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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意识形态和政治运动的民族主义，是一个难以放到一种明确的概括性理论框架中来领会的事实。它那深奥的变幻莫测性和围绕它周围的诡辩论，与任何一种研究它的特征的理论尝试都难协调一致。解释民族主义是困难的，试图找出一些民族主义运动和意识形态的发生、发展和停滞的可能性更加困难；一些民族主义运动和意识形态，其目标不同是显而易见的，如潜藏在国家民族主义、自治民族主义、分离民族主义或复土民族主义褶皱中的目标就大不相同。但是，研究民族主义的具体案例，与旨在完善而不是取代具体案例研究的一般理论尝试应当是不矛盾的。不管怎样说，从各种民族主义相互保持的影响中，从各种民族主义都产生于一个相互依存的世界的相似政治背景这一事实中，尝试总结有关民族主义的一般理论总是有自己的理由的（J.Anderson）。
本书探讨过的一些途径，可以帮助我们深入了解民族现象的本质。“政治”民族和“文化”民族之区分，是理解以这两种民族观念为支柱的两种民族主义理想的基础。政治民族主义包含着一种高度的功能与实用含义，同时包含着对一种通常与自由-民主政治制度相连的民族-国家形式保持忠诚的合法性与发生性源泉。相反，“文化”民族主义倾向于强调一些令人激动的和令人不安的方面，不大考虑工具逻辑，完全遵循着把民族视为目标本身而不是为政治生活服务的器械的思维方式。但是，如果想避免附和“西方”民族主义与“东方”民族主义之间有区别的论调，那就需要牢记类型学（如同“政治”民族和“文化”民族之间的区别那样）的理想特征不可能阻碍各种实际的民族和民族主义的出现，在这些民族和民族主义中，归因于理想模式而形成的基本特征是相互联系的。
前文已指出，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和运动可能具有的功能是多样的。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对那种带有当代伟大政治思想的民族主义进行类型学分析了。有一种自由-民主的民族主义，其目标是争取一种以自由和民主为特征（前文指出的“政治”民族主义的理论模式）的国家合法化；还有一种可能性是，“文化”民族主义在追求消除不合乎自由价值观内在和外在要求的旧的政治组织形式时，也具有这种自由-民主的特征。在19世纪下半叶和20世纪初叶，反对历史进程造就的各种旧帝国的中欧和东欧的民族主义，其大部分要求可以认为是自由-民主的。
自19世纪末起，西欧大部分民族主义滑向右倾，这使我们看到一些通常被称为保守的和反动的、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开始追求独裁和专制制度合法化的民族主义。民族主义与社会主义政党和共产主义政党的复杂关系，民族主义与殖民地世界的解放运动的复杂关系，以及民族主义与自20世纪60年代起西方社会的激进团体和运动的复杂关系，可使我们看到一些独特的革命的和激进的民族主义。此外，我们还要注意到一些“文化”民族主义特有的活力：无论是在提出自己的政治咨文方面，还是在代表和整合新的社会力量方面，“文化”民族主义现都表现出一种适应新时代的超常能力。
说到这里，似乎应该谈一谈在当今世界受到特别赞赏的一些有关民族主义的产生与发展的真知灼见。具体来说，应该提到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Anderson）、厄内斯特·盖尔纳（E.Gellner）、埃里·凯杜里（E.Kedourie）和以赛亚·伯林（I.Berlin）的观点。无需说，选择这几位学者的观点，即是把另外一些学者的突出贡献暂且放到了一边，我在这里只举几个最近的和最有意义的作者，他们是：米洛斯拉夫·赫洛奇（M.Hroch，1985/1990），埃里克·霍布斯鲍姆（E.J.Hobsbawm，1972/1977/1990），P.埃尔特（P.Alter，1989）和安东尼·史密斯（A.Smith，1971/1976/1988）。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1983）的出发点，是把民族（nacion）视为一种以自己的空间界限和自己对政治主权的诉求为特征的假想共同体。民族主义是能够赋予这种共同体生命的思想力量，同时又是如下一种过程的结果，这个过程是：与宗教、神圣语言和旧君主制遭到销蚀的同时，在一种生产制度（资本主义）、一种通信技术（印刷）和天生的人类语言差异之间，产生了“完全是意想不到的且又是爆炸性的互动”。
