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解放前在母校学习的那段难忘的日子，以及半个多世纪走过的人生道路，我总是情不自禁地深切怀念长期教育过我的原北京大学教授陈友松老师。

我是于1947年秋通过转学考试进北京大学教育系三年级插班学习的。一入学就选读先生执教的《教育行政》课。先生上课给我最深刻的印象是，每课总是旁征博引国内外最新教育资料，并能不看讲稿一一指出各种资料的出处及其主要内容。他学识渊博，掌握资料异常丰富，使我十分钦佩。记得有一次我向先生请教怎样寻找所需要的资料，他特别强调指出必须掌握第一手充实的资料，十分重视核实材料，记住材料的出处和主要内容。他认为这是一个人做学问必须下的基本功夫。先生当时曾多次带领我去找资料，亲自指导我该怎样积累和利用资料，使我在以后的学习或工作中深感获益匪浅。

1948年年底，有一天我请先生指点怎样选毕业论文题。使我感到十分震惊和意外的是，平日里言行十分谨慎小心的先生，竟要我考虑研究和撰写有关苏联教育的毕业论文，因为众所周知苏联是当时国民党反动当局视为洪水狂兽的敌对国家，他还为此让我读了他的许多有关苏联教育理论和实际的译稿，还指导我翻译英国百科全书中的《苏联教育》词条约五万余字。他还曾对我说，“全国眼看就要解放，苏联教育将是未来新中国教育建设的样板，你应当研究它的理论，它的发展历史和现状。”这使我联想到，原来先生的内心深处，早就是心向革命进步，心向新中国的！

解放后不久，先生被任命为北师大教育系副主任，担任了繁忙的教学和行政工作。他在繁忙工作之余十分刻苦学习，很快便掌握了俄语。先生早年毕业于菲律宾国家师范学院，后以优异成绩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取得教育博士学位。他已十分精通英语，现在掌握了俄语，又怀着一颗对新中国教育事业的赤诚之心，以后便如虎添翼般地通过英俄语这两个窗口，全面深入地了解世界教育情况，钻研苏联和马列主义教育理论与实践，编译出版了大量苏联高等教育教材和参考书，发表了大量有关讲稿和文章，对新中国建立初期推动高等师范教育的改革和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成为当时响应“向苏联学习”号召，积极学习苏联和宣传苏联的知名教授！我在这段时间，由于先后担任高校教学工作和出版社编辑工作等，需要时常向先生请教，因此始终保持着同先生的密切联系。每当我请先生答疑解惑时，他总是一如既往，给我耐心指导，热忱帮助，并不断鼓励我也努力学习和掌握俄语，响应当时“向苏学习”号召，进一步研究介绍和学习苏联教育。为此他还曾要我当他的助手，协作翻译过苏联《教育管理》等书籍，指导我逐渐掌握中俄文翻译技巧，提高译述水平。我以后所以能独立翻译或与人合作翻译出版了不少外国、特别是苏联教育论著，可以说都是得益于先生的长期耐心帮助。先生的热情帮助指导，使我终生难忘！

到1957年这个很不正常的年头，先生只是由于说了几句类似“外行不能领导内行”的话，便被撤去了教育系副主任职务，以后又由教授降为系资料员，坐在资料室一个灯光暗淡的狭窄角落，整天翻译提供大家研究外国教育的素材。那时先生身处逆境，遭受种种不公正的待遇，可是仍勤奋工作，无怨无悔，充分体现了我国老一辈知识分子的高尚品德，使我感触至为深刻！大约在上个世纪60年代初，一次我到北师大校园找瞿菊农教授，为出版社商谈修订出版一本书的事情，顺便去看先生，曾目睹他当时的处境和工作的艰辛劳累，为此感到愤愤不平之意，先生却平心静气地安慰我说：“我身体还好，日常劳累点，多译点材料供大家利用，对工作有帮助就好嘛！”那种对逆境坦然处之的神态，至今令我记忆犹新。

先生到上个世纪70年代末被改正了划为右派的错误，受聘为教育系编外教授，恢复了教授待遇。但数十年的坎坷挫折，以及长时期的目劳过度，此时已双目失明，对他的日常工作、学习和生活造成了极端的不便。可是先生以令人难以想象的非凡意志和强大毅力战胜了这一大不幸，以后还度过了十分充实的晚年生活！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80年代末的一天傍晚，我像往常那样搀扶他从住处下楼到外面散步时他对我谈及的古今圣哲之言，如孔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孟子曰“养吾浩然之气”，老子教人“为而不有”，庄子提倡“上与造物者游，而下与外死生、无终始者为友”等等。他说他常反复吟味“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这句话，又说，“我特别喜欢玩味欣赏庄子的‘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这个哲理”。说“那些哲人哲言对我摆脱失明所带来的孤寂感，好处太大了”。这时我才深切感悟到，先生晚年遭如此大不幸，而能丝毫未流露消极悲观情绪，原来就是由于他的心灵深处有这种高尚的精神寄托！

先生从早年起就对研究中国教育以至全人类教育有强烈责任感。他对祖国前途充满信心，曾时刻准备对国家社会作出奉献。他的心除了思考一些忘我的人生哲理，无时无刻不在想教育上的各种问题。他的思考与时代同步。晚年更着力于思考人才成长的规律、教育的功能、世界教育发展动向等。由于长期的知识积累、涵养深厚，加以思虑的非凡敏锐，先生每与人言，或参加各种学术会议，总能发表高见，给人以启迪。他于逝世前一两年经过反复构思，让及门弟子何光荣代为撰写《我的教育观》一文，精辟概括了当今世界教育向“全人、全生、全民、全盘、全球”发展的趋向，极有创见地指出了当前世界各国教育发展的共同特点。这是先生毕生从事教育理论与实践研究的灿灿发光的思想结晶。

先生晚年与人协作，忘我工作，虽双目失明犹能编译发表大量学术著作和研究成果，如《科南特教育论著选》、《高等学校教学法》、《西方教育哲学选译》等，参加编辑《英文教育词汇》、《英汉辞海》，为湖北电大主编《教育学》教材，还为广西著名教育家雷沛鸿先生编《雷沛鸿教育论著选》等。这种魄力，实属世所罕见！先生忠于教育事业，坚持工作到生命最后一刻，真正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先生一生，为祖国教育事业奋斗，门生遍地，桃李满天下，业绩誉海内外。他矢志不移地勤于育人，乐于助人，诲人不倦，学而不厌，一直到1992年3月23日与世长辞！追念陈友松老师一生的嘉言懿行，常让我萌发高山仰止之情，鼓励我生命不息，应当永远向前！

（原载《北京大学校友通讯》1998年第24期，本文略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