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详细页面
我非常爱我的父亲。回忆他的生平，在我是一种巨大的精神享受。
他在我眼里是一个平凡的人，而这种平凡中却蕴含着卓越的奋斗精神。他是一个个性倔强的人。他的目光永远紧盯着今天和明天，而把昨天置于脑后。他有激动人心的崇高目标，有达到目标的切实计划，有勇往直前毫不动摇的坚定意志。在一定时间内，头脑中只有一件压倒一切的大事，为了这件事，他不惜精力，不惜时间，全力以赴，必要时，甚至做出巨大的牺牲。他如果活着，今年该有108岁了。
1899年，父亲诞生在湖北省京山县宋河镇的一个小山村里。因为家贫，八九岁时不得不辍学放牛。后来有个机会到武昌读书。1915年冬，父亲夺魁得入“博文书院”。他发愤读书，又于1928年底在200多名考生中以第一名被录取为湖北省官费留美生。
他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习，五年获得三级学位：学士、硕士、博士，被他的导师、美国著名教育家杜威誉为“东亚一流学者”。他注重比较教育的探讨，尤其潜心于教育经济的研究。父亲20多岁曾随广西省教育厅长雷宾鸿、河南省教育厅长李廉方多次考察农村、中小城镇的教育情状，进行过深入的调查研究。实际情况使父亲清楚地了解到当局不重视教育。那时期的中国，教育经费极其短缺，这是教育事业受阻的一个重要原因。
他的博士论文以中国教育财政为题。在撰写论文前，他曾请哥伦比亚大学校友、时任财政部长的宋子文提供中国历年财政报告。宋子文给他空运了一木箱统计报表。依据翔实的第一手资料，他花了三年时间分析研究，终于完成博士论文《中国教育财政之改进》。这篇论文受到中国著名教育家、经济学家马寅初先生的高度赞扬。马先生为之作序，序中写道：“陈博士把一件开拓性的工作完成得如此之好，令人叹为奇观。我确定无疑地相信，中国公共教育事业的从业者和正致力于使中国脱离贫穷和无知的深渊的政府领导人，必将认为这部坚实的力作具有很高的价值。”《大公报经济周刊》评为“在中国之教育学与财政学两领域之边界辟一新领土矣。”他的导师杜威博士致信胡适先生说：“这是一件有实质能发光的作品，对于中国将大有价值。”当然，父亲的论文公开发表后，也确实让财政部长十分尴尬。因为文章列出的确凿统计数据，清楚地显示了国民党政府“有钱打内战，没钱办教育”的行径和他们实行的愚民政策。回国后，父亲还继续不断地发表这方面的文章。
在他撰写博士论文期间，他的未婚妻已经30多岁，不能久等，就与别人结婚了。为了一鼓气写好论文，他以坚强的毅力把失恋的痛苦抛到一边，全力以赴做学问。获得博士学位后，他如果留在美国，立即就会获得较高的社会地位、优越的工作和生活环境，还会有一个富裕殷实的家庭接纳他。但这些不能动摇他回国的决心。他历经千辛万苦，学有所成，就是为了自己贫穷落后的祖国。他怀着强烈的赤子之情，要用自己的学识为祖国服务，立志为发展祖国的教育事业奋斗终生。当时他35岁。
1935年父亲回国后，时任中央研究院院长的蔡元培先生立即召见他，并选择南宋爱国诗人陆游《绝胜亭》
父亲是我国电化教育、电影教育理论的拓荒者。早在30年代，他就在大夏大学开设电影教育课程，深受学者欢迎。南国农主编的《电化教育学》一书中写道：“1935年上海大夏大学社会教育学系开设教育电影课，这是我国最早在大学开设的电化教育课。”“1937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了陈友松著述的《有声教育电影》，这是我国出版的第一本电教专著。”同期他兼任南京中央教育电影检查委员并主编《电化教育》周刊，这是我国最早的电教刊物。那时，他大力引进西方先进的科教片，向国人宣传科普知识。这期间多有机会向资深电影名家洪深先生请教，使得科教片的质量不断提高。宣传普及的效果很好，大大拓宽了国人的眼界。他曾任中国电影教育协会理事，在旧中国为电化教育事业的开创和发展竭诚尽力。他不但在这方面多有论述，还大量翻译国外电教事业的有关文献来补充自己的讲义。
