族文化的载体，成功地吸纳、借鉴外来佛教文化，创造了成就辉煌的中国佛教文化，与儒、道并列，成为构成中国文化传统的三大支柱之一。二是印度佛教输入中国，在已经形成悠久而优秀文化传统的国度扎根，必须适应这里的思想、文化土壤。从其输入的那一天起，就进入了“中国化”过程，逐渐建设起自成体系、具有民族特点的中国佛教。中国佛教文化伴随着中国佛教的建设和演变而不断发展和充实。三是宗教的核心是信仰，其全部活动围绕着信仰并为确立信仰服务。但在具有浓厚理性精神和人本观念传统的中国，佛教文化的许多内容超脱了纯粹的信仰意义，取得了独立的价值，其成就和意义更为重大，影响也更为深远。

该成果把中国佛教文化的历史发展划分为四个阶段，厘定全书为三编。佛教在两汉之际传入中土，传翻经典，形成僧团，但直到西晋时期，从总体看，佛教对于高水平的文化领域影响有限。中国从对于外来佛教消极地接受、理解，到积极地消化、汲取，并在广泛的思想文化领域造成影响，是从两晋之际开始的。至东晋后期，道安、慧远奠定了中国佛教与佛教文化的基本规模，这应当算作是中国佛教文化的草创阶段。以上作为第一期。此后南北分立，政治纷乱，但宗教包括佛教（还有道教）得到更大发展的机缘。就佛教来说，与西域交流空前活跃，佛典大量传译；僧团规模扩大；仪轨、戒律完备；义学研究兴盛，师说林立；信仰在社会各阶层普遍地深入和兴旺。在这种情况下，佛教更广泛地影响到诸多文化领域，取得多方面成就。作为这一时期开始的标志的，是北方鸠摩罗什来华及其弟子僧肇、道生等人的活跃和南朝庐山僧团的活动。这是佛教在中国大发展、逐步实现“中国化”的时期，也是佛教文化建设形成规模、取得重大成就的时期，可算作第二期。南北朝末年至隋初天台宗形成，接着唐初出现一系列中国佛教宗派，标志着佛教“中国化”的完成，中国佛教从而进入了自主发展的鼎盛时期，一直延续到两宋之际，这也是中国佛教文化发展的极盛时期，是为第三期。后来理学兴起，佛教走向衰微，中国佛教在思想理论方面已很少建树，但是对于思想、文化的发展仍继续发挥不可忽视的影响，民众间更兴盛不衰地延续着信仰潮流。在这一时期，佛教在思想理论领域已经衰败，信仰上则与儒、道和民间宗教相融合，“三教调和”、“三教合一”渐成潮流，情形一直延续至今。该成果把隋唐以前归为一编，是考虑到宗派佛教已经是中国佛教发展的顶峰，此就总的文化范畴说已没有更大的变化和意义。全书这样厘定为三编叙述，应当是符合历史发展实际的。不过个别历史现象的叙述有超越阶段的，视具体情况各卷内容也有交叉。

该成果对于上述每个历史阶段，都在三个层面上加以描述和解说。中国僧团在文化方面的活动和建树是其主要贡献之一，这也构成中国佛教文化的第一个层面；第二个层面是在历代佛教影响下社会各阶层的文化活动及其成果，包括历朝统治集团、社会文化精英和一般民众活动与创造；第三个层面是思想、学术、文学、艺术等各文化领域受到佛教影响所取得的成就。这后一个层面多已和单纯信仰相疏离，而取得了独立意义和价值。

该成果使用“描述”方法，把讨论的基础确立在对于历史现象的客观、真实地描述之上。特别是因为相关许多课题学术界历来还少有涉及，弄清历史真实面貌就显得更为重要。因此该成果十分重视详细地占有资料，对于与课题相关的资料采取尽可能“一网打尽”的办法，不但重视四部书，佛、道二藏，还注意碑传、方志、笔记杂著以及新发现的考古资料等。国内，外相关著作、论文、资料，特别是国内新的论著，也尽可能搜集、参考。

该成果在对历史现象的客观描述中揭示中国佛教文化的发展脉络，探索和总结其发展规律。例如对于外来佛教“中国化”和中国佛教的形成与发展，佛教与本土居统治地位的儒学的冲突与交流，佛教与本土宗教道教、各种民间宗教的交流与交融，佛教教理对于中国思想和历代精神生活的影响，中国佛学（特别是南北朝义学师说和宗派佛学）对于一般学术与学风转变的作用，唐宋以后居士佛教的兴盛及其成就，等等，都详加描述，加以评价。同时对于各艺术领域如塔寺建筑、雕塑、绘画、书法等，也都细致地说明其成就和演变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