当代世界的民族主义推动力和继之而来的民族建设（construccion de las naciones）
19世纪一些帝国解体后形成的那些新兴的欧洲民族，与美洲民族的不同之处是它们具有自己的语言；此外，另一个并非没有意义的现象是，这些欧洲民族参考了其他民族的政治模式（美国、革命后的法国、西班牙语美洲）。教育、商业、工业、通信和国家机器的发展，为这些旧的民族国家（Estados nacionales）内部统一带来了新的推动力，从而刺激了它们的“民族化”过程，产生了塞顿-沃特森（Seton-Watson）甘冒混乱之险所说的“官方的”民族主义。的确，如同塞顿-沃特森指出的那样，在某些时候，例如在俄罗斯，面对可被称为民众民族主义的东西，“官方的”民族主义产生了反作用效果。但同样正确的是，也有一些由国家推动的“官方的”民族主义，一点反作用效果也没有，相反却与源自一种自由政治秩序或一种对外扩张政策的要求密切相关。最后，在描述这些民族和民族主义类型时，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还提到了伴随非殖民化过程而产生的民族事实，认为这些民族和民族主义可以把“美洲的”民族主义（接过殖民地理界线和帝国语言）、欧洲“民众的”民族主义（民众意愿和动员意愿）和“官方的”民族主义（凭借从殖民阶段继承下来的政治工具实行“俄罗斯化”政策）三者的特征结合在一起。
厄内斯特·盖尔纳无疑是从社会学视角研究民族主义最有影响的学者之一。他对民族主义所持的有点自相矛盾的态度（否定文化民族主义之说，赞同民族主义的普遍性和功能性），在民族主义者中间和反民族主义者中间都引起了抵触情绪。他的出发点是要彻底打破文化民族主义思想本身的神话。在指出文化民族主义试图证明国家的存在依赖于一些文化事实时，厄内斯特·盖尔纳揭示了这种愿望不仅与历史不符，而且提出了显而易见的严重的现实问题：文化的复杂性不可能按现存的以文化特征为界线的民族存在创立那么多国家。在确立只有国家的存在才可使民族主义要求得到有效保证的观点后，厄内斯特·盖尔纳强调了传统社会与民族主义的要求大不相容，指出这表现在这类社会的主要特征是地方基础的政治组织或帝国意志的政治组织。
只有资本主义，更确切的说法是工业主义，才能发现需要民族。持续的经济增长、一定的平均主义、对一些专门教育机构的需求，是民族主义答案中必不可少的内容：“民族主义深深扎根在工业社会的各种建构需要之中。民族主义不是一种因思想变态而产生的运动，也不是一种因情绪过分而进行的运动。一般来说（实际上几乎没有例外），虽然那些加入民族主义运动行列的人们不可能明白自己的所作所为，但民族主义运动则是一种深刻变革的外部表现，而且是不可避免的。”不管怎样说，与文化民族主义天真幼稚的愿望相反，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民族的创造力量是这些社会需要推动的要求，而不是族类-语言存在本身的力量。这样说并不意味着向“传播主义的”解释投降。因为这样说的意义在于指出了民族主义是对工业社会的普遍性建构需要所作出的回答。这样一来，就可以不再把民族主义当作意识形态批判，转而以宿命论的心情接受它是不可避免的。
厄内斯特·盖尔纳反复证明工业社会的国家与民族国家之间的一致性。他还特别在最近发表的一些文章中坚持如下很有意义的观点：在工业化推动下出现的新的“自为”民族，可以与新时代激情产生前就已存在的基本上是文化特征的旧的“自在”民族不相重合。
埃里·凯杜里的态度，等于是抛弃社会学视角固有的“全部”观点。他利用两位特别著名的人物——汉斯·科恩（H.Kohn）和卡尔顿·海斯（C.Hayes）的研究成果，重新回到了一种直线式历史-思想解释的思路上。在自己的《民族主义》一书中，埃里·凯杜里从确认民族主义学说的牢固核心出发，试图为解决各个居民群体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提供一种正确的标准。这种民族主义学说认为，人类是自然地分成按一些文化标准确定的民族的，只有民族才能成为适当的与合法的国家组织的支柱。新奇的是，这一产生于19世纪初的思想，今日仍是西方政治修辞中毫不动摇的一个原则，并因此成为当今世界政治修辞中的毫不动摇的一个原则。由此出发，埃里·凯杜里试图追踪这一学说的历史-思想由来。法国革命可能是这种民族主义学说得以繁荣的一个必要条件。但是，为这种民族主义学说成为可能打下思想基础的，则是德国政治哲学。