父亲曾积极从事国际教育交流活动。1933年由孟禄博士推荐担任世界教育联合会扫盲组干事。1934年被选为全美教育名誉联谊会会员（必须有博士资格）。1946年被选为中国教育学会理事兼北平分会负责人。1947年作为中国代表出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远东区教育会议。
抗战期间，撤退到恩施的湖北省政府为了适应抗战的需要、培养人才，自1941年起，在恩施建立了四所省立学院：教育学院、农学院、医学院和工学院。其中，1936年停办的湖北省立教育学院已中断了五年，于1941年秋季正式恢复，校址就在恩施五峰山。次年，省政府通过参议会知名人士李四光等出面，“电请西南联大教授陈友松博士回鄂担任教育学院第一任专任院长”，主持重建事宜。1942年夏，父亲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以筚路蓝缕的精神，励精图治，调整科系、扩大规模、延揽名师、扩建校舍、树立新风。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搭起了8个科系（教育、国文、英语、史地、数学、理化、音乐、体育）的发展架子，使学校面貌一新。原来想离校的师生安定了情绪，寂静的山区，弦歌四起，正气浩荡。而且为日后学院改为国立奠定了坚实基础。父亲特别重视思想建设。那时，他领导在五峰山口建立牌坊，赫然镌刻十个遒劲的颜体大字“养天地正气，法古今完人”，每字一尺见方。这校训大大振奋了师生的爱国民族意识。由此也可窥见父亲复建湖北教育学院的苦心孤诣。他在庄严的开学典礼上，慷慨激昂，鼓励学生立大志。他说：“湖北教育学院的历史任务与时代使命是什么？古诗所说的‘菁莪造士，棫朴作人’，就是我们的任务和使命。我们要养天地正气，法古今完人。为什么这样讲？这是因为，我们是拥有50万年历史的伟大中华民族。我们的祖先千辛万苦，筚路褴褛，胼手胝足，为我们创建开拓、惨淡经营的锦绣山河，而今遭受日寇铁骑的蹂躏，我们民族命运之存亡继绝，盛衰隆替，正取决于我们这一代。我们这一代所处之地位，尤为关键，所负使命尤为重大，故我要振臂高呼：请同学们立大志！古人云：‘士何事？曰尚志！志何在？曰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我们要忧天下之忧。‘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这是我们时代的脉搏和命运。”这诗句出自陆游的《书愤》，前一句表现陆游年轻时操练水军准备抗金的豪情，后一句表现他中年在四川镇守大散关的情境。
当时学习资料匮乏，有些课程甚至没有课本，参考书也不易借到。学生只能听课时随堂手抄笔记。因此，每天下课后自习时间，首先是核对和整理课堂笔记。据王维新教授回忆，当年，陈院长常常在晚饭后，搬一把藤椅坐在学生中间，要一位笔记较全的同学大声念出来，由同学们补充，陈院长最后归纳，再指定学生工整地抄录出来，公布在墙报上，供其他同学核对，以完善各人自己的笔记。那时师生的关系亲切融洽，学生们对陈院长怀有发自肺腑的敬爱之情。陈院长对学生们谆谆善诱，不辞辛劳，看到弟子们日益成长，那种快乐是任何事物都无法替代的。他到晚年时，不断有过去的学生来探望他，师生之情真挚厚重。见到六七十岁的老学生对双目失明的恩师恭敬地执弟子礼，那出自内心而溢于言表的情景，使我这个四五十岁的“小师妹”（他们这样亲切地称呼我）十分感动。
