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深圳举办第三届全国打工文学论坛之际，杨宏海主编的《打工文学作品精选集》中短篇小说卷和散文诗歌卷、《打工文学备忘录》分别由海天出版社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推出。这是杨宏海继1992年与海天出版社策划出版“打工文学系列丛书”、2000年主编出版打工文学作品和评论集《打工世界》（花城出版社）及筹划发起一系列打工文学研讨会和论坛之后，对打工文学创作与研究的又一次倾力推动。打工文学研究的从无到有并向纵深发展，作为打工文学研究最早的倡导者与开拓者的杨宏海贡献良多，功绩丰伟。他在《打工文学备忘录》一书的“编后记”中说，他20年来一直跟踪打工文学这股文学新潮，搜集整理相关资料，希望能为文坛留下一种具有时代特色的文学“特产”。现任深圳市文联副主席的杨宏海，长期在政府文化部门从事研究工作，政府和学者的双重视野，使他敏锐地发现打工文学既是建设和谐文化、构建和谐社会的积极因素，又是中国当代文学别具特色的品类。正是他将政府行为与专业立场相结合，对打工文学不遗余力地推荐、评介并组织多次研讨，使打工文学为更多的读者阅读，使打工文学研究蔚成风气，并引起社会各方的日益重视；同时，也为打工文学创作起到了摇旗呐喊、鼓舞士气的激励作用。

《打工文学作品精选集》荟萃了具有代表性的打工文学作家的作品，是20年打工文学成就的一次集中展示。翻阅这些作品，我感到既是在品尝如主编者所说的“具有时代特色的文学特产”，也是在倾听我们时代的一种心声。固然，任何文学与其时代都是相联系的，但并不是所有的文学都像打工文学那样与时代贴得如此之紧，关系如此之大，都可指称为时代的心声。在当代中国的语境中，打工文学的意义已不仅仅是文学的意义。人们既从文学本身也从文学之外来打量和审视打工文学。正如深圳市文联主席董小明在为《打工文学作品精选集》所作的序中所说：“我们之所以关注和扶持打工文学，是因为我们清楚地认识到，外来劳务工为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建设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们既是经济建设的重要力量，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因素，他们不仅应享有政治权利、经济权利，同时也应享有文化权利。面对现实生活中紧迫的文化饥渴，这种文化权利包括文化享受的权利、文化参与的权利、文化创造的权利、文化成果受到保护的权利，而并非仅仅是为他们提供一些文化娱乐活动，以解决他们业余生活单调枯燥的问题。参与打工文学创作，就是他们实现文化创造权利、表达精神诉求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要通过建设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积极探索文化为打工者服务的种种形式、载体和保障职能，充分实现打工阶层作为社会公民的文化权利。”打工文学之所以是一种时代的心声，是因为它记录和传达了在中国社会加速走向现代化的艰难转型中，在人类历史上规模空前的从农村向城市的大迁移运动中，亿万打工者的生活与心态。从社会学角度而言，打工文学在显性层面上是精神的、文化的诉求，而其背后隐潜的意义则同时是一种政治与经济的诉求，是政治权利与经济权利的呼吁，因为这三种权利其实是密切关联的。我们可以在收入书中的一些作品里找到佐证：“1995年《劳动法》出台之后，很多人都天真地以为从此可以扬眉吐气，不会再被黑心老板盘剥了。而事实与想象相去太远，打工者的各种权益仍然得不到应有的保障，在很多地方，很多时候，《劳动法》如同一纸空文。但因为有了《劳动法》，越来越多的打工者对讨公道有了信心，他们开始学着用法律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我更关心的是我们这些外来工的人生际遇和命运，我觉得我们不能永远这样下去，我们得活出尊严，混出个人样来”（周崇贤《打工：挣扎或希望》）。“再一次说到打工这个词 泪水流下/它不再是居住在 干净的 诗意的大地/在这个词中生活 你必须承受失业 求救/奔波，驱逐，失眠 还有打着虚假幌子/进行掠夺的治安队员 查房了查房了/三更的尖叫 和一些耻辱的疼痛/每天 有意或无意 我们的骨子里会灌满不幸/或者 有心无心 伤害着纯净的内心”（郑小琼《打工，一个沧桑的词》）。“名字是惟一的本钱。扣留，抵押，没收/所有防范和惩罚都离不开交出身份证/打工的惶惶如丧家之犬，作为名字的人质/他时常感到，名字对自己的敲诈/他是被拖欠工资，又被拖欠名字的人……”（刘虹《打工的名字》）应该承认，尤其是在改革开放的初期，由于体制机制的缺陷、有关法律法规不健全和管理监督不到位，这使广大打工者的政治权利、经济权利与文化权利得不到有力的保障。上述这些作品向读者昭示，打工文学是打工者的一种文化诉求、文化创造和文化参与，同时，也是一种带着切肤之痛的对政治权利与经济权利的追求和表述。

