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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我国教育之财政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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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甸重光,欢腾一时,诵南风、卿云二歌,可以想见我国将来之盛境,但化民成俗,其必由学,富强康乐,教学为先,所以说建国时期教育第一,在此口号下,我们教育界也曾抱过一个极大的希望,以为天降大任的机会到了,苦尽甘来,而烽烟荆棘、流离颠沛、冬岭寒江的教育状态已成过去,转瞬就是万象回春,欣欣向荣的桃李遍栽中华。不料自美苏两强对立的国际局势展开,政协会议谈判不能即成,阻碍了我们千载一时建国的机会,政府正忙着建立新的国防,挽救经济危机,于是教育竟成第三第四等的事业,一切成了幻梦,复员工作已做了将近十个月了。教育部曾经要各省市在敌人投降后一年内将教育业务全部恢复,目前距预定日期只剩下短短两月,恐断难达到预期之进展。我们所感觉的只是因循蹉跎,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挖肉补疮,或杯水车薪的一些措施,学者难乎为学,教者不安其位,十万员生被阻于蜀道之上,无数青年正苦闷彷徨于四面楚歌之中。未见有人以大政治家与大教育家之风范如美国公共教育之父何理士曼者,响应各地教育界正义之呼声,组织全国百万教育人员之力量,以大刀阔斧的措施,挽救当前教育与文化之危机,追上美英苏战后之空前教育设施,使我国百年大计立基于磐石之上。人人都说没有办法,这是因为我们把教育二字看错了。

吾人坚信,教育是争取持久和平必由之道。万一不幸有第三次大战,我们相信我国只有二三十年的喘息,虽然有人说最多不过五年,然美国历史家毕尔德,曾告诉我们中国可能在五年以内建设起来,我们急于在国防与经济上忙着,不要忘了教育是国防与经济的第一线工作。英国经济学家亦为英国工党的领袖人物唐黎在其所著《中国之土地与劳动》一书中,曾警告我们“中国如欲大规模的经济改进,必须先发展一个完备的公共教育制度”。经济部的计划委员会诸公,应已明白专在经济圈子内谋解决经济问题,终是把马车放在马前的事。至于教育就是国防,有丘吉尔氏说得最透彻,他说:“世界的将来,是属于有高深教育的种族的。因为科学是在平时占优势,在战时求生存所必需的,而只有受过高深教育的种族能运用这个科学的工具,所以今后的教育要普遍而广博。”

我们如欲真为四强之一,必须接受这个挑战,于是千头万绪的大问题来了,其大者像如何迅速扫除剩下的1.6亿个文盲,使教育普及尚未入学的两千万儿童,如何培植建国所需1350万个青年干部,深造人口中应有的110万个天才,其中包括建国所需的50万名领袖人才,以奠定工业化与民主化之建国基础。其次者如何减少学杂费并更进一步实施有效之免费教育至少到中等教育阶段,如何培养尚差之170万名小学教师(教部已计划增加师范生至50万人)和其他教育人员包括各级教育行政与视导干部及中等以上教师共计约需百万人,如何普遍供给新式的学校建筑与设备用品。如何提高公教人员的待遇并有切实保障以奠定教育专业化与科学化的基础,然而当我们读了朱部长6月24日在中央纪念周所报告的教育行政工作现状以后,才知道并不是无计划的魄力,实则追根究底是一个财政问题,没有一个像美英苏战后教育建设同样魄力的教育财政计划,大刀阔斧的教育财政措施,在我国是几非教育当局所能过问的。

事实是这样的,在人民不能控制预算和租税制度违反民生主义的统收统支政策之下,教育机会平等这个空洞名词是不能兑现的,教育机会平等之先决的条件是财政的平等,作者曾在另篇《教育机会平等的真谛》一文中指出:第一人民对教育要有权,第二教育要有能,第三为保障能则教育必须要有钱。教育财政的平等,含有二义:即教育经费需要的平等和教育经费负担的平等,其实现的程序如下:

一、中华民国全体人民的教育权利,首先要借着健全的政权以发挥最大的力量。

二、由政权产生能的机构树立健全的行政组织,并且要建立教育专业制度。

三、由权的力量和能的技术发挥教育财政的平等,首先要保障教育经费担负的平等,这须先调查统计人民之财富与所得,如教育经费采取独立政策如美国然(这本是遗教),则所谓担负平等有两个重要意义。(1)一切人口要各按其财力对教育经费负担平等的比率或税率,其限制决定于教育发展所需之公共的最低标准。(2)一切教育行政单位或区域各依其总财富与所得对教育负担平等的比率,到了因地方贫瘠担负了应有之比率以后仍不能维持公共之教育最低标准,则由中央或上级政府辅助,美国教育财政家称之为均等补助,如果是采取统收统支政策,则宪法上与政权的应用上必须有一个重大前提,即是保障民生主义的财政制度,美国财政家所定的模范租税方案近之。有了这个前提,则剩下的问题则只是有效的分配与支用计划,通常所争执的教育预算占普通预算的百分比,在新观点下是次要的问题,最重要而核心的问题,乃是要争取人民所得的适当百分比,并且采行量出为入的原则。教育是一切庶政的生机轮,其财政需要不应桎梏在旧的观念上,即是以为教育为庶政之一,量入为出得其唾余,可是在社会化财政制度未实现以前,教育经费占普通预算的百分比,应尽量提高则是另一个问题。受静止逻辑束缚的财政家,是不会想出打开僵局的办法的。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将来人口与现在的人对于教育经费之负担也要平等,这是教育公债的理论基础。美国普及教育得力于百年来公债之运用,目前他们尚欠二十多亿美金的公债呢。