从1935年1月，父亲35岁时回到祖国起，中间历经八年抗战又四年内战，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父亲已年届50了。这15年，正是他年富力强的时期。他大展宏图，锐意进取，在教育事业上取得了不少成绩。他禀性耿直，表里如一。他对人热情真诚，与师友、学生都相处得很融洽。他是一个不设防的人，别人也无须提防他。但他一心为公、不擅权术的书生气，又使他在官场中很难长期干下去。他信守的做人原则是合则留，不合则去。所以在中央教育电影检查委员会干了不到一年，在恩施教育学院也仅干了一年。还是在校园教书、在报刊发表文章比较适合自己的性情。尽管待遇差很多，但可以潜心于学术，精神不受钳制。他不愿放弃自己的学术主张而屈就于达官权贵的乱命，他清高，讲骨气。离开恩施教育学院时，卖书作川资，满腔的无奈与愤懑。“清江之水何浪浪，复楚赍志走他乡。”这诗句，反映了父亲当时的心情。关于为何离去，父亲在《回忆五峰山湖北省立教育学院》一文中曾有如下的描述：
“我本有为故乡教育事业鞠躬尽瘁之志，为什么一年以后却依依不舍地告别了朝夕与共的教育学院师生呢？这主要是因为我素性习惯于西南联大那种自由的学术空气，不满于恩施的政治气氛和严格的统治。例如，湖北省政府常有‘扩大报告会’，我作为一院之长必须和全体师生穿着制服上山下坡奔赴会场，肃立几个小时听报告，实在浪费时间。早晨升旗我必须到场，先读《总理遗嘱》，然后还要照例讲话。湖北省政府主席陈诚经常派人来调查学生，学院的三青团工作由教育厅厅长张伯谨直接领导，我不能插手过问。最令人难以容忍的是，国民党教育部直接派来的训导长吴学信，他是实行思想统治的铁杆人物，常和军事教官李亚僧发生摩擦；而李也是上级派来的，他们之间的不断矛盾纠纷，实在令我厌烦。促使我离去五峰山的导火线是，在一次省府扩大会议上，陈诚公开责骂教育学院两个左派学生闹事，当场宣布逮捕这两个学生，使我难堪。我想，这两个青年有什么罪过？！我实在难以忍受，一怒之下，向张伯谨提出辞职不干。就这样我毅然离开了湖北省教育学院。”这段经历很充分地展露了父亲的性格。
父亲虽然离开了五峰山，但仍有许多未能办完的事萦系在心，其中最不放心的是教育学院的前途。他想教育学院如果能够由省立改为国立，则将能在人力和财力上加强，其前景将会更好。因此，他返回昆明途经重庆时，曾为此事极力奔走，得到西南联大几位老校长特别是张伯苓的支持与说项，以及通过原西南联大师范学院同事田培林转托疏通。在父亲离开五峰山半年之后，湖北省立教育学院果然于1944年1月改为国立湖北师范学院。这也许并非出于他的努力，但闻此佳讯，他极为高兴，为教育学院前景庆贺，并为师生祝福。一般人都是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可是父亲虽离开恩施，仍热心奔走，足见他对发展乡梓教育的一片赤诚之心。
当然西南联大对于父亲也是很有吸引力的。西南联大有自由的学术风气，在许多方面都可以施展，可以实现他发展中国教育事业的初衷。西南联大师范学院院长黄钰生先生也希望父亲尽早回联大师范学院，以便开设更多的课程。他知识渊博，对中国和西方的文化、教育、哲学等有广泛深入的研究，一人开了九门课程：中等教育（二年级必修）；西洋教育史、社会教育、发展心理学、教育行政、教育社会学（以上为三年级必修）；教育财政学（三年级选修）；比较教育、分科教材教法（以上为四年级必修）。他备课认真，教学内容丰富，并指导学生大量阅读中外参考书，还经常检查批改学生的读书笔记，不厌其烦。他严格要求学生，使其逐步提高阅读和理解能力。他还以自身的经历勉励同学们刻苦学习。他说：“我由一个放牛娃成长为大学教授，主要靠年轻时刻苦努力，发愤学习。你们要珍惜时间多读点书，立志救国，成为国家有用人才。”他对学生们的学习和生活都极为关心，总是想方设法去帮助解决学生们的困难。例如给他们一个勤工助学的机会，在图书馆找点儿事做，或者推荐给自己的友人谋个差事，等等。
