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社会主义来讲，民族主义只不过是资产阶级的偏见，这应该是已经解决的问题。现实所表明的却是，它不仅没有获得解决，而且已成了可能危及社会主义这个从剥削和压迫下求得解放的原理的存在意义的东西。何谓民族，何谓民族主义，这个问题又重新向马克思主义者提了出来。

霍勒斯·B.戴维斯所著《探索马克思主义民族主义理论》一书，企图对这些问题从正面作出回答。

戴维斯在1967年曾写过一本名为：《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1917年以前马克思主义和工人运动中的民族主义理论》的书，藤野涉译，岩波书店1969年版。作者在该书中通过对思想史的探讨，指出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民族主义概念的不完整性并且对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理想的实效性提出了疑问。在这本新的著作中，作者又根据对国际政治的分析，对民族主义理论作了进一步的探讨。

《探索》一书共有九章。第一章到第三章，从民族、民族集团、语言习惯共同体的定义开始，到民族主义的伦理意义以及民族和阶级问题，这一部分属于原理的研究；第四章到第六章，研究了代表社会主义国家各个不同倾向的苏联、南斯拉夫、中国三个国家的民族问题，指出根本问题在于彻底实行民主和集权化难于两立；第七章和第八章，通过分析拉美和非洲各国的革命运动，明确指出帝国主义本国的工人运动在民族问题上的局限性以及前此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偏重于欧洲的问题；第九章，总括全书，明确指出民族主义问题在现代世界中所具有的重要意义。

在以上的论述中首先值得注意的是作者提出了民族集团的概念。作者阐明的民族集团的概念是采取了多年被忽视的考茨基的《唯物主义历史观》（1927年）中的如下主张，即“（与把国民和民族当作同义语的西欧不同，在东欧）不愿意从属于所在国家，在各国内形成了一个自己的民族性共同体的居民比较多，他们也被称作民族或民族集团，但也许只是使用后者来称呼他们最为适当”。总之，作者认为：反抗所在国居于统治地位的民族的同化这种意志，促使这些居民成为一个与作为整体的民族处于关系紧张状态的民族集团。不具有这种意志的只能称作语言习惯共同体。这种民族集团的概念成了第四章以后分析社会主义各国民族问题的前提。作者认为，民族问题是不能仅仅靠民族集团相互之间保持经济上的平等和尊重使用母语就可以解决得了的。为了发展成为强有力的社会主义国家，国内一体化是必需的，但是正如列宁所说的，这种一体化必须有坚持实行一定要获得被统一、同化的民族集团方面的真正同意这一条才行。否则，民族集团也许成为动摇国家体制的矛盾问题而持续存在下去。解决民族问题根本在于尊重各民族集团的主体性。作者认为，如果去掉了这一条，民族集团之间的社会上经济上的平等，将会成为毫无意义的东西。靠高压的同化政策达到了后进地区的工业化、现代化的苏联，虽然它的政府声称民族问题已获解决，但实际正相反，不是已解决而是背上了民族问题的包袱。作者举出大量材料论证说，在苏联只不过是由于经济方面的发展而使民族问题一时潜在化了。

那么，是不是在尊重各民族集团的主体性的民主社会主义体制下就不会再有民族问题了呢？作者断言不是如此。因为“社会主义不会自动地解决经济问题”；经济政策有时会出现错误，也有时会像20世纪70年代初期的南斯拉夫那样，扩大了民族集团之间的差距而招致严重的民族对立。然而也只有民主的社会主义社会才具备解决民族问题的可能性。作者认为，一些大的帝国都由于民族主义而分裂瓦解了。与此不同，中国由于在边境地区的社会改革和现代化政策得到少数民族的民族集团的拥护而保持住了这个巨大的共和国的一体性事实，正好说明了这个问题。就这样，民族集团的概念为进行关于民族问题的探讨提供了极为有效的观点。

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对民族解放运动的看法。作者首先从伦理的意义上把民族主义分为三种：第一种是以牺牲别的民族求得自己繁荣为内容的帝国主义的民族主义，这是一种支配现实国际政治的原理。在实行这种民族主义的国家里，即便是社会主义国家也难于成为国际主义的执行者，他们把本国利益放在最优先地位，遇有必要甚至不惜支持反动势力。第二种是并非以追求国家势力的膨胀而是以谋取人民的福利为内容的、卢梭的“爱国主义”的伦理的民族主义。这是一种最高的理想，它构成马克思所描绘的未来国家设想的一个部分。第三种是以在民族的规模上的领土统一为内容的民族主义。这是作为一种手段的民族主义，作者认为，它本身在价值上处于一种中立状态。它一时可以弥合民族内部的阶级差别，动员全民族采取共同的行动。作者认为作为这种行动的目的的民族统一，以其能否导致工人阶级的解放作为决定这种民族主义价值的尺度。

民族解放运动属于这种分类的最后一种。显然，只要它是反对民族压迫的运动，它就具有道义价值；但是打倒帝国主义统治并不意味工人阶级的解放，因为“民族主义并不比为政权而斗争更优越”。民族解放运动的价值也决定于它能否带来工人阶级的解放。民族解放运动如果要保持它的存在意义，就需要同社会主义结合起来。否则，就会像从西班牙的统治下解放出来的墨西哥解放运动那样，成为“以提出社会改革的要求开始，以维持特权阶级的统治而告终的运动”。作者的这个看法，通过第七章对拉美情况的分析得到成功的论证。

现状是许多少数民族集团和不发达国家都是受剥削的。打破这种状态的不是国际工人阶级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国际主义团结，作者强调指出根本不存在这种国际主义团结。戴维斯断言只有被剥削方面的、与社会主义结合在一起的民族主义、社会主义的民族解放运动才能打破这个现状。这样，这种民族解放运动的想法，在明确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关系的应有状态方面，应该给予良好的评价。

如上所述，这本书富于启发意义，它的论点也很明快。但是由于题目过大，论述也有展开得不够充分的地方。例如，对于社会主义国家外交政策的非伦理性对国内政策的影响就未谈到。为了努力使非伦理的外交政策正当化和取得国民的支持，就会导致控制新闻情报和压迫持不同意见的人，破坏社会主义国家内部的民主，对于这一点应该进行细致的研究探讨才对。此外，作为不发达国家的一种发展手段，作者还举出了只搞单一经营而参加到像经互会那样的经济集团的办法。可是这不是与作者所指责的国际政治的非道德性相矛盾吗！因为，被组织在苏联经济体制里搞砂糖单一经营的古巴，与苏联采取同一步调派兵到非洲的现实情况表明，与作者对古巴的高度评价相反，维持单一经营的状态正在侵蚀着古巴的独立性。

但是，虽然存在这些问题，本书仍具有很大的价值。反对一切剥削和压迫的精神，贯穿在全书之中，这就不能不令人想到本来的社会主义是和民主主义分不开的。本书对马克思主义者以外的读者也一定会具有极大的启发性。

（摘自《民族译丛》1982年第1期，原载日本国际政治学会《国际政治》季刊1980年《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专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