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就是在我5岁的那年，我外公家发生了一件轰动乡里的大喜事——我的舅舅陈友松从美国学成回国，返乡省亲。他的归来顿时给这个偏僻安静的山村带来了欢快的节日般的气氛。我外公家在湖北省京山县宋河镇北边深山里的陈家咀。当地人把群山环抱中的小片谷地叫做“咀”。这里的村民大都姓陈，这个“咀”沾了陈姓的光，被称为陈家咀。陈家咀地处深山，偏远闭塞，一条澄清的小溪穿村而过，山上山下除了耕地，全都被苍松翠竹和各种灌木所覆盖，满目葱绿，景色宜人。1899年我的舅舅陈友松就出生在这个秀美的小山村。

陈家咀民风勤劳淳朴。不知从什么年代遗留下来的传统，人们崇尚以耕读传家。对有学识、见过世面的人都敬仰有加。舅舅在这种风气的熏陶下，幼年即勤奋好学，聪颖过人，学业优异。青年时代他获得出国求学的机会，经十数年刻苦努力，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这件事被这里的乡亲看成了不起的大喜事，认为既是陈家的荣耀，也为本乡本土增添了光彩。几天里远至20多里外的宋河镇亲友，近至十里八乡的乡亲，自发地成群结队，一拨接一拨沿着崎岖山路，敲锣打鼓，燃放鞭炮，像朝圣似的涌向外公家，都想亲眼见一见这位海外归来的洋博士，以表示他们的敬贺之意。

母亲带我跋涉20多里山路，从宋河镇赶去外公家看望舅舅。母亲与舅舅是同胞姐弟，他们的童年是在一起度过的。当大人们忙忙碌碌干着农活或家务时，母亲就本能地呵护着自己的弟弟，相依相伴，姐弟情深。舅舅十余岁即外出求学，母亲成年后嫁到山外宋河镇的高家。此后姐弟分离，一晃就是十几年。母亲恪守传统妇道，担负起了相夫教子的使命。我的降生给父母亲带来莫大的欣喜，对我十分宠爱。可是好景不长，我尚在襁褓之中父亲便离开了人世。从此母亲把全部心血和希望都投在了我的身上。在我稍稍懂事以后，母亲就给我讲些古今名人的为人之道和奋发上进的故事，也不时讲到我舅舅勤奋好学，志向远大，勉励我长大以后要像舅舅那样读书做人。我虽然从未见过舅舅，但经过母亲的训导，已在我幼小的心灵中塑造出了一个使我景仰的高大形象。

到了外公家，只见堂屋正中供奉神灵和祖先的牌位旁边，挂着一幅很大的红色条幅，显得十分鲜明耀眼。当时我不知道上边写的是什么，等我识字以后，才认出上面写的是“恭禧美国哥伦比亚大学陈友松博士荣归故里”19个大字。它表达了当时乡亲们对舅舅的敬意。及至8年以后我最后一次去外公外婆家走亲戚时，岁月的风尘已把那张条幅侵蚀得失去了昔日的光彩，但它依然高高挂在原来的地方，使人们又忆起了那个难忘的时刻。

当年，母亲和舅舅相见后，亲亲热热地说了好一阵子，呆呆站在一边的我好像被遗忘了似的。接着母亲拉着我让我叫舅舅。舅舅高兴地抱着我吻我，一次又一次地把我高高举起，把从没有经受过这种激情的我给搞晕乎了。他转身给我拿出一些精美的玩具，有长枪、大炮、小汽车，还有洋娃娃，说是送给我的。这些洋玩意儿真让我开了眼，挨个玩来玩去，舍不得放手。从那一刻起，初见舅舅时的羞涩和陌生感，统统消失到了九霄云外，我心中的那个抽象的高大身影，顿时变成了一个可爱可亲的亲人。70多年过去了，多少往事都已遗忘得无影无踪，可是第一次见到舅舅时的印象，至今仍浮现在脑海之中。

不久舅舅走出大山，走向广阔的天地，去开创他立志为之奋斗终生的教育事业。后来他在教育工作中屡创佳绩，消息传到家乡后，成了人们关注的话题，也更加引起我对他的仰慕和思念。

但是，最大的不幸又降临到我的身上，相依为命的母亲，因病不治，撒手而去，从此我成了无父无母的孤儿。这时我还不满10岁。那年正值抗日战争中期，日寇猖狂进犯我国的大好河山，全国军民奋起抗击，烽火连天。我的家乡也处在战乱频仍、水深火热之中。我祖父母年迈体弱、难以自保，几位叔叔也都子女众多，度日艰难。他们对我这孤苦无依的孩子虽多有同情，却都无力收养。我只有东走西串，过起了漂泊无定的日子。有的亲友劝我去找舅舅，要是找到舅舅不仅衣食无忧，还可以在他身边受到好的教育，将来定会有出头之日。对这些金玉良言我又何尝未动过心？很长时间我都把出去找舅舅作为我最好的选择，最大的愿望。但是当时我尚年幼，且又无钱无伴，最主要的是兵荒马乱，不知舅舅流落到了何处，我到哪里去找他呢？一腔热切的愿望，终于变成了无法实现的幻想。

