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有关当代文学的研讨会是颇多的。这些研讨会或总结经验，或研究现状，或探索创新，或提出问题，反映了这一年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界的动态。下面简要介绍其中比较有影响的会议。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第七届年会”于1991年10月23日至26日在北京举行。会议的中心议题是如何评价新中国文学。与会者认为，应该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与方法论，运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观点，去做好新中国文学的全面认识与评价工作。许多专家学者批评了唯美主义的文学观念。文学固然是审美的，但它又是社会意识形态，是社会上层建筑中的审美意识形态。把文学本体归结为只是审美，只是美的形式，那决非是对文学本质的全面、深刻的认识。如果用这种唯美主义的文学观念去看待文学作品，把涉及政治、道德、宗教、哲学倾向的作品都看作“非文学”，那只是对文学的一种片面的肤浅的认识。这不是抬高文学，而是贬低文学。

与会者对新中国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学评价问题也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不同意对十七年文学采取一律贬抑的态度。总的来说这时期文学的成就不容低估，十七年的许多作家和作品至今仍是我国社会主义文学的骄傲。有的论者指出，不能简单地认为“文革十年”是“一片空白”。实际上七十年代发表和出版了不少作品，今天也须更加认真地清理和研究。对新时期十三年的文学，与会者多数认为成绩巨大，不容否定，但1985年前后情况有所不同。关于新时期文学是否已告一段落的问题，有人认为1989年后文学已发生新的转折，明显地纠正了前几年文学中的偏差。有人认为九十年代文学仍然是新时期文学的继续，因为总体社会历史条件仍无变化1201521。

“中国当代文学学会第十届学术研讨会”于1991年12月24日至27日在广州召开。这次研讨会多层次、多角度地探讨了当代文学与传统文化的“血缘关系”。与会专家、学者认为，中国当代作家从传统文化中吸取了丰富的营养，他们在创作中不仅努力弘扬民族文化精神，寻求中国文学的独特品格，进而使当代文学以独特的风采为世人瞩目，而且努力便传统文化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中发挥积极的作用。传统文化与时代精神的结合，是当代文学健康发展的重要前提1201522。

一些与会者认为，当代文学是文学的建设时代，不应重复“反传统”的口号。“文革十年”和80年代中期出现的反传统思潮，是对传统的情绪化简单否定，是一种非理性和反理性的表现，结果只能是抹杀传统文化的正面价值，听任传统文化的负面影响在创作中泛滥。

一些与会者指出，中国当代文学受传统文化、文学的影响，但不能和传统文学划等号。对于传统文化不能采取简单的态度或非此即彼不肯定即否定的做法，而应该用唯物辩证法来分析传统文化，在创作实践中实现创造性的转化，对传统文化进行自觉的良性选择1201523。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当代文学研究室、台港文学研究室与福建省《台港文学选刊》编辑部联合举办的“中国当代文学：大陆与台湾”学术座谈会，于1991年11月5日至6日在文研所召开。与会者就两岸文学发展的历史、现状以及未来走向作了较为广泛而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和探讨。与会者认为，在祖国统一的历史背景下，应将大陆与台湾乃至港澳等地区的文学作为一个综合体系纳入我们的文学视野。对两岸文学形态异同的把握，应以同根、同源、分流、整合为基本视点，在此前提下，一方面把两岸文学纳入到华夏文化的统一背景下来考察，另一方面又必须对两岸文学的个性和差异有充分的、清醒的认识。与会者本着认同辨异、求同存异的原则，分别就两岸文学的文化，景观、创作思潮、创作形态、创作视角、创作队伍构成等方面的问题进行了交流和探讨。同时，还分别就两岸小说、诗歌、散文、戏剧、儿童文学以及台湾文学研究现状等作了比较研究。

与会者认为，今后两岸文学的研究应注意几个问题。第一，从实际出发，尊重两岸文学的基本事实，在此基础上展开对两岸文学的全面比较和广泛交流，以期建立中国当代文学整体研究的新格局。第二，加强比较研究，认同辨异，取长补短，共同促进两岸文学的发展与繁荣。整体比较的目的不是把台湾文学硬性拉入大陆文学体系之内，而是力求辨明彼此的异同。由互补而达到融合。第三，倡导多专业、多学科的交叉结合，注重全方位多视角的立体研究。第四，确立富有学术意义和价值的研究视角1201524。

中宣部文艺局、中国文联、中国艺术研究院于1991年12月16日至19日在北京召开了“文艺评论研讨会”。与会者对1991年文艺形势的看法是：成绩很大，问题尚多，任务艰巨，前景乐观。如果不能充分估计已经取得的成绩，就会产生悲观主义的情绪；如果看不到面临问题的严重性，就会产生盲目乐观、麻痹大意的心理。与会者认为，要进一步发挥文艺批评中应有的政政批评的功能，深入清理影响创作和群众思想面貌的深层次理论问题，深入清理否定、丑化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以及存在其他严重错误倾向的作品，同时还要加强对于当前文艺创作中出现的新问题的研究，拿出更多的以理服人、以情动人的有份量的文章。

