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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打工文学开始兴起，也由此吸引了更多的人来关注打工者的思想和生活，这一波浪潮的出现并非偶然，它是80年代，一股大的打工潮涌入大城市之后的必然结果。深圳，作为一个经济特区，这股潮流带给它的冲击更大，打工者和打工作家，在这个城市最早地萌芽和成长。在最初的打工作家中，他们有很多人主要关注的是打工者的拼搏精神，事业有成，对未来的美好憧憬和对理想的不倦追求，像安子的青春励志小说就是这一类；也有一部分作家，他们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书写着打工生活中更现实的一面，他们用他们的笔记录下了一幅幅打工生活的画面，那是只有打工者自己才能真切感受到的无奈和悲伤的画面，在最初的打工文学写作中，林坚、张伟明就属于这样的一类作家，他们的小说可以说是他们真实人生的写照。
林坚是1982年高中毕业后在家“待业”两年后来到深圳的，来深圳只是为了获得一份工作。到深圳的港资厂打工后，他被安排打杂。他对相对轻松的工作很不满，因为他觉得只有开机器才能叫工人。于是他申请到最累的车间去，因为那里可以开机器。和林坚一起来的170多人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走得只剩下50人。他们或者不适应这里，或者另有打算。林坚的一个好友，他的父亲退休，要他回去“顶职”，他很犹豫。晚上，林坚和他一起来到蛇口的一座小山上，喝着酒规划自己的未来。这个好友最终还是回去了。林坚则根据这个晚上的思想斗争写出了处女作《深夜，海边有一个人》。后来，又写出了代表作《别人的城市》。在林坚周围，这样来来去去的人实在很多很多。林坚从没有想过要回去，他说自己当时已经意识到一个大时代的来临，林坚想在深圳找到自己的精神家园。
张伟明是1987年只身来到深圳宝安打工的，他先后做过工人、质检员、推销员。跟其他打工文学作家不同的是，他几乎是一边打工一边从事文学创作的。一旦萌生写作的冲动，张伟明就会辞掉手头的工作，然后回到蕉岭进行创作。写完以后又打好背包回深圳继续找工作。1990年，张伟明先后在《大鹏湾》《青年文学》上发表了小说《下一站》和《我们INT》，在社会上引起了比较大的反响，张伟明也因此成了打工文学作家的代表。他在深圳打工，处于打工第一线，从体验生活的角度来说应该比较深刻。“逃离与守据”成为他创作的主题，潇洒的“下一站”成为无数人的口号，他笔下的打工者有细腻的心灵感受。在城乡之间游离徘徊，对工业文明的不适应和焦躁不安，对乡村的眷恋和无所适从成为他创作的主线。
打工作家的生存境遇成就了精彩的打工文学，那种真情实感的流露，那种毫不遮掩的情感表达，带给我们的是一种原生态的打工者的生活画面，没有矫揉造作，没有故弄玄虚，一切都是本真的自我表达，也是打工作家内心情感的一种宣泄，一种对于生活、对于这座城市、对于自己在这座城市的境遇的一种抗争与不满。同时内心深处也有一种渴望，一种自我状况能够得以改善的渴望，他们的呼声也代表着千千万万的打工者的心声，他们对身份的关注，对自我不能被这座城市认同的焦虑，对实现自我价值的追求，对最基本情感的需求，这所有的一切构成了他们丰富的内心世界，他们的情感需要找到一个出口，需要有人来表达，于是打工作家在这时就应运而生了，他们在表达自己也是在表达身边的工友，他们是在为自己呐喊也是在为自己身边的朋友助威。他们很多人面对的一切都是灰色的，但是他们也有自己的追求，他们也有自己的梦想。有人说“梦想是打工文学的灵魂”，我很赞同这种说法，打工者看到了自己的人生灰暗，他们用自己的语言将它表达出来，以期待他人的关注，同时也让打工一族产生了同感和共鸣。他们也会不断地进取，让生活过得更有滋味。
