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五峰山的日日夜夜，那是当时湖北国师在校师生难以忘怀的一段岁月。物质条件虽然很差，但大家的精神生活却过得非常丰富。令人眷恋不已。

上山下山，大家多是穿着牛皮做的钉鞋。下雨路滑、泥泞不堪，不穿钉鞋，寸步难行，钉鞋虽然笨重，习惯成自然。有人在晴天也穿着钉鞋跑往土桥坝或逛恩施城。似乎没有人觉得累赘讨厌。而常有人感到钉鞋坏了，没有钱买，生活行动受到限制，才是令人烦恼的事儿。

国立湖北师范学院（简称国师）的院址，建立在五峰山小垭口右手一段脊形山地上。沿山路渐渐向上爬，直到院本部的旧大门前才有一块小小的平地。初建的简陋教室，则依山势盘桓在斜坡上，景象奇特，也另有一番风味。教室离宿舍、饭厅、厕所都相当远。每天跑上跑下，最少也得走上好几里的路程。运动量够了，大家的身体，都锻炼得强强壮壮，很少生病。

翻过小垭口的小山坡，往前看就是恩施城。山下流着清江，水势不小，可以行走普通木船，可是河中除渡船以外，没有其他船只。往下走，可能有通行船只。但没有机会看到过，因为隔河没有可通的道路。同学们进城玩，都靠渡船接应。小垭口到渡船旁的山坡，有三四百级的石板阶梯，下山容易上山难，对体力是一种真正的考验。有人每天报到，乐此不疲。

五峰山上缺水，小垭口另一项迷人的地方，是路边有两尺多宽的山泉水槽，可供小瓢的用水，大家视为珍宝，是周遭活动人的命脉。水源不断，也未见溢出。用水的人多了，竹筒做的当当水瓢盛不到水时，就得等候。史地系和教育系的两所教室离水槽最近，所以两班同学常给住在附近的教授家中送水，是感谢师恩的一项人情。

顺着小垭口左向的山脊走，可出大垭口。有山路可通舞阳坝。经过省政府错落的山径，可达土桥坝。土桥坝是个大据点，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部就设在那儿。初期的国师，名称是湖北省立教育学院，那时学校没有经费，听说一切开支都由长官部和省政府支援。因司令长官兼湖北省政府主席的关系，教授们的薪资，学生们的公费，油、盐、柴米，甚至饮水，都得由长官部和省政府来解决。

听当时的教育厅长张伯谨先生说：学校没有经费的原因，是中央未核准战区设大学是否有阻碍。中央政府不让战区设大学的原因，是恐怕牺牲太大，而无成效。但第六战区长官部与湖北省政府公议：认为日本军阀，战线无限延长，战争范围扩大，只占据“点”、“线”，而广大地面，则在我方手中，这些广大地区勇敢青年，愿在战区接受允文允武的实际战争教育，是件好事。不然，有些无力跑往西北大后方受教育的青年，便陷入绝路。同时，战区里，更极需高等知识智慧的爱国人才。从后方调来前方的工作人员，一时很难适应战区环境。就地取材、公私都有方便，好处多多，何乐而不为？在中央与地方多次商洽后，才让湖北教育学院先试行建校，后来由中央正式核准，改成“国立湖北师范学院”。这段经历，若不是当年任职的教育厅长张伯谨先生解说，便很少人知道了。

教院首任专任院长，是陈友松博士，他讲授第一届教育系班上的教育哲学。内容丰富、博大精深。受教的同学们都有福了。尊称院长是教育界“标准学人”。有一次，在上课中，院长室秘书徐声和先生，到教室向院长报告说：“陈长官来了！”退在旁边，听候指示。院长在教材告一段落时问：“他来有什么事？”徐答：“来校看看。”直到下课铃响，才从容迎宾。陈院长从此又获得“书呆子院长”的外号。

不久陈长官又上山巡视。从院本部大门往下走，可能是经大礼堂（那时大礼堂还没开辟，只是山径小路）、小垭口，到大垭口外乘马返土桥坝。在大礼堂前斜坡上，遇到同学们。他轻步简从，学校只徐秘书和总务长两人相送。同学们狭路相逢，无路可让，只好迎上前去，行个礼，叫一声“长官好！”他笑脸招手想和同学们说说话。开口问同学们在山上读书过得好不好？大家竟异口同声地说：“不好！”在场的人一时都呆住了！徐秘书经验老到，趋前代长官问同学们什么不好？现在可向长官报告。同学们一致回答说：“山上没有水！”长官拍拍同学的肩膀说“这个我知道”。向大家摆摆手，领头先向山下走去。大家在原地呆了好一阵子才怏怏离去。想到面对长官，率直问答，是否受到院长哲学思想感召，反射出的情态呢？似乎都有什么心事压在心头。

隔不到几天，听说长官部送来几匹马给学校驮水用。大家都乐透了。可惜好景不长。一星期后，学校把马送回给长官部了！有人建议改用“抽水机”。因为没有电源，只好等候下去。后来学校扩建，把宿舍从山上搬到了斜坡山下，宿舍前又增建了一幢大饭厅，可以取用斑鸠洞的泉水，就方便多了。

五峰山上的学校，解决了用水问题，还算是一个好的读书环境。不久日寇投降，学校迁往沙市，大家便拜别了五峰山的岁月。

2006年元旦追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