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日在静安公园和长宁兆丰广场举办了“2015首届上海街头艺术联展暨街头艺人一周年特别活动”，一批街头艺人进行了精彩的演出。这批艺人有个特点，几乎都有演出证。一年前的2014年10月25日，上海在全国率先推出街头艺人持证上岗试点，8位上海首批持证街头艺人挂牌“上岗”。他们所持的“上海街头艺人演出证”是由上海市演出行业协会颁发的，有效期一个月。目前，共有46位街头艺人拿到了上岗证，据了解，这些街头艺人学历高、年纪轻，其中80后占70%以上，有些是双学位获得者和博士生。

持证上岗，这标志着街头艺人这个职业首度合法化。我以为，此创举对城市的发展尤其是城市文化空间的营造有着重要意义。

首先，街头表演是城市一道不可或缺的文化景观。

美国的纽约、旧金山，英国的伦敦，法国的巴黎，日本的东京，印度的孟买，乃至我国的香港、台北等国际化的大都市里，都能见到街头艺人的身影。西班牙的巴塞罗那有一条兰布拉大道，被探索频道评选为全球13条名街之一，原因就是整条街的丰富的街头艺人。

作家毕飞宇曾告诉我，他每次出国都会花大量的时间站在街头看演出。2005年，他还参与了一次街头表演。那时，他看到一个苏联的拉手风琴的艺人，特别想和他合作一下，但是他唯一能跟他合作的就是国际歌，于是街头艺人拉起手风琴，毕飞宇唱起了国际歌。为此，毕飞宇还挣了5块钱，这成为一段非常美好的回忆。

现在在上海，人们不仅能在剧院看精致的演出，也能在上海的街头看到很草根的街头艺术，这往往会给行人带来一份意外的惊喜。如今各地都在建高楼大厦，使得海内外很多大都市都是如此的相似，都是钢筋水泥，都是车水马龙，街上来来往往的都是行色匆匆的行人，但是若在街头能忽然邂逅一场美妙的音乐，能偶遇一个静止的人体雕塑或非常民间味的编制艺术，等等，这都会给人们的日常生活带来很多不同，也给城市带来一道与其他城市不同的风景线。街头艺术也是城市重要的艺术资产，最能实现“艺术生活化、生活艺术化”的状态。

其次，街头表演能给城市的文化艺术带来活力、创造力。

从纵向看，街头表演是一个历史悠久的职业。有史以来，历史上繁荣发达的城市中都有街头艺人的身影。很多艺术种类也是在街头繁衍发展的。滑稽戏、评剧等戏曲剧种都在露天广场、草台这些地方演出过。到了当代，街头也可以成为前卫艺术的诞生地。在一些艺术形式还不成熟，无法登堂入室时，街头空间就可以成为它们绽放的平台，街头艺人也可以借此检验自己，在直面观众的过程中，得到最直接的市场反馈，由此不断自我调整、发展、创新。

街头艺人们在街头的表演形成了一个自由的、原生态的空间，这也是最适宜于艺术发展的生态，优胜劣汰都是自然发生的，只由观众来决定其表演的成败。相比于有些在封闭式的环境里发展的曲高和寡的艺术，在民间的土壤里生长的艺术，更贴近观众，更有生命力。

同时，街头表演对于城市市民也是一种考验。街头艺人的表演或作品并不定价，观众自愿给小费。在国外，游客放钱时，都很礼貌，欠下身子双手放钱，一般手离箱子的距离不会超过1尺。然而，国内的游客显然还没有这样的习惯，很多人都是直接把钱扔进箱子，有时风大，钱会飘到箱子外。这时，一些艺人都会善意提醒。一位街头艺人告诉我，他会委婉地对带孩子的家长说：“麻烦您把钱拿起来，让孩子重新给一次，从小培养孩子尊重别人的习惯，欣赏别人的艺术眼光。”对于街头艺人而言，他们希望得到的不仅是小费，更是欣赏和尊重。生活中，并非每个市民包括孩子都会去剧院的，那么，好的街头表演也能让大众得到艺术熏陶。街头表演无疑也是普及艺术的一种途径。