打工的世界很精彩，打工的世界很无奈，正是这种精彩和无奈，体现了打工文学的一个突出特点是作者本人大都是打工的，他们对打工生活稔熟于心，素材丰富活泼，他们对这种情感有独到的体认，创作时信手拈来，无需为文造情去编排玲珑剔透、千回百转的故事。而且随着生活场景的转换，他们也在创造新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
在林坚和张伟明的笔下，有很多人是因无法忍受深圳的现实，而选择了回归，回到自己的家乡，那个自己出生的地方。林坚的《阳光地带》中的张振、张伟明的《我们INT》中的罗文岗就是典型。他们在这座城市找不到自己的定位，找不到自己的方向，只好回到自己的小县城，借助自己的亲人，找一席之地。但在他们的笔下我们看到的大部分还是一个个漂泊的灵魂。他们来到这个城市，渴望寻找一方属于他们自己的天地，但是打工的生活却让他们的梦想一步步的破灭，最后他们不但难以融入，甚至连苟延残喘都很难，他们无法容于这个城市，却也离不开这个城市。他们不甘，却又无奈。他们是这座城市的漂泊者，他们对自己所处的城市充满了无助和彷徨，他们无法给自己一个定位，异乡人成为他们对自己的称呼。林坚的小说《别人的城市》的主人公段志在这座城市无着落感，他因为无意间看到了主管和车间的女工偷情，结果就不能见容于主管，主管时不时地找他的麻烦，无奈之下，他就去了一达，可是在一达的他，又因为认识了齐欢，并且因为齐欢的死而使得他真的觉得自己已经没有什么可以留恋的了，他深刻地体会到了齐欢说的“我呢？是客人，在别人的城市活着。”齐欢死了，因为城市不接纳她，她也无法融入。段志也无法释怀，要离开这座城市，但回到自己曾经生活过的地方，他真的能感到舒心吗？在深圳待了五六年后的他，已不再属于那座依然山清水秀的凤凰城，家里那缝纫机的声音使他感到是那样的“亲切和遥远”。他已经是那座城市的一个影子，他已经无法离开那里了，即使在那里自己仍是一个城市边缘人，城市异乡人，城市虽然给他很多痛苦的记忆，但他已经离不开它了。林坚的小说《阳光地带》里的阿龙也是一样，当他的同学张振邀请他回去的时候，他说：“我像赌博一样，一条命押在这了，回不去了。”然后，再发疯似的在这座城市里寻找希望。张伟明的作品《下一站》“时有‘东家不打打西家，潇洒走向下一站’的描写，其实是‘沉重的潇洒’，因为它丝毫不能改变自己被迫出卖劳动力的生活现实，而只能一次又一次地强化自己的尴尬境遇。就像20世纪上半叶，诗人叶赛宁的对白：‘走出了乡村，走不进城市’，对于经过城市文明洗礼的打工者而言，城市是别人的，故乡也仿佛是别人的，已是回不去的地方了。”
打工者多是年轻人，“食、色，性也”，打工者之间也有男欢女爱，产生爱情是生活中的正常现象。更别说在这样一座孤独的城市，他们更是渴望拥有自己的爱情，拥有一个可以相互依靠的肩膀。因为漂泊，打工者的生活多数是不安定的，也因为自身的经济条件还有外在的不可预期的原因，他们的爱情也多是悲剧的，他们中很多人有自己喜欢的人，但却无法将自己的爱情成功地进行到底。爱情在打工者面前成了精神的奢侈品，渴望却遥不可及。林坚的小说《别人的城市》中的段志就是这样的，他单相思齐欢，为齐欢的死而悲伤，但那又能怎样，他自己只是一个打工者，他无法也无力去拯救自己的爱情，就连想见齐欢也是没办法的。林坚的另一篇小说《阳光地带》中的阿龙爱上了秀茹，即使秀茹离开了，他对她的思念也无法淡化，他那没有经济的爱情又能持续多久？一个月？如此而已，最终秀茹选择了一个香港有钱人，爱情在金钱面前望而却步。张伟明的《我们INT》中罗文岗喜欢汤细，但是因抵挡不住现实，汤细回家了，接受了现实的安排，接受了和村里其他女人一样的命运，嫁到了要坐几天的火车才能到的地方，但她还是很高兴，因为她的肚子里有着罗文岗的孩子，接到汤细信的罗文岗，“知道自己是孤独的，比《百年孤独》更孤独”。张伟明的另一篇小说《对了，我是打工仔》中的主人公在爱情面前，因为自己是一个打工仔，因为自己一无所有而感到自卑，但是自尊、怕被同情，让他只能在离开校园时静静地躲在她身后的老桉树下望着她离去的身影。又一次相见，他们又一次地走在了一起，他们之间的差距没有缩小，看着她的眼睛透明而忧郁，却离他既近又远。他的爱是真实的，却也是自卑的，她的爱是为了逃避空虚，逃避孤独。他还是选择了离开……他们的爱情不能说不真，但是他们的爱情却因为这样那样的变故而夭折了。这些打工者的爱情悲剧，与传统的爱情伦理悲剧是不同的，他们没有父母的干涉，但他们会因这样那样的原因而与自己的爱情失之交臂。这些原因可能是金钱，可能是仅仅一方需要慰藉，也可能是那种无法确定的不安定的生活等因素，这使得他们的爱情变得如空中楼阁，虚无缥缈，无法把握。
