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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得以影响政治的社会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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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为美国确立了严格的政教分离原则。根据这一原则,美国政府中没有宗教组织的代表,国会中不设宗教组织的席位,司法系统与宗教组织毫无关系,国家财政也不负担任何与宗教有关的开支。因此,从法律上说,政府与宗教组织之间没有任何关系,美国政府可以公开宣称美国以“政教分离”立国。

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法律上的政教分离并不能阻止宗教对政治的影响,正如法国政治学家阿历克西·托克维尔说的那样,“宗教在美国不直接参与社会政治,但它却被看成是国家机构最主要的部分”。10134952事实上,宗教在美国社会中的影响无所不在,体现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作为以基督教文化为传统的国家,美国宗教不可能不对政治产生影响。对个人来说,用宗教道德指导自己的政治参与和政治立场是教徒宗教信仰在社会生活中的自然体现。对宗教团体来说,对政府和公共政策的制定者、立法机构施加影响,既是对传统道德的维护,也是宗教组织实力的体现。和任何一个利益集团一样,如果没有实力,影响无从谈起;有了众多的成员和强大的财力,对政治的影响只不过是选择何种方式的问题。

从美国建国之日起,美国的政治领袖对这一点就有着清醒的认识。美国建国时期的国父们如华盛顿、杰斐逊、富兰克林等人,都是使用宗教术语的大师,无论他们本人的信仰程度如何,他们都希望宗教能够发挥道德基础和社会凝聚力的作用。原来的美国政治家在竞选活动中无一不是使用各种手法,尽量赢得宗教团体的支持。面对90%以上的美国人声称相信上帝、50万个教会和2000多个教派组织的存在、参加宗教活动的美国人超过了参加美国社会中其他任何组织活动的人数这一事实,任何人要想在美国政治斗争中取胜,都不能无视美国社会中这个庞大的社会力量。

另一方面,宗教也是美国社会中最大的道德资源。尽管美国的立法、行政、司法系统拥有极大的权力,但这丝毫没有也不可能减少宗教特别是基督教对道德资源的提供。掌握着世俗权力的政府除了要受法律的约束之外,还要受道德的监督。政教分离使政府不可能同时拥有世俗权力和道德资源。从这一点上来说,教会与政府是美国社会中两种不可相互取代的独立因素。双方在法律上是分离的,但不是对立的。双方都需要合作,这种合作的基础就是社会对道德的需要和美国民众对政府根深蒂固的提防心理。对美国政府来说,摆脱宗教的道德监督,放弃通过与教会的合作分享道德资源,甚至站在道德卫道士的对立面与其公开对立,都是不可想象的。这种现象可以很好的解释为何美国法律有明确地禁止政府干预宗教,但从未有过禁止宗教影响政治的立法。从文化和道德的角度上看,美国宗教对政治的影响(不是对政权的参与)事实上是受到传统价值观的肯定的。尽管有自由派人士反对宗教影响政治,主张政教关系上的彻底分离,但如果没有新的道德资源和道德监督体系取代宗教,宗教对政治、社会组织对政府的影响就一定会继续下去。即使是政府领导人,也会基于现实需要千方百计的与教会人士合作,甘愿接受宗教道德的监督,以求尽可能多的从宗教方面获得道德支持。

此外,作为社会资本的最大占有者和最主要的社会网络中心,宗教拥有影响政治的有效的运转体系。由于有了立法上的保证,美国出现了宗教的自由市场,各个宗教都可以在美国自由发展。在美国早期的历史上,初到美国的移民唯有通过宗教才能保持他们的文化和传统。经过长时间的发展,教会变成了社会资源的重要基地;道德与价值、社会联系、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信任与合作、社团之间的交往与帮助、移民文化传统的继承等,都是以教会和以教会为核心的网络而实现的。教会同时为社会提供了大量的志愿者、社会慈善服务力量、社区领导、选举参与者等。通过教会,传统的价值观和公认的道德准则得到了发展,社会的许多需要得到了满足。参加宗教活动和宗教组织的人在为教会增加社会资本的同时,也从教会得到了其他任何组织都无法提供的归属感、安全感和精神慰藉。从社会结构的宏观角度看,在美国,教会是教育群众、组织群众、动员群众的最好形式。教会的网络结构可以使宗教在看似无序的茫茫人海中,极为有效的使用社会资本,对包括政治在内的各种社会问题迅速做出反应。

所有这些,都表明尽管在世俗政权与宗教团体的组织关系上,美国是一个政教分离的国家;但在社会与政治生活上,宗教对美国政治的影响却是无处不在的、全方位的。宗教对美国政治的影响,是一个以何种方式、在何种程度上体现的问题,而不是一个是否或能否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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