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8月，组织上派董长征、艾和舫和我三人，去北京收集“宋河区志”人物传的有关资料，有幸见到了著名的学者、教育家陈友松教授。

8月24日上午8点，我们乘车来到北京师范大学陈友松教授的住处。陈教授住的是极普通的宿舍楼，我们上二楼叩开了陈教授的家门，迎接我们的是他的保姆。听到客人的声音，接着陈教授从书屋出来了，十分热情地要我们坐下，要保姆倒茶。当我们说明来意后，陈教授便同我们攀谈起来。老人滔滔不绝地讲述了他童年的一些经历，回忆他读书时的教室、学校周围的环境、放学后做些什么……简直是如数家珍。

根据他的身体状况，医生明确规定，一般不要接待来访者，谈话不要超过15分钟。开始我们不清楚，保姆解释说，陈教授双目失明，这些天肺炎刚刚痊愈，谈话的时间不能长，当我们知道这些情况后，对老教授一种崇敬的心情油然而生。

陈教授给我们讲述了他双目失明的一些情况，他说：“‘文革’前，我的身体是很好的。‘文革’中，我被视为‘反动学术权威’而靠边站了，我的家被抄了，人也没有自由了，轮番的批斗整得我喘不过气来。特别使我难受的是，造反派让我赤脚站在碎玻璃碴上接受批斗，两脚被碎玻璃割得鲜血直流，人站都站不稳，脚疼得钻心。尽管这样，那些打手也不让上医院，慢慢地，视力衰退，到70年代，双目完全失明了。”说到这里，老人的手颤抖起来，眼泪不住地流，声音也哽咽了。“文革”期间，在劳动部工作的老伴及其他家属，也被株连迫害。为了生存，两位老人被迫放弃了一起生活、互相关照的权利，选择了离婚，以便岳父及子女平安转移到劳动部宿舍。我们见陈老时，陈老和老伴已经分居17年了。那时，陈老的儿子在国外深造，他和儿媳、孙子同住。每天上午，老伴在劳动部里上班，下午从和平里赶来料理他的日常生活，安排保姆的工作。孙子名叫牛牛，每天下午三四点钟放学回家，老伴就指导他完成家庭作业，祖孙三人同享天伦。待儿媳快下班回家时，老伴又赶回和平里的家中，为走读的小儿子和做工的女儿准备晚饭。

趁陈教授说话休息的一点时间，我们顺便请保姆谈了一些情况。据保姆介绍，陈教授的生活十分简朴，平时以素菜为主，少量地吃些鱼肉，不抽烟、不饮酒，省下来的钱，几乎全部买了书。的确不假，陈教授的起居间顶多十来平方米，沿墙的书架和书桌上摆的都是书，简直成了图书室。而且，各种书籍摆放的位置，他都记得一清二楚。有时候，学生上门请教或查找资料，他都能准确地说出资料存放的地方。双目失明后，他读书只能靠助手帮忙了，那种孜孜不倦的学风，令人敬佩。

不知不觉谈到了11点半，我们准备起身告辞，谁知陈教授严肃地说，不走了，就在我家吃顿便饭！我们的心情很矛盾，出于想多获得些资料，的确不想走，但看到陈教授那样虚弱，还挽留我们吃饭，实在是过意不去，最后还是留下了。很快，保姆就端出几道菜，她笑着说：“听说家乡的贵客要来，陈老师叫我一大早就去买菜，并嘱咐我不要忘了买鸡呢！”

我是第一次在名人家里做客，不免有些拘谨。席间，陈教授再三要我们吃菜，他叫保姆把鸡弄碎了夹到我们碗里，并说：“菜吃完了，我才高兴。”

这顿饭，虽然只有半个小时，但留给我们的印象却终生难忘，我们被陈教授那种博学多才、谦虚谨慎的精神所感动，对他那种心系故土、不忘家乡建设的思想境界非常敬佩。

我们的那次谈话，距今已整整20年了，陈教授也永远地离开了我们，这件事却成了我人生中的一段幸福的回忆。

（原载湖北省政协京山县学习文史委员会汇编的《京山名人》中集，《京山文史资料》第二十一集，2004年12月。张发海，原京山县政协委员，政协京山宋河镇联络处主任。选入本书时，对原文中的年代和事实做了少量订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