1940年，昆明广播电台正式播音后曾设置“空中学校”专题节目，就是由我父亲倡议和指导的。在强敌入侵、民族存亡的关头，他将电化教育看做是“摧坚锄强，移风易俗，继绝存亡，立心立命”的有力工具。昆明广播电台的开播，使他有了实现自己教育思想的又一阵地，在他精心指导下，各种节目，都逐步充实起来。内容涉及各科知识、社会生活、家庭婚姻等许多方面。“空中学校”也有了影响，听众反映甚好，很受听众的重视与欢迎。“空中学校”播音讲稿，内容比较通俗，因而对一般大众来说易于接受。1945年底，昆明发生一二·一惨案，他目睹青年学生遇害，悲痛凄怆，愤慨激越，濡笔写下“沉沉怨气撼乾坤，白昼狰狞兽食人”，“恨无寸铁护髦士，尚有秃笔讨顽癫”的悼诗（悼诗已收录在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出版的《一二·一诗选》之中）。他支持进步学生运动，表达了强烈、分明的爱憎。在恩施任湖北省立教育学院院长时，他不止一次保释过进步学生，并为了避免学生被送进集中营和监狱，他甚至两次更换学院的训导长，因而开罪于国民党当局。
抗战期间，我父亲是储安平先生之《观察》的主要撰稿人之一。二战结束后，父亲在《观察》上发表“新时代的教育宗旨”，首次提出他的“五全教育观”。文中以他的远见卓识对古今中外的教育观进行了批判继承，阐明了符合时代发展趋势的教育理想和观念。
在这个时候，他第一个向国内介绍了苏联教育理论，于1944年出版了《苏联的教育》（重庆：商务印书馆），并在书后撰文研究、评论了当时苏联教育之优劣。
抗战结束后，西南联大结束了自己的历史使命。清华、北大、南开分别于1946年暑假后在原址复校。父亲受聘任北大教育学系教授，并在陈雪屏离职后代理教育学系主任。
饱受苦难的中国人民在抗战后又经历了解放战争（两个中国命运的大决战）。在这期间，由于国民党政府的倒行逆施，引起了学潮和全社会“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运动。北大教授对一系列重大事件发表声明，表明立场。父亲也在这些宣言上签了名。譬如，1946年12月30日北大48位教授致函美国大使司徒雷登，抗议美兵侮辱中国女学生；1947年5月22日，北大31位教授发表宣言，正告国民党当局“唯有改变现实，才能平息学潮，推诿与压制，则结果适得其反”；1947年5月29日，平津各大学教职员500余人呼吁和平宣言：“唯有立即停止内战，以诚意谈判并实现和平，迅速依照政协路线，成立联合政府，办理善后，此外并无他途。”
父亲是一个教育工作者，但不是躲在书斋内不问世事的学者。他谨记蔡元培先生“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的教导，并付诸行动。
新中国成立前夕，父亲得到了陈雪屏送来的机票，但他没有追随蒋介石离开北平，国民党当局的所作所为，已经让他彻底失望。傅作义将军曾在中南海勤政殿召集十几位北平的教授学者、社会名流开会讨论迎接解放军和平解放北平的问题，父亲也应邀前往。到会的还有徐悲鸿、王铁崖等著名学者。与会者一致同意和平解放北平，欢迎解放军入城。