打工作家自己曾处在社会的最底层，他们能深深地体会打工者内心的孤独与凄凉。渴望温暖，渴望温情，是打工者的心声，但是公司里那冰冷的一切，让他们无法去体会这种感觉，林坚的《阳光地带》中的笑面虎似的松田维明、OK主管，张伟明的《下一站》中的香港婆等，这些都是他们备受折磨的因子。还有那苛刻的加班制度，没有工资，每个人每天都拉紧了神经，却不如那些模具，几十美元一个，而他们与这些玩物相比廉价到半卖半送五折大酬宾。打工师傅也敲诈勒索，只教了5分钟。结果被那高温烫伤，又痛又辣，一个个水泡像一只只鸟蛋，他们把车间称作“炼狱”。《我们INT》中，李树为换半个月的假期，谎称自己的外婆死了。每个检验科的人都像一个穿山甲，脸色蜡黄，目不斜视地舞动着双臂，似乎回到了卓别林时代。在厂房呆得太久，一下子连强光都无法适应。一张小小的INT（接触不良）的小方纸，从李树身上揭下来的时候，我哈哈大笑起来了，李树看见了也哈哈大笑，所有的人都哈哈大笑，但是他们又想抑制住自己的笑，他们的嘴都是不听使唤的大笑着，这种笑却是很苦的，五脏六腑都挺难受的，笑变成了一种自嘲。INT不就是说他们自己吗？他们的生活尽是灰色。李树不在，罗文岗不发一言，心中会被无限的恐惧所占据。他害怕这种孤独，害怕这个世界谁会随时就消失在他的面前。无形中这种恐惧就像一张大网，笼罩着他笼罩着所有的打工者。所以在李树不见人的时候，他被这种莫名的惶恐包围着，见到他时，他才卸下心中的石头。这是被这种现实给吓怕了，怕随时都有人在这个世界上消失。境遇相同，彼此就多了对孤独和痛苦的了解，彼此也就成了可以慰藉心灵的依偎。《下一站》中的我，也是这样，当他自己感觉孤独与痛苦时，从朱江的嘴里说出，却感到心底有点冷。这是他们所共有的境遇，似乎仅仅是一个人是这样的，现实是可以改变的，但其实是所有的人都是这样的，他们下一步该怎么办。他们也许是给现实麻痹了，但是，他们渴望温情、宽容，渴望人性中本真情感的流露，他们是善良的，即使对自己的敌人，对自己的对手，他们也一样充满了善意，哪怕是一点点的，给他们感动的地方，他们也会被深深的感动。《我们INT》中，当我和李树他们看到孙小姐哭的时候，自己心里就有些后悔。几个女工也有些埋怨我。他们内心深处是善良的，尽是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惺惺相惜，珍惜彼此之间的那点友情。
“‘打工文学’中经常充满着对身份的追问，因为是进城打工，他们反而不忌讳自己就是‘打工仔’，而且也非常清楚自己的位置是移动的、漂泊的，是要靠维护自己的自尊和发挥自己的才能才会去获得应有的价值回报的。”
林坚和张伟明的作品，在摸索中前行，是打工文学之园中及时开放的花朵，给打工文学注入了生命的气息。打工文学是打工者自己的作品。这种书写打工者的心声，表达打工者感情的创作已经在南方的一些都市（如深圳）有了十几年的传统，也产生了相当的影响。这种文学的好处是打工者写自己的生活，它所展现的世界似乎和我们看到的作家写作的底层文学大不相同。这些作品由于出自打工者之手，其文学价值和表现深度往往参差不齐，但十多年来打工文学的势头不衰，打工文学的作家也有了好几代。这些打工文学作家当然也深入地写到了打工生活的苦和累，写到了生存的不易和对社会存在的不公正现象的抨击，他们不想绝望地走向社会的反面，也并不激烈地抨击当下的生活，而是在困难中互相慰勉，在挑战中从容面对。
（作者系深圳大学文学院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