最后，街头艺术的繁荣也是一个国际大都市繁荣与成熟的标志之一。

2004年，著名剧作家罗怀臻担任上海市人大代表时，提交了一份议案，提议上海建立地方法规，允许街头艺人的表演。经过十年的呼吁、酝酿，街头艺人终于合法化。为何这个破冰之举要经历十年的等待和准备？因为问题很复杂。

在国内很多城市，街头艺人的表演是一个社会问题。即便能容忍也不会鼓励。在老一辈人心目中街头艺人就是耍猴、变戏法、练气功的，对于现在的年轻人来说，街头艺人就是那些拉着不着调的二胡的残疾人或在地铁上放音乐假唱的乞讨者。在这样的大环境下，真正有理想的街头艺人就很容易被误解。有位年轻的街头艺人告诉我，他在街头表演时，会有一些老人带着惋惜的口吻责备他：“年纪轻轻的，跑出来要饭干嘛？”更多的时候，他们尴尬甚至狼狈地与城管玩着“猫抓老鼠”的“游戏”。所以，上岗证对于街头艺人很重要，是一种身份的证明，表明他们是有专业素养和表演天赋的，以区别于街头卖艺乞讨的人。

不过，有时想法是好的，要实施起来远非想象中那么简单。2008年，“关于制订《上海城市街头艺人管理条例》的议案”获表决通过，使“街头艺人合法化”这一项动议开始孵化、酝酿。当时上海市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就此召开专题论证会，文化稽查、文化管理、城市管理、市容管理、公安、交通、税收等十几个职能部门都过来了。事实上，一座大城市要实行一个突破惯例的创举，需要很多主管部门协调。而这也是对政府相关部门的一个考验，对于一个好的创意，各部门是“踢皮球”还是共同协作，上海这座城市选择了后者。

上岗前，8名街头艺人还与演出行业协会一起订立了“不定价、不销售、不乞讨、不扰民”等14项持证上街的职业约定，参加了一次街头艺人职业素养的培训。持证条例要求街头艺人以“定时定点定式”的方式工作。这些规定也引起了一些争议，有人认为，持证上岗除了会破坏街头表演的原生态外，还会剥夺大部分街头艺人的表演权利。还有人认为，既然有证，就不要限制街头艺人生存的空间。然而，若全面放开，没有一定的门槛，到时鱼龙混杂，街头表演变成一种人人赚钱的手段，这又怎么办？如何让更多的艺人走上街头？表演的样式如何更专业、更丰富、更多元？这些都是相关部门需要面对的问题。这也意味着一个自由的纯粹的艺术环境是需要有相配套的成熟的系统体系维护的。

当然，街头表演空间不仅仅属于持证上岗的艺人，专业艺术院团也可以在这个空间绽放。最近，在上海的公共空间经常能看到重量级的演出，上海草坪音乐广场上上演了著名小提琴家列宾与捷克布拉格交响乐团音乐会、北方昆曲剧院大师版昆剧《牡丹亭》精粹等，在嘉里中心，美国BANDALOOP高空舞蹈团表演了高难度的“空中芭蕾”。这些都属于2015年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艺术天空”系列的演出，近600场的免费演出给市民带来了非常丰富的艺术大餐。此外，越来越多的高水平艺术团队也愿意在公共空间演出。比如上海昆剧团已经在豫园演出，再比如，著名指挥家曹鹏老师创立的上海城市交响乐团也不时在广场上演出。他们还有过一次特殊的演出经历。2010年，上海胶州路大火后遇难者“头七”忌日，超过十万的上海市民前往凭吊，上海城市交响乐团的成员也到场自发地用音乐安抚城市的忧伤。在音乐声中，那些最初情绪很激动的人平静了下来，默默地流泪，很克制地表达着自己的情绪。这场演奏会也被认为是“最高尚的悼念方式”“真正感受到了这个城市的腔调”。当年，在“9·11”的废墟下，也有音乐家带着小提琴自发地演奏，这是艺术家面临灾难时的义不容辞。如果艺术家与民众既能通过艺术一起享受欢乐也能一起承受不幸，这也是一个城市及其市民成熟的标志之一。

当然，目前上海的街头表演空间还没有达到人们理想中的状态。在上海这么一个大都市里，要能在各个街头看到各种形式的高水平的表演，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不过既然已经“破冰”，相信理想终可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