1949年，历史揭开了新的篇章。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个国庆节的夜晚，烟火划破了夜空，宛如用珍珠玛瑙织就了一幅五彩的图画，北京的夜空从来没有过这样的明亮和璀璨。全城的居民都在观看节日的礼花，烟火的光亮映照在我们一家人的脸上，更照进了父亲的心田。他怀着满腔的热情和渴望，要为发展新中国的教育事业培养人才，和同仁们设想着发展祖国教育的蓝图。这其中包括搞职业教育的黄炎培先生、后来任高教部副部长的曾昭抡先生和诸多学者。
面对着新的使命，父亲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苏联教育理论，学习俄语，在翻译苏联教育论著方面做了重要的贡献。即使在被错划为右派以后，仍孜孜不倦地译作。其所译外国教育资料达数百万字。他坚持著书立说，直到晚年也未曾稍有懈怠。父亲所作的教育理论研究工作和他所编译的教育科学著作，对发展我国的教育工作起了很好的作用。
父亲是有股倔劲的耿直人，他是心里有什么话就敢说什么话的那种人。真正做到了表里如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1957年整风时他说过，对苏联专家的话也不能迷信，不能一切都照苏联的那一套搞，我们中华民族，从孔夫子到孙中山，从蔡元培到黄炎培，到陶行知，有自己优秀、悠久的历史传统；美国的教育，学校管理中也有值得我们借鉴的东西。自己是主管教学的副系主任，却只有服从的份儿，譬如邀请罗素来校讲学，上面一句话就否了。他被划成了右派，但他坚决不承认自己反党、反苏，于是又被加码定成“极右”。他是为了发展中国的教育事业才给党提意见的。他天天挨批斗，但对斗他的人只有一点小小的要求：“千万不要让我女儿看见。”那时我刚刚过了14岁生日，递交了入团申请书，是一个初中二年级学生。对于他的这点小小要求，当时我并不知道，还是我上大学以后他的一个学生告诉我的。多么可敬的父亲啊！在自己默默忍受巨大的痛楚和屈辱时，还在关心爱护自己年少的女儿。虽然时隔多年，每当忆及此事，酸楚和感恩的热泪都禁不住地涌流。父亲是怕我看见了，幼小的心灵承受不住。父亲最担心的是我，因为我从小受宠，恐怕不能经受打击。我无论如何也弄不明白，何以抛弃了一切荣华富贵的父亲，为了自己积贫积弱的祖国，搞了半辈子教育，教了成千上万的学生，反倒成了极右分子？这个呕心沥血的教书先生，怎么会反党反人民呢？母亲不这样看父亲，她只是嗔怪父亲不看天色。处分来了，收入锐减，但她比从前更体贴他了，自己节衣缩食，让父亲吃好穿暖，让正在长身体的三个子女衣食无忧。多亏她理家的才干，家，依然温暖。
“文化大革命”中，父亲自然不能幸免。他住牛棚、扫楼道厕所，每月只有一二十元生活费。他还曾站在碎玻璃碴子上挨斗，赤足走过冒烟的沥青，拉石磙子轧马路，双脚血肉模糊，痛得难以忍受。但即使这样也没能让他意气消沉。
“文革”后期，对他的管制放松了，居然也分到一间“过厅”。它南北两面都没有墙，从天到地全是门和窗，外面是一个晒台。我之所以称它为“过厅”，是因为晒台是公用的。天暖时，什么时候想去晒台晾衣服或拖把，天寒时，取冻在那里的食物，同住一层的邻居都可推门而入，不必敲门打招呼，就如同穿城门洞那样方便。听人说，之前，这里是堆放桌椅、扫帚和簸箕的地方。当时安放了一张单人木板床，就变成了父亲的栖身之所。这过厅，他至少住了十年。冬天，虽然挂上了母亲用旧被罩缝制的双层窗帘，但屋里还是冷得要命。西北风嚎叫着灌进来，穿堂而过，北边和南边的木门板和窗玻璃便奏开了不和谐的变奏曲，叮当乱响，不绝于耳。到了三伏天，热浪不客气地席卷了这间过厅。好在父亲是湖北人，连武汉那种地方都能习惯，这里的热当然也就不在话下了。