四、上述是平等的教育义务,还有平等的教育权利,这是平等的教育财政第二个要点。即是有平等的需要之平等的支出,其中包括四义:(1)平等的分配,指各级政府各级学校,各类教育机关而言。(2)平等的补助,即上述的均等补助,即各区域或单位应有的补助,以补齐其经平等担负所出经费之不足,以维持一个与全国各区域同等水准的教育设施。(3)平等的公费或免费,美国教育财政学泰斗莫德氏举有以下各例:①仅免学费。②免学费与灯火费。③免学费及中小学教科书费。④除上述各费外,尚免居住若干里外之交通费。⑤更免膳费。⑥更加种种社会利益等,其免费的程度应依国民经济力之发展依次提高。(4)平等的待遇,即是同工同能同酬,不问其在何级或何类教育机关,不问是教师抑行政人员,不问性别不问所处之地域皆须平等,并与社会其他百业力求平等。

五、平等的机会,有了平等的财政,才有平等的机会。其表现也可以统计数字比较之。平等的机会包括三种平等,第一是所有学生有平等的教师品质,第二是有平等的学制,第三是有平等的设施与设备。换言之,各地之教育设施都应有平等的质与量,即是同等水准的。(1)校舍,(2)场所,(3)设备,(4)课程教材及教科书,与补充材料,(5)图书馆,(6)营养设施,(7)卫生医药设施,(8)相等的上课期限与日数,(9)艺术与音乐设施,(10)心理指导,(11)体育设施,(12)健全的辅导制度。

这一切都要靠计划与计政的健全,因为我们没有一个现代化的大刀阔斧的教育财政计划,因为没有数字,追根究底,是因为不注重教育之科学的研究与调查,所以全靠常识与经验,等一事做一事,于是,四十年来的新教育,永久打不开穷酸的僵局。虽然口号是教育第一,而实际则大大不然,以中央而论,本年度预算有2.5亿元,而教育经费则仅有1100亿元,仅占预算的4.7%,而军费则占40%以上,试看一看下表,将作何感想?

历年中央教育经费与军费占国家总预算百分比之比较。

      年度(民国)  教费(%)  军费(%)

        16      1.50    92.00

        17      2.25    48.23

        18      2.60    45.50

        19      2.10    43.62

        20      2.08    37.80

        21      2.39    48.44

        22      2.81    50.14

        23      2.77    38.80

        29      0.12    ……

        35      4.7     40.0强

我们知道苏联的国家预算平均有18%是文化经费,纯粹的教育经费在1943年约等于40亿美元,占总预算的9%,美国平时各邦的教育经费占总预算的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目前1100亿美元在票面上虽然比民国二十六年的中央教育经费增加了1100倍,然而物价至少涨了4000倍,此区区的贬值之数,当然不足以使教育恢复战前水准,遑能发展?以省级而论,三十三年度25省市的教育经费,仅占省市预算6.83%,为各类支出之第四位,我们知道苏联和美国的省级预算,通常有25%至30%为教育经费,以县级而论,仅有三十一年度的统计为据,四川等18省的县教育经费,共计2.19亿元,占县预算18.14%,我们知道苏美县级的教育经费通常是占县预算40%左右,所以我国县级教育经费至少应该增加一倍,我们在前面说过,争取预算中百分比的增加还不是最正确的切实的办法,如果计政能发达,对国民财富与所得有精确的调查,最好是用国民所得之百分比来规定,美国在平时是用了国民所得4%去办教育的。其战后的计划除原有的每年公私的教育费30亿美金之外,另加设备扩充,教师薪金的增加,退伍军人与高等教育之扩充所需费用共约60亿美元,美国现在国民所得已增至1600亿美元,所以战后的美国教育经费占国民所得之百分比当有5.6%,我国全国各级公私教育经费预算每人口不过200元的贬值法币,而根据经济统计专家杨西孟先生的估计,现在平均每人口之所得约为1.4万元,所以我国教育经费占国民所得不过1.4%,如欲达到美国的努力程度即是5.6%,则实数至少应有3500亿元国币,为什么达不到这个数目呢?并不是因为我们没有这一笔钱,其真正原因是:

一、平等的财政制度未树立起来,

二、军费浩大,

三、没有真正认识教育的性质,

四、没有大刀阔斧的计划像国防计划一样,第一第三第四点我们已经说过了,唯有第二个问题不必在缩减军费,最妙的法子莫过于把国防教育化,国防教育化在作者另文《军队复员教育》已有若干刍议,为篇幅所限,不及重述。

总而言之,发展我国财政之途径既如上述,但首先要政府与教育界重视教育财政有科学的研究与调查之必要。教育财政学在近40年已经发展而为一种专门的学术了,已经有了一套进步的原则与技术,美国教育财政学泰斗莫德氏在1941年已完成其系统杰作,名《公共教育财政学》,根据他的观点,一个优良的教育财政制度是进步的文化之表征,教育是保存而发扬文化、改进而创造文化之基本手段,因此,从一个民族对于教育经费的政策可以看出其文化水准来,我国的教育财政仍停滞在私人的、慈善的、阶级的、零乱无章的阶段,而非以全民力量共同负担的、积极的、有计划的阶段,因此,教育机会平等成了一个空头的支票,我们坚信,欲奠定民族万年不朽之基业,使国防与经济不致倒果为因,必须在万难之中想出一个大刀阔斧的办法来。

1946年7月21日于武昌旅次

(原载《教育通讯》,1946年,复刊1卷13期,第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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