康德坚持的个人自决原则，是这种民族主义的始端。埃里·凯杜里说，他是沿着康德开辟的道路，考察了赫尔德（Herder）、费希特（Fichte）和其他有能力把那种自决原则与差异性心愿结合起来的学者后来创立的民族主义学说。这种德意志有机民族主义的意义，是按照严格的文化尺度（其中语言占据决定性地位）来界定民族；这些早期民族主义见解所依据的思想，是相信只要为一个需要有自己的国家组织的民族实体效劳，民族的成员就可获得自己的自由并有所成就。这种对民族主义思想由来的解释，得到了一系列历史学-社会学观点的完善，这些观点包括对历史学在民族主义问题面前的地位评价，以及对民族主义思想家的社会基础的看法。
确定民族主义的由来后，埃里·凯杜里开始考察民族主义的政治动力，特别注意拿破仑的实践，并研究了一种美学环境的再造与形成问题，以使这一学说的传播建立在适当的框架之内。在指出自由-民主逻辑与民族主义逻辑之间的实质差别后，通过深刻阐述由于支持第一次世界大战获胜国的民族主义，民族主义在中欧和东欧的普及所引发的浩劫，埃里·凯杜里结束了自己的研究。此外，在其前期研究成果《非洲和亚洲的民族主义》一书中，埃里·凯杜里对民族主义思想在欧洲以外的传播进行了解释。
深入研究埃里·凯杜里的所有著作，不难看到其中存在相当大的保守成分，这一点成了亲民族主义者与亲专制主义者都大加批判的对象。虽然有人（如安东尼·史密斯）指出了埃里·凯杜里的目标只是描述了民族主义的发生与发展，但很少有人注意到埃里·凯杜里拒不承认一种不一定与“官方的”民族主义保持一致的政治民族主义的意义，这种政治民族主义与他所描述的文化民族主义平行地贯穿于西方当代历史之中。
以赛亚·伯林是我们要提到的第四位和最后一位学者。他无疑是20世纪最伟大的政治哲学家之一，此外还是专门的政治思想史和普通政治学领域的具有重要影响的学者，但他不是民族主义研究方面的专家。以赛亚·伯林提出的理解民族主义的几点关键特征，与埃里·凯杜里使用的标准没有本质上的不同，难免局限于只研究我们一直称为文化民族主义的东西。以赛亚·伯林说，这种文化民族主义思想可能是一个公理，它使人们生下来就属于一个其生活方式不同于其他民族群体的生活方式的民族群体。个人的特点是由这种自然归属造就的，不考虑这种情况就不可能深入理解人类。民族存在只能理解为一种生物机体；当本民族价值与其他民族价值发生冲突时，民族主义者就要求压倒其他民族。捍卫一种信仰、一种生活方式或一种政治最有意义的理由，从民族主义者的角度看，也许就是他的那个“我们的出身”，他的那个与本民族共同体的一致性。以赛亚·伯林明白，这些特征是一种“理想类型”的民族主义的特征，认为“……在当今世界到处可见的所有民族主义思想中，这些特征的表现程度和大小各不相同”。
此后不久，他试图找出解释这种民族主义思想觉醒的原因。他坚持自己的出发点，认为德意志有机民族主义是参考模式，其他民族主义表现后来都在套用这个模式；一个传统社会的价值遭到打击而造成的“感情伤害”，是民族主义的动力。结果，他在一定程度上漠视了这种打击可能来源于一种好战激情、技术革命、市场的开放和关闭、某些社会群体对秩序进行的捣乱，或因种种社会变革给少数受过教育的人造成了缺乏施展的机会。但是，上述那些情况本身，并不能解释民族主义的觉醒。历史上对一个社会最珍爱的价值进行侵害的事件数不胜数，也十分复杂，但并未因此必然带来民族主义的觉醒。民族主义的觉醒，需要有一批人来提出这种政治选择。在这个问题上，以赛亚·伯林与埃里·凯杜里观点一致，认为民族主义知识分子起决定性的作用。
这种解释意味着以德意志城堡为基地承认传播主义理论。但是，除了承认传播主义思想的强大诱惑力外，以赛亚·伯林并非不晓得如下事实为民族主义创造了合适的气候，这些事实是：由于工业和官僚的理性化，旧的社会等级制度被打破了；在变化着的世界中，人们失去了感情保障；一个以传统的文化、宗教和政治价值失落为特征的新社会，充满了神经错乱和毫无章法之举。
除了历史学和社会学解释的重头戏外，我们还应注意，有关民族主义的研究必然要强调如下情况的重要性，这个情况是任何研究民族主义的严谨学者都不会忽视的：民族主义包含追求权力的决定性含义，这种权力在近代与最可塑的权力体现——国家，有密切的关系。这样，民族主义就成了一种维护现存国家合法性的天赋要求，或者成了一些新的社会单位试图获取有形政治权力的借助工具。主权国家是民族主义者最希望的但不是唯一的政治权力形式
在寻找当代民族主义的虽不是唯一的却是根本的原因时，当今世界分离主义性质的紧张局势要求人们需要重视这一最现实主义的观点，而不是坚持族类-语言特殊性和可笑的社会学解释。
（原载安德烈·德布拉斯·格雷罗编《民族主义百科全书》，马德里，特克瑙斯出版社，1998，第342～34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