父亲饶有兴致地给这间过厅取名为“冷甘堂”。这“冷甘”二字自然是借自鲁迅的对联“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他从紧巴巴的生活费中挤出钱来买了五颜六色、大大小小的塑料球，挂满了天花板，看上去倒也琳琅满目。好奇的人问他这是干什么，他说是为了躺在铺上仰望“星空”——他正在怡然自得地温习天象知识。我清楚地记得，从前在书房里，总是挂着宇宙星系的照片。虽然钱不够用，他还是每月买一张月票，只要一下班，他就进城转悠。星期天他到郊外去，那时他的眼睛还看得见，他要使外界事物不断进入他的视野。他寻访文天祥和于谦的旧祠堂，到宣武门去观赏利玛窦时期的教堂，凡是能看的展览都不错过。在郊外散步时就和不相识的老农聊天。他是一个海阔天空的人，惟其如此，才不会被个人的挫折闷出病来。这种性格是与生俱来的。身为“臭老九”的知识分子，又是“五类分子”中的最末一类，长期经受着外界的蔑视和疏离，但他内心却保持着高度的尊严。
他当了20多年的右派，丧失了上讲台的权利，丧失了出版的权利，丧失了和朋友交往的权利。幸好，他还有劳动的权利。当然，这劳动只是在被限定的范围内。具体一点说，他的一切行政职务以至教授资格全没有了，他成了一个专职的翻译员、一个教学辅助人员。但是，他只要沉浸到翻译工作中去，就忘了自己被专政、被限制利用、被改造的身份，依然像从前那样开足马力去工作，成了一台很好用的翻译机器。那些无偿享用这些劳动成果的学者们，无须说明出处，无须向原译者道谢。当我对此表示不平时，父亲劝我说：“只要对教育事业有好处，不要计较这些鸡毛蒜皮。人的胸怀应当大一些。”
因为他患了青光眼，仅剩下破碎的管状视野，也就是说，他看外界的东西就像从一个空笔管里向外看，只能看见一点点，所以医生让他休息。他写字看书已经非常吃力，为了看得清楚，他在100瓦的强光下工作，一写就是半夜。他对自己的眼睛简直到了虐待的程度。外国问题研究所（外研所）领导交代的任务，有时也忒急了一些。后来我陪他去眼科就医，医生和他商量说，做手术，可能改善一点视力，也可能当时就完全失明，并且手术后一段时间内会很痛苦。他毅然决定做手术。虽已年届古稀，但为了取得继续工作的必要条件，他不怕冒风险，不怕痛苦。医生要我和当时他所属的外研所的代表签字，这杆笔对于我来说，真是太沉重了，我担心他一开刀就会变成盲人。但他不仅自己忍受住了手术后的剧痛，还谈笑风生，给同病房的年轻人讲故事，鼓励他们乐观向上。
当祖国从噩梦中重又苏醒时，他也得到了解放。他不计前嫌，胸襟开阔，又开始了辛勤的工作。在那疯狂的年代里，单位的头头曾无视医生开的全休假条，让他在强光下翻译资料，致使他迅速失明。在一个70多岁的盲老头没有利用价值后，又将他发落到街道办事处。他的一切关系转到几里之外的索家坟，领生活费、办医疗，都要跑到失明前从未去过的地方。幸亏他还有一个远在卢沟桥做工的女儿。鲁迅说过，侵占别人的时间，无异乎谋财害命。想想因为失明失去的那么多宝贵时间，他感到心疼。但他对这些头头，从没有抱怨过一句。对于那些曾经恶语相向、拳脚相加的学生，在他们回来请教时，他仍然不遗余力地教他们，好像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过。他认为，在所有犯错误的人中，最该原谅的是青年，是学生。
造物主夺去了他的双眼，他完全失明了。他也成了中国残疾人协会的一员，对残联的事十分热心，不是一般的尽义务，而是几乎有求必应。父亲以惊人的速度适应了盲人的生活，日常生活琐事他全试着自己做，并且一件件地做成功了。为此，他十分得意。他把对子女的依赖减少到最小的限度。他愿自己的孩子少为他操心。