1948年我的家乡解放了。我这个在艰难岁月中苦苦挣扎的青年，看到了光明，看到了希望；毅然离开家乡，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紧接着随部队南下，打过长江，解放两广，进军西南，到达云南边陲。部队经过一段休整后，又参加了解放西藏的昌都战役，最后进驻到察隅地区中印边防线上。在这里我经历了20多个春秋，直至1978年才转业到武汉中国地质大学。

我们所在的边防点，交通十分不便，信息闭塞，生活艰苦，戍边任务又异常繁重。除了武器弹药、粮食、铺盖、军衣之外，吃的、住的、用的几乎都是自己动手解决。由于边防军人的荣誉感和责任感，大家都全心全意地做好自己的工作，无暇顾及个人和家庭的事情。1956年年底，随着运送给养的畜力运输队运来了几捆报刊，同志们如饥似渴地争相翻阅这些两三个月以前的“新闻”。我偶然在《文汇报》上看到一篇论及高等教育的文章，作者的署名竟是我的舅舅陈友松。我当时心中涌上一股难以名状的惊喜，庆幸20几年后天赐良机总算找到了舅舅；我迫不及待地按照报纸介绍的作者工作单位——北京师范大学，试探性地给舅舅写了一封信，简要介绍了我的情况及我对他的怀念之情，并盼望他给我复信。

根据我们边防点当时的交通条件，与内地互通信件少说往返也需4个月左右。可是等了半年，运输队已来过两次，仍不见舅舅的复信。我猜想，不是我寄出去的信在途中丢失了，就是舅舅的来信丢失了。因为我们边防点距公路线上的兵站将近1000里路，在这遥远的路途中，牦牛、骡马要翻雪山、蹚冰河、穿越原始森林，水泡、雨淋、磨损、压烂，甚至丢失运输物资的事不为罕见。正当我准备再去一封信的时候，运输队又带来一些报刊与信件，其中发现了舅舅给我的来信。信中的大意是，你的来信已经收到，因琐事缠身，未能及时给你复信，请你原谅！你光荣地参了军入了党，我感到非常高兴。你要听党的话，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守卫好祖国的边防。因为这封信要马上投邮，来不及照相了，只好从影集上撕下这张近期的全家福寄去，给你留作纪念吧！收到此信后，切勿再给我写信了。

我把最后一句反复看了好几遍，百思不得其解。我不明白为什么刚刚与舅舅取得联系，还未及畅叙情怀，就不让我再给他写信了？后来我联想到反右派的政治运动已在全国广泛展开，舅舅很可能招致了不测的政治风险，在他不能自保的情况下，为了不致连累我，影响我的前途，就用割腕断臂的苦招来保护我，道似无情却有情，舅舅的良苦用心蕴含着对我多么深切的关爱啊！我也只有接受这种现实，隐忍着心中的伤感，再也没有与我这位世界上唯一的亲人进行任何联系。

在我转业到武汉中国地质大学后，不久即因公出差赴京，让我终于在北京师范大学找到了天南地北相隔了数十年的舅舅。我当时看到的舅舅已是一位双目失明、扶杖而行的盲叟，与我第一次见到的风华正茂、朝气蓬勃的舅舅怎么也无法联系起来，强烈的反差引起我心中一阵酸楚。

以后我有十多次去北京的机会，每次都要抽空去看望他老人家。从与表弟妹们的聊天中，比较详尽地得知了舅舅数十年来的人生经历和不幸遭遇。舅舅抗日战争时期辗转到了昆明西南联大执教，抗战胜利后到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任教授。解放后正当他倾心尽力为新中国的教育事业做出奉献时，只因1957年他发表过一些肺腑之言，竟被划为右派分子，随即被劳动改造。沉重的体力劳动和营养不良，特别是精神上的打击，无情地摧残了他的身心。在继之而来的“文化大革命”中，又患上了严重的眼疾。又因他的海外经历和头上的右派帽子，顺理成章成了造反派们批斗的“优选”对象。戴高帽、挂胸牌，轮番批斗，拳脚相加，直至被喝令赤脚踩玻璃碴，凡是红卫兵、造反派们创造发明的整人手段，几乎都在他身上施展过。蹲牛棚期间，指派他长期打扫厕所，还让他赤足在灼热的沥青上拉石碾轧马路！家被抄了，房被占了，只身在两面通风的过厅里栖身近十年之久。对他最大的打击是，青光眼不仅得不到及时妥善的治疗护理，反而让他在强烈的灯光下，夜以继日地翻译外文资料，导致他的双目迅速地完全失明。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拨乱反正、正本清源，舅舅得到平反，落实了政策，重新获得了做人的尊严，恢复了常人的生活。舅舅从1957年到平反前的20多年里，经历难以言状的苦难，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不仅如此，他的至爱子女得不到他的呵护与培育，他的老妻为保祖孙三代人的生命安全被迫和他分离。但是他在我这个晚辈面前，从来不提这段令人痛心的岁月，仿佛这些情节和片段，被影片剪辑师剪裁去了似的。他以他丰富的阅历，学者的睿智，哲人的头脑来解析世界，他相信中国共产党一定能够自己改正自己的错误，担当起振兴中华民族的历史重任。