与会者指出，要继续坚持主旋律与多样化辨证统一的原则。没有主旋律，就要失去社会主义文艺的主导性的时代内容；没有多样化，就不能满足人民群众多层次、多侧面的审美需要。放弃了这一辨证统一的原则，也就放弃了文艺为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服务的目标，最终必将导致社会主义文艺本质特征的消解1201525。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华中师范大学等单位共同主办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学术讨论会”，于1992年4月下旬在武汉举行。会议就如何评估当代文学史研究的成绩与问题，如何进一步深化这门学科的研究，进行了热烈而卓有成效的讨论。与会者充分肯定了新时期我国当代文学史研究取得的巨大成绩，迄今正式出版的中国当代文学史著作（包括通史、文体分类史、地区史、编年史、少数民族文学史等）不下30种。通过编写文学史的锻炼，形成了一支当代文学史研究工作者的队伍。初步理清了新中国文学发展的基本史实，对重要的文学事件、文学对象、文学思想斗争的来龙去脉有了大体一致的认识，对主要的作家作品的评价也比较接近，对文学发展的规律作了一定的探讨和总结。

与会者指出，当代文学史研究存在几方面的问题与不足。第一是文学史观念问题。纵观现有的当代文学史，大多数都未从作家作品论相叠加的框架里越脱出来，而且从材料取舍到观点阐述都大同小异，必须有新的观点和新的角度。第二是文学史的个性问题。应加强学术个性，有自己的文学史观，有自己的独立见解和新的发现。不仅应该有更多个人编写的文学史，而且应该有不同类型的文学史，如教材型和学术型，通史与文体分类史，以及涵盖台港澳的中国当代文学整合史。第三是当代文学的性质问题。当代文学不都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与会者大多赞成把中国当代文学与社会主义性质的文学加以区别。第四是如何正确对待‘左’和右的影响问题。有人认为。对政治上的‘左’否定得较彻底，而对文艺思想中的‘左’分析批判不够。有人认为，一律用‘左’和右就是混淆学术和政治问题的界限，并以政治手段来解决学术问题的做法，笼统地把学术问题称为‘左’或右，就会重蹈简单化的覆辙。第五是实事求是地公允地评价作家作品的问题。能否实事求是地公允地评价作家作品，这是衡量文学史家是否具有史识的重要标志。文学史研究者建立纵向和横向的比较视点十分重要和必要，否则就难免失衡。第六是当代文学史的少数民族文学的地位问题。一部完整的当代文学史理应包括各兄弟民族文学的发展史。要写好中华各民族的当代文学史，应开拓各民族文学关系史的研究。第七是当代文学史的名称和分期问题。有人叫“当代文学”，有人叫“新中国文学”，有人叫“20世纪下半叶文学”；有人主张上限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起，有人主张从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讲会上的讲话》起；下限呢，有人主张到1989年，以后便叫中国九十年代文学，有人主张不提“下限”；具体历史分期，有将40年分为3段或4段的，也有人主张不作细分的。

与会者对深化当代文学史的研究，发表了许多有价值的建设性的意见，关键还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史学方向，这对进一步提高当代文学史的研究水平，将会产生深远的影响1201526。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举行的“文学史学研讨会”上，对当代文学史问题，有人认为，“当代”与“史”是两个相互矛盾的概念。这种看法认为，当代文学表明文学正处在发展着的状态，没有一个积淀的过程，难于从中把握历史发展的脉络和探索其内在运动的规律性。文学史研究与现实政治的交叉，也使对一些作家作品和文学现象的评价，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变化，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在历史高度上对当代文学做出科学的评价和全面的概括。另一种看法认为，历史是演变的过程，总结历史同样是不断认识、积累的过程。当代文学发展的40年，已形成了一个历史时期，许多作家、作品及文学现象完成了自身的阶段发展。以一种慎重、客观的态度，分析这段历史的研究对象，概括阶段性的发展，总结其中的规律，是当代文学史的重要任务1201527。

由《文艺理论与批评》编辑部、四川大学中文系等12个单位联合发起组织的“全国文艺批评学术讨论会”，1992年5月28日至31日在成都四川大学召开。与会者认为，深入学习和研究毛泽东文艺批评学说，对于繁荣社会主义文艺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与会者认为，进一步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文艺，必须加强文艺理论与实践的研究，活跃正常的健康的文艺批评。文艺需要真切的批评，那些或吹捧，或看风使舵，或简单粗暴的庸俗的批评，不利于社会主义文艺的繁荣。文艺批评方法的多样化，可以从多角度多层次上展开文艺批评；但是批评的多样性，绝不等同于指导思想的多元化。发展社会主义文艺批评，必须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一元论，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研究文艺问题，做到政治与学术、革命性与科学性的高度统一。现在值得注意的是，有人把指导思想与批评方法对立起来，把学术与政治绝对地对立起来，试图淡化文艺的意识形态性，否定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指导意义。