父亲在后半生历经了35年的坎坷，他承受政治风雨的摧残，经历亲人伤逝的悲痛，战胜廿载失明的凄苦。在垂暮之年，拼将最后的心力去完成他未尽的使命：多写多译最重要的教育哲学、教育理论著作，把后来者扶上攀登学术高峰的天梯，让他们最大限度地发展，成为祖国教育事业的栋梁。他只恨自己来日无多，不能再为祖国教育事业尽力。他一生关注世界教育事业的发展，研究教育理论，提出自己的见解，为中国教育发展献计献策，真正做到了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他这一辈子，只有一个志向，就是为中国教育事业鞠躬尽瘁，上下求索，虽九死而不悔。
他自1976年以来写下长短诗几十首。引其《励志诗》中数句，足以见其抱负：
思为四化添砖瓦，欲效六盲事耕耘。
名诗似锦弥尔顿，壮志如钢柯察金。
爱罗先珂集童话，海伦凯勒著奇文。
荷马史诗非谋食，左丘国语岂为名。
不甘服老羞落后，但愿胜蓝喜出青。
好景不只黄昏好，明朝更比夕照明。
他怀抱着如火如荼的热情、夕光射斗的气概，从不服老，愿在新长征中再作贡献。
70年代末，父亲担任中央教育行政研究会顾问，80年代担任中国高等教育管理研究会顾问、陶行知思想教育研究会顾问等，帮助这些团体的成员撰写论文，为这些研究会和学会出谋划策。“文革”后还有了欧美同学会名誉副会长这样一个头衔。
年届八旬的盲人，又被北师大教育科学研究所返聘，担任研究生导师。父亲除了著书外，还带研究生。他为了学生，可以废寝忘食。只要学生学到真本领，他就比什么都快乐。“文革”后他带过的研究生中，先后有不少人又在美国获得了博士学位并任教。他的学生中，也有多位先后在国内外教育学界居于领导地位。
他的居室成了课堂。每日清晨他都把窗台几案擦得一尘不染，自己的床铺也收拾得整整齐齐，梳好每一根头发，系好每一个扣子，连那双皮鞋也蹭得锃光瓦亮。他提前半小时就端端正正地坐在床沿，静静地等待学生到来。看到他那庄重、肃穆的神情，我不由得想到《永不掉队》这篇课文。那是20世纪50年代在初中学过的。文章中的盲教授被冈察洛夫描写得栩栩如生。如今在父亲身上，我看到了同样的、为人师表的精神风貌。
他不满足于坐在家中授课。为了教给研究生查阅图书资料的各种方法，他两次由助手陪同来到北京图书馆，从上午8点一直工作到下午5点，先后到过目录室、工具书阅览室、新书阅览室和外采组。他的记忆力好得出奇。他从前是这里的常客，虽然时隔廿载，但对这里的一切依然熟悉。他这个八旬盲翁坐镇指挥，告诉学生应该到哪间屋、哪个架子、哪个位置查找哪些资料……中午在街上的小吃店买点东西充饥，然后在馆里坐着休息一会儿，兴致一直很高。研究生们兴奋地说：和陈先生出来一次，实地学习高效率地利用图书馆，收获大极了。
父亲对图书馆那样熟悉，是有历史根源的。20世纪20年代，他曾两度在图书馆工作。第一次是在王云五先生主持的商务印书馆中任东方图书馆管理员，第二次是在杭州西湖图书馆任西文部主任。这第二次任职，还是王云五和胡适之两位联名向浙江省政府推荐的。父亲在1943年曾与刘伍夫合著社会教育小丛书《图书馆》，内容就源于他在图书馆工作的实践经验和对实地事物的考察研究。书内全面讲述了图书馆和社会教育的关系、图书馆的创设行政及经费、现代图书馆的发展趋势等问题。他一生热爱书籍，关心中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从前在各地任教期间，凡有搬迁，所购图书，多数都捐给学校或当地图书馆。由于对图书馆学的贡献和建树，他曾被推选为中华图书馆学会理事。他最惬意的事就包括逛书市，浏览期刊，从中发现新材料。他的收入多半都用来买书，但将自己的图书借人或赠送别人却从不吝啬。