舅舅的晚年心情很舒畅、豁达、坦然。他的言行都表明他将不念既往，以德报怨，在中国社会面临改革开放的伟大转折中，与中国共产党同舟共济，奉献余生。他在1979年80寿诞时，即兴写了一首《励志诗》，诗文曰：

励志诗

80岁生日作

欣逢科技春风暖 喜沐江山化雨新

五衷感戴英明党 八旬愧作闲盲人

思为四化添砖瓦 欲效六盲事耕耘

名诗似锦弥尔顿 壮志如钢柯察金

爱罗先珂集童话 海伦凯勒著奇文

荷马史诗非谋食 左丘国语岂为名

不甘服老羞落后 但愿胜兰喜出青

美景不只黄昏好 明朝更比夕照明

淋漓尽致地抒发了自己热爱中国共产党，为祖国的春天欢欣的激情，也袒露了自己“思为四化添砖瓦”的心志。这首诗也是他在耄耋之年的全部实践与真实写照。

当时，北师大教科所的书记、所长为了帮助舅舅实现他的人生价值，发挥他在教学上旁人难以企及的优势，为他配备了助手，还选派研究生听他讲课。他为这份对他的信任和期望由衷地感到欣喜和兴奋。

舅舅虽有志在千里、壮心不已的情怀，但毕竟已是一位年过80、双目失明的老人，他迎接的将是一种非同寻常的挑战。他必须强制自己把他大半生习以为常的生活方式进行适应性地改变。

他不能阅读书报和文件，但为了保持与时代同步前进，与党的路线、方针一致，他的子女费了一番周折，给他买了一台小巧精致、质量一流的半导体收音机。除了他与别人交流占用的时间以外，其他时间基本上是这台小收音机伴他度过的。小收音机与他形影相随，成了他的至爱和挚友，每当他气定神闲地收听广播时，就把自己完全沉浸在清脆的播音里了。凡是广播中播出的各类时政要闻节目，他几乎一段不漏地坚持收听。他从这台小收音机里了解了国内外大事，听到了改革开放的脚步声，也使他的起居作息有了规律和节奏感。这些都使他感到精神上很充实，帮助他增添生活的勇气，工作的动力。有时我住在舅舅家，晚上就陪他聊聊天。话题涉及时事政策、国计民生、教育教学改革等方方面面，对这些他都了若指掌，而且往往提出一些独到透辟的见解，使我受到不少教益。

舅舅十分热爱得来不易的现实生活，珍惜自己的工作机遇。为了争得更多时间发挥自己的余热，他坚守“生命在于运动”这个信条，从一点一滴做起，坚持锻炼身体，增强体质，减缓衰老。他在生活上决不当“伸手派”。每天起床后，按照自己安排的顺序，洗脸梳头、铺床叠被、家具复位、整理案头、安排用药等，他都凭着记忆和触摸，做得有条不紊，一个健全的老人所能做到的也不过如此了。他每天上下午都要做一套自己编排的健身体操。早、午、晚还要扶着楼梯扶手，从寓所的一层攀登到五层，如此这般三上三下，自己还风趣地说，这叫“三上桃峰”。舅舅1992年仙逝，享年93岁，不论以什么标准来衡量，都不能不算是高寿了。

舅舅自从学成归国，大半生教书育人，教学经验积淀丰厚，带几名研究生本不成问题。然而眼瞎后已是今非昔比，不能阅读、不能书写成了他的最大现实障碍。他在给研究生们讲课之前，总要静心深思，像梳辫子一样，凭着惊人的记忆，清晰的头脑把所要讲的内容一点一点地梳理好。讲课之前，他总要把衣服穿得整整齐齐，帽子戴得端端正正，皮鞋擦得干干净净，端坐着，等候着学生们到来。讲课时，他仪态从容，音调平和，不急不缓，条理分明。看到这种情景，我找到了“为人师表”四个字的生动形象的阐释。

舅舅离开我们屈指已经14年了，虽是天人永隔，但他老人家的音容宛在，我的心中一直珍藏着对他的崇敬和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