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这个题目其实很不成熟，张炼红老师让我讲讲上海的电影，我因为最近关注五六十年代电影，那就粗浅地讲一下目前的想法。

关于“上海摩登”，在绝大多数人的理解里，都和灯红酒绿纸醉金迷有关，无论是极尽奢华的大都会生活——汽车、洋房、雪茄、回力球馆等各色娱乐和现代设施，还是先施公司、汇丰银行等象征着上海金融位置的国际符码，上海都在传统空间中占着一个很先进但也相当腐朽的文化位置。因此，“上海摩登”是一个性格分裂的指称。在和世界大都会文化进行斡旋的时候，上海是当仁不让的首席，但是，回到革命中国的脉络里，上海也是当仁不让的恶之花，是20世纪中国的原罪，或者说，现代文学中最重要的伤痕文学的根源。姑娘在上海丢了贞操，小伙在上海失了纯洁，少女没了梦想，老头老太没了力气，上海是深渊，是堕落。

所以，如何面对这个风姿绰约的贬义词，似乎构成了上海研究的一个起点。历史地看，“上海”和“摩登”的确是“天然”勾连在一起，天然组合在一起的。像前一段时间播放的《我的团长我的团》，上海兵上战场前会把头发梳一下，就是“上海摩登”的一个略微妖魔的表达。反正，影像表现中，上海女人也好，上海男人也好，出门前，会下意识地抹下头发整个衣衫看下鞋子，不像北方人，出门立马扬手黄包车或出租车。而就因了这出门前两秒钟的自我打量，上海人在精神和物质上都被赋予了一种精致的追求，而外地人在这摩登的压力前，也自然而然把上海人当作一种更特异的物种。不过，和一亿个上海人擦肩而过，和一万个上海人打过交道后，我的感觉是，上海人务实，也浪漫；上海人精明，也朴实；上海人世故，也忠厚。

在“上海摩登”内部，与时尚腐朽“夜上海”这个传统同枝并存的，其实一直有另外一个传统。这个传统，很多年前，曾经同时出现在穆时英的小说中，左手清晨的普罗，右手夜晚的腐女，而穆时英从出道开始的左手转到之后的右手创作，曾经被视为一个谜，但是，在上海住久了，你会发现，这也不过是这个城市的一体两面，只是遗憾的是，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上海叙事中，这个左手的传统被有意无意地遮蔽了。而在五六十年代的上海电影里，一直流淌着这个传统。《女篮5号》（1957）、《万紫千红总是春》（1959）、《今天我休息》（1959）、《大李小李和老李》（1962）、《女理发师》（1962），这批电影中，都有很美好的上海形象。那时候上海天气晴朗，不像现在的上海影像，无论是《苏州河》还是《海上传奇》，上海总是乌漆抹黑，从来没有三分钟以上的好天气。五十六年代的电影不同，那时人和人的关系晴朗明亮，电影开头都是白天的上海，出门大家互相打招呼，家里没老人的双职工可以把孩子送到邻居家，女性都想自食其力，路上遇到陌生人需要帮助，全部的人都会围上去，那时候有一种氛围，现在我们把它叫作社会主义大家庭。

这白天的上海，当然主要是社会主义美学的因果，但我又觉得，这里面不仅仅是社会主义美学，因为你去看，在塑造这种社会主义美学的电影中，上海又是特别有口碑，塑造得特别迷人的。为什么呢？我觉得这跟上海悠久的“专业性”有关，这个专业性，本质上是“上海摩登”的核心部分。我这样说，可能骨子里是想从“上海摩登”中抢救一些东西出来，否则“上海摩登”就永远精神分裂了。

而上海的这种专业性，可以同时表征为一种质朴的摩登气质。由于时间关系，我只说这些电影中的女性人物。比如，《万紫千红总是春》中，由张瑞芳扮演的走出家庭参加里弄生产的蔡桂贞；《今天我休息》中，由上官云珠扮演的儿科大夫；《大李小李和老李》中，蒋天流扮演的加入全民运动的妻子；《女理发师》中，王丹凤扮演的女理发师。这些演员，都是一线女明星，搁今天，都是比章子怡更火的人物，但是，她们扮演的，都是特别具有奉献精神特别热爱劳动，而同时，又特别具有专业特长的女性。在她们身上，劳动和美丽天衣无缝相接，没有任何违和感，前者在后者身上植入了朝气蓬勃，后者向前者传递全新的最好意义的现代主义审美。这个摩登的上海不是被声光化电缔造的，相反，她全部的摩登都是在太阳下得到赞美和强化的，不像现在的女演员，要表现她们的魅力，是完全无法用劳动去展现的。

我把五六十年代的这种气息概括为“上海摩登”的青春气质。在这些电影中，女性所具有的摩登性是一种真正的革命性，一种空前的美学革命，一种空前的政治解放。她们通过自己的劳动、自己的技术，获得与这个社会、与男性商榷的能力。在这些电影中，导演经常会设置的剧情是，丈夫和妻子的摩擦，而她们与丈夫斡旋的，就是她们的新能力。比如《女理发师》，比如《万紫千红总是春》。女理发师蒙着脸（王丹凤是多么美啊！）给自己丈夫理发，用手艺说话；《万紫千红总是春》中，赵丹扮演的丈夫下班回家，偷偷去看在里弄工作的妻子，他看到妻子手拨算盘，有一种震动，他发现他妻子在工作中是那么的从容专业受人喜爱，这种视角这种电影大大扩展了“上海摩登”的格局，男性看女性，不是关注容颜，而是直接领略她们的工作气质，她们的精神面貌，这是一种技术清新感，一种新形象带来的崭新生活感，借此，仅在“声色”“颜值”上被观照的上海形象被重新打造了，这种新的观看方式和格局带有一种“清晨”气质。在这个“清晨”结构里，由劳动技术所引发的感情体验方式是对“上海摩登”的一次创造和唤醒，而“上海摩登”亦借由这种白昼美学而焕然一新。

所以，我有时候会想，熙熙攘攘轮番登场的世界，上海可能还是坏得最慢的地方。不是因为此地民风淳朴，民风淳朴的地方常常崩盘最快，上海受制于现代精神中的“专业”，最终把这种专业转化成了一种道德。这种道德，在“上海摩登”的语义场中，我把它视为一种“清晨性”，如此在解释五六十年代的上海时，我们可以多一重维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