在80年代，人们问他：“陈老，您这样高龄，还拼命工作，为什么呢？”他沉思片刻，回答说：“我曾涉猎天文地理，古今中外史哲名著，深知我身在此无限宇宙之中，自己是太渺小了。但人是万物之灵，特别是当我了解到50万年以来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她的伟大贡献，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和爱国主义情绪，从心底油然而生。我们中华民族早就有大同的理想，因此每一个有觉悟的中国人，特别是知识分子，都应当理解，是劳苦大众培养了你，是故乡和祖国养育了你。只是为自己而活着，是毫无意义的。而当你树立了‘为斯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的理想后，任何艰难困苦就决不会使你灰心丧气。”正是这样的信念指导了他一生的道路，正是这矗立于天地之间的正气，使他无论是身处顺境还是逆境，都能从容应对，干自己想干的事。
1986年7月1日，肝癌夺去了我母亲的生命，母亲还不到65岁。这对87岁高龄的父亲是一个沉重的打击。母亲与父亲同甘共苦44年，支撑了这个家。尽管悲痛，但他没有被痛苦折服。当领导表示慰问时，他谢过之后，立刻又谈起了工作。他依旧单纯，很少杂念，很少有疙里疙瘩的东西纠缠。所以愈进入晚境，愈能以出世之境做些入世之事。自23岁任普通师范义务教师以来的70年岁月，他勤奋地读书、教书、著书，未曾稍有懈怠。使命崇高，虽苦犹甜。那满天下灼灼的桃李就是最丰厚的回报，真是其乐无穷啊！
我想，这也许就是脱离了低级趣味的境界吧，这也许就是他在历经劫数后，还能长寿的道理吧。
美国心理学教授、诗人马克拉斯基在他自己的诗集中这样写道：“你在黑暗中，却把光明带给了学生，我们的地球多么需要你这样的人！千百万个陈！”
他的学生们在挽辞中这样概括他的一生：“忧患坚持译述，耄耋坚持教学，失明坚持著作，于公可称三绝；首创电化教育，介绍苏联教育，奠基比较教育，得一已足千秋”。
他像一株参天的老松，枝繁叶茂，深深地植根于祖国的土壤。在老松遒劲的根系周围，已有无数大大小小的新松成长。虽然老松已看不到他们日后的成长壮大，但自信这后来的松树家族必定高过老松的树冠，他们将会成为大自然里纪念碑式的大松林，庄严雄威，生生不息。
矗立于未来世界的中华民族，她的文化教育事业必将大放光芒！自我们的民族有史以来，那些薪火相传的师傅们、先生们、老师们用生命和心血栽培的成果就在其间了。他们的典范，后人是不应忘记的。我很喜欢陈云山先生作词谱曲的《今山古道》。这首歌唱的就是我前面所说的那层意思，当然，他说得更好。现在让我把这优美的歌词恭录如下：
山呀山哟，绵延不断，远山接近山哟。
迢迢山径盘层峦呀，咱们步步高升哟。
看山岚飘呀风光好哟，开路辛劳多。
那个前人栽树后人乘凉，饮水得思源哟。
山呀山哟，绵延不断，今山载古道哟。
悠悠闻风藏名山呀，咱们步步高升哟。
看风物博呀典范佳哟，先贤心血多。
那个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古道照颜色哟。
我的父亲是一个从苦难的磨砺中走过来的老师。他清瘦的身影和闪动着智慧光芒的眼神时时在我脑海中浮现。他永不止息的研究和探索精神，实事求是、脚踏实地的态度，对青年学子的真诚爱护，对自己从事的教育事业的无限忠诚以及他那种哲人般的境界，都是他留给子女的真正财富。
2008年5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