打工文学的整体风貌是一种现实主义的创作。恩格斯曾赞扬现实主义大师巴尔扎克在其《人间喜剧》里给读者提供了一部法国社会特别是巴黎“上流社会”的卓越的现实主义历史。从巴尔扎克的作品中，读者甚至在经济细节方面所学到的东西，也要比从当时所有职业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所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我们可以认为，打工文学在历史学、经济学和社会学等方面的贡献同样不菲。打工文学作家来自打工队伍，他们对打工者、对底层的表述不是知识分子的“代言”，而是打工者和底层的直接“发言”。他们的作品真实描绘了中国社会在艰难转型时期底层人民的生活，储存了中国从传统农业社会迈向工业化和信息化社会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中的生动细节，是对日益引起世界瞩目的“中国道路”、“中国经验”的一种独特书写。事实上，打工文学反映和表达的这种时代的心声，携带和保存的这种时代的信息，社会各方和文学界都“读懂”了。随着中国有关劳动法律法规日趋健全完善，打工者的各种权益越来越受到关注和重视。共青团中央、全国青联设立了面向打工青年的“鲲鹏文学奖”；深圳市委市政府认识到，打工文学在建设和谐文化、构建和谐社会中具有重要作用，优秀的打工文学，是表现人民主体地位和现实生活的优秀精神文化产品，对于打工群体具有号召、凝聚、整合、同化的功能。该市定期评选“优秀外来劳务工”，扶持打工作家，举办一年一度的“外来青工文化节”，等等，在保障公民文化权利方面回应了打工文学所表达的打工阶层的诉求。《打工文学备忘录》则是辑录文学界与新闻媒体关于打工文学研究、评论与报道的较为完整的一部资料专集。众多学者、评论家和新闻工作者不仅从文学，而且从文化学、社会学、政治学等方面对打工文学进行了分析，显示了打工文学的丰富性、打工文学的多种向度与维度，使打工文学得到了学理的讨论与总结。

打工文学以其来自底层的质朴、清新、呐喊与批判精神汇入了中国当代文学的洪流。作为文学的一种形态，打工文学理所当然地受文学规律的制约，须遵循文学规律进行创作，须接受美学的评判。然而，我们在指出打工文学作品的种种稚嫩和粗粝的同时，也应注意其文学风格的多样化存在；我们在挑剔打工文学与主流文学相比在艺术上的差距的同时，也应发现打工文学其实不乏优秀之作、精美之作。如小说《别人的城市》（林坚）、《我们INT》、《下一站》（张伟明）、《禁止浪漫》（黎志扬）、《出租屋里的磨刀声》（王十月），等等，它们以其独特的经验、新颖的思考，成为当代文学中令读者难忘的作品。打工作家的诗歌和散文创作尤具冲击力与震撼力。除了上述列举的作品，柳冬妩、谢湘南、张绍民、何真宗、安子、梦阳、韩歆、熊焱等的诗歌，郑小琼、安石榴、塞壬等的散文，或以深沉的感情和尖锐的思考，或以独特的意象和富于创造性的语言，叩击读者的心弦，震荡读者的灵魂。

打工文学的发源地是深圳，深圳聚集着全国最大的打工作家群，因此打工文学还对深圳别具意义。正如有的论者所指出的，打工文学对深圳这座年轻移民城市的文化积累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打工文学已经或正在形成这座城市的文脉。阅读《打工文学作品精选集》和《打工文学备忘录》等这几本书，读者实际上也是在触摸和把握深圳这座城市的文脉，在历史地见证这个举世闻名的经济特区的文化崛起。

（原载2007年12月11日《文艺报》，作者系《文艺报》理论部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