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明：20世纪上半叶中国学者曾对教育学科的独立性进行了探讨与争论。自王国维1901年从日本引进教育学以来，教育学一直受到非难与怀疑。直到1926年，知识界中了解教育学价值者也非常少。竟然有师范大学校长认为师范大学不应设教育系的言论出现。到40年代，人们已相信教育学是一门值得研究的学问，但仍不得不对教育学术被“轻视、怀疑及误会”的现象发出感慨。陈友松在1940年第9号《教育杂志》上发表论文《五十年来美国之教育科学运动的贡献》，对中国教育表达了如下的苦恼：“教育行政当局也不重视教育研究，各种学术基金集中在自然科学与工程，甚至不愿意派送研究教育的留学生。”包括陈友松在内的大多数学者认为教育学是一门独立的学科，是基于如下理由：1.教育职业具有专业性。在传统的认识看来，教师只是教书匠，无专业可言。陈友松认为当时“教育已成了极广博而专门化的学问”，他说：“我们养猪羊牛、种树、对付犯罪的人都要积极求专门人才，讲究专门技术的研究，难道我们教养人类之花——儿童——就可以让不学无术的人去干吗？”2.教育学有自己的研究对象、目的和任务，不能由其他学科替代。陈友松认为，教育学本身“无所不包”，但学问之间有“互赖性和统一性”。而且他认为不应让“学问的分类方法和人生绝了缘”，因为“学问不是为学问的学问，乃是为人生的”。而教育学正是“人生最大的需要之一”，因此“有成为一门学问的必要”。（参考文献：①陈友松：《五十年来美国之教育科学运动的贡献》，《教育杂志》，1940年第9号；②谷德：《教育研究法》，上海商务印书馆，1939；③侯怀银，《20世纪上半叶中国学者对教育学学科独立性的研究》，《教育研究》2003年第4期，第30～36页。）

把科学方法当作治理人事的一种实力，是一件很新的事，把它当作教育的一种实力，那就是更新的事了。

在教育上，正如在一般的生活以内，古老的习俗，传统的社会制度和因袭的观点，堆积着一层深厚的沉淀；科学方法的力量与之比较起来，仍只是涂抹着一层薄薄的表皮而已。

——杜威

一切学术都是经过悠久的历史，靠着无数先知先觉的先锋学者的铢积寸累，从神话的玄学的阶段，演进到实证的科学的阶段。自然科学发达最早，社会科学则至少落后两百年。教育是社会科学之一，更是后进。它只有五十多年的历史。这五十多年内，教育之成为科学的运动，确实是人类启蒙的一个惊人的现象。教育科学是美国对世界学术的重要贡献。虽然已有浩如烟海的文献，然而在影响教育的实施上，杜威认为是很浮浅的。他的这两段言论，是在规劝美国的教育科学家不可故步自封，要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我国早在新文化运动的开始，就有人在喊着“教育是科学”了！在中华教育改进社的领导下，我国聘请了杜威、麦柯推士、克伯屈等大师来讲学，教育学才开始从传统因袭的气氛超脱出来。实验、测验、统计、调查，成了时髦的名词。南北两高师成了教育科学运动的中心。接着，有中大教育研究所的成立，和郑宗海、罗廷光、钟鲁斋等人关于这方面的译著。20年来确实有些进步，教育学术确实比以前科学化。然自中华教育改进社的寿终正寝，中国教育学会的呱呱坠地，到教育学院的取消，师范学院的成立，教育之科学运动似乎是运而不动了。有些少数的专家都感觉到“落落晨星，吾徒稀少，万事一身当”的苦闷。甚至有些文科专家就根本不承认教育是一门科学。教育行政当局则似乎不大重视教育上科学的研究。各种学术基金集中注意在自然科学与工程，甚至不愿意派遣研究教育的留学生。在这种沉闷的空气中，我们负起传播教育科学之光明的人们，不妨检讨教育之科学运动的中心国家，是如何在锲而不舍地前进，使我们知道有所奋发而重振旗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