与会者认为，文艺批评要掌握科学的批评标准。恩格斯提出用“历史的和美学的观点”研究文艺，与毛泽东同志在《讲话》里提出的“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的观点，在基本精神上是一致的。“历史的”观点与“政治标准”的提法，主要是就文艺的意识形态性而言；“美学的观点”与“艺术标准”的提法，则指文艺现象或作品的内容与形式所表现的审美特征。文艺批评标准体现着一定的价值观念，包含着政治的历史的与艺术的美学的两个层次。文艺不能脱离政治，文艺批评不能回避政治批评。批评必须以作品为对象，紧密结合作品的内容和形式的特征。文艺批评要讲科学性、明晰性和艺术性。为此，应坚决杜绝本本主义的批评，教条主义的批评，粗暴的批评1201528。

由华中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湖北省文联主办的“92年中国当代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于10月在华中师大举行。来自日本、德国、法国、加拿大、瑞士、马来西亚、新加坡等等外国学者与中国学者一道，围绕“当代中国的发展与中国当代文学的变革”这一中心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与会者淡及最多的是新时期文学的研究。世界文学格局中的中国当代文学、新时期文学与“五四”新文学以及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大陆文学与台港澳以及世界各地华文文学的关系，都是与会者共同关心的话题。而商品经济大潮对文学的冲击则是这次研讨会的一个热门话题1201529。

1992年12月22日至23日，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当代文学研究室联合在京举办了“留学生文学暨域外题材作品研讨会”。与会者提出留学生文学成了一种新的文学现象，为当代文学带来新的形象与信息。与会者认认，留学生文学的兴起，是传统母题在改革开放条件下的延伸。“五四”以后，我国文坛上曾出现过以郁达夫的《沉沦》、闻一多的《洗衣歌》为代表的华人在海外的生活为题材的作品，这些作品对我国现当代文学的发展产生过深远的影响。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我国出国的人越来越多，这类留学生文学就应运而生了。留学生文学成为热门读物，原因是多方面的。自然与近些年的“出国热”相关连，它满足了社会上一些人中存在的“淘金梦”。更重要的原因在于这些作品以新的视角描绘了海外生活，给人提供了大量活生生的新的信息，比较实事求是地展示了西方资本主义的长处和短处。有的作品描绘了出国者经过拼搏在事业上的成功，有的作品展现了“淘金梦”的破灭。在成功者的眼中，西方并非通体光明，在失败者的眼中，西方并非一无是处。这样的描写，能帮助人们开阔视野，全面认识西方，认识世界。

与会者非常关心这类作品的思想意蕴和文化价值。有人认为，这类作品中流露出对祖国的深切怀念，表现了中华民族的强大凝聚力和爱国主义思想。也有人认为，爱国主义并不能概括这类作品的复杂内容。“乡愁”“乡情”和爱国主义是两码事。也有人认为，这类作品的重要价值在于表现我国青年在追求现代文明中的迷惘和矛盾，揭示了他们精神上的创伤1201530。

在北京市作协召开的“杨沫文学创作研讨会”上，不少人分析了杨沫小说创作的现实主义手法和特色。她的作品贴近时代，忠于生活，充分显示了一个现实主义作家的胆识和才情，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青春之歌》首次描写青年知识分子参加革命的历程，将知识分子作为小说的主角，以此来展示中国革命风云的变迁，这在当时的文坛上是一个重大的题材突破1201531。

与会者认为，杨沫的现实主义创作注重描写人物的命运，擅长刻划人物的心理活动。“青春三部曲”（《青春之歌》、《芳菲之歌》、《英华之歌》）不仅在题材上有新的开拓，在表现人性、人情方面也做了大胆尝试，为我国社会主义文艺创作如何成功地表现革命者的人性、人情世界积累了宝贵的经验。由于她大胆地掀开了人物情感世界的细波微澜，从而使革命题材的小说创作具有震憾人心的艺术力量，也打破了当时文坛上人性、人情描写的禁区。也有人认为不能给杨沫的小说创作简单地贴上现实主义的标签，她的小说中充满了抒情笔调，它的整个基调是情绪性的，是诗化了的一代人的生活与历史。浓烈的情绪化使杨沫的小说创作也具有浪漫主义的因索1201532。

1992年10月27日，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组织在京的部分作家、评论家、学习十四大文件，研讨批‘左’促文艺繁荣。与会者认为，要把文艺工作做好，应着重解决“精神文明重在建设”、“文艺界的大团结”以及“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等问题。与会者批驳了有人散布的“经济上反左，政治上不反左”和“是防止左，而不是反左”的说法，认为不事肃清根深蒂固的“左”的思想，文艺界的正常发展就无法保证。有人批评了所谓“重灾区论”，“文艺无用论”、“作家灰溜溜论”、“重提阶级斗争论”、“重新肯定文革论”、“马克思主义孤立无援论”以及一枝独放、精神教师爷、搞小圈子、给党中央添乱、不让人民高兴等等奇谈怪论和做法1201533。

其它有关当代文学的研讨会还有：“工业题材创作研讨会”、“海洋文学研讨会”、“海内外潮人作家研讨会”、“华人诗歌趋向研讨会”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