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工文学发展到今天，已走过了20年的时间。在我看来，打工文学经过20年的发展，已经走向理性与成熟。可以说，打工文学将逐渐形成一种文学流派，一种风格。这种流派和风格，也一天天地，正在逐渐被中国文坛所接受。

那么，打工文学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文学流派呢？打工文学就是打工文学，它现在还没有完全形成一种流派，等到形成了，那就是“打工文学流派”了。就整体结构而言，打工文学所反映的社会生活多半都是漂泊离愁，作品较多地表现个人的情感、性格，只有少数成功的打工文学作家，才能将个人情感上升到群体的生存状态、精神风貌、民族意识和时代精神的高度。因此，打工文学还未形成一种流派。

打工文学其实就是平民文学。它所反映的是特定社会背景下，一个庞大的特定群体的生活面貌、生存状态、价值取向、精神风貌、道德风尚、心灵轨迹、忧患意识。这个特定群体就是打工群体，打工群体是一个越来越庞大的群体，是一个越来越庞大的弱势群体。这个群体的组成部分是一些社会地位低下、经济收入微薄、文化结构偏低、缺乏社会见识、没有地域优势、出生寒微的社会底层劳动者。他们从故乡走向异乡，又从异乡走向异乡，在不断漂泊的过程中，他们找不到心灵的家园，被迫发出心灵的呼唤，由此产生了打工文学。也因此我们可以预见，打工文学将比当年的知青文学持续的时间久远，所产生的社会影响也不会是昙花一现。因为，打工文学的沃土是打工人，是社会主义的建设者，而不是“知青年代”的“受害者”。

随着上层领域的执政方针越来越趋向于平民意识，随着建设和谐社会的春风不断吹来，随着人们在文化消费心理上审美意识形态的调整与转变，打工者的地位不断上升，打工文学也必将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而这也将促使其产生更多优秀的作品。

目前，在学术界一些“正统”的作家、批评家看来，打工文学就是通俗文学，通俗文学就是低档次的文学。其实不然。首先，通俗文学并不代表就是低档次的文学，通俗文学的概念并没有严格的界定。其次，打工文学并非仅仅是通俗文学，打工文学作品并非全部都是低档次的作品，否则，它们也上不了一些国家级的大型文学期刊和选刊。打工文学本身并没有高低档次之分，只是其中作品的总体质量参差不齐而已；只是因为打工作家们的社会地位低下，出身于备受社会歧视的打工阶层，同时，受文化结构的影响，打工文学发展缓慢，长期以来，一直受到学术界一些“正统”的作家、批评家的歧视。

通俗文学的特点是表现中国传统的道德文化，具有说故事、讲情节等传统的表现技巧，旗帜鲜明地针砭时弊，具有较强的可读性。随着时代的发展，优良的道德标准融化于中国人的是非判断和行为规范之中，传统的道德文化内涵也在进行着不断的调整和改良。打工文学即使就算是通俗文学，它所传承的依然是优良的道德文化内涵。因而，将打工文学一竿子打入低档次的范畴，是不合适的，也是不道德的，更是不符合“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文艺思想内涵的。在我看来，打工文学不但传承了中国优良的道德文化内涵，还丰富了亿万打工人的文化生活，促进了亿万打工人道德文化意识的增强，充实了一代劳动者的精神世界。打工人生活在社会的底层，这个层面的群体数量越来越多，文化接受能力不是很强，那些所谓的高雅文化，不可能有效地渗透到他们当中去，也不可能发挥出应有的社会效应。因而，打工文学的出现，便及时地填补了这一空白，为普及优秀的道德文化作出了不可低估、不可磨灭的贡献，为发展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事业，为建设和谐社会，作出了不朽的贡献。在这样一个庞大的群体面前，学术界对这一文学现象的出现抱漠然或歧视的态度，是没有道理的。好在最近这样的现象有所改观，那些高高在上的大家们也逐渐重视起打工文学来，这是好事，也谢谢他们！

打工文学起源于深圳，后来在珠三角范围内全面铺开。20世纪80年代末期，得改革开放风气之先的深圳，随着经济建设的飞速发展，打工大潮风起云涌。打工人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心灵的空虚和精神生活的匮乏，人格尊严和传统的思想观念所受到的外来文化的挑战，以及法治的乏力，促使打工群体中的先觉者们从内心发出一种呼号、呐喊，希望这一新兴劳动群体的人生际遇和生存环境，得到改善，但他们的声音太小了，他们的力量太弱了，社会强权几乎没有给他们任何说话的空间，因而他们只有选择以文学的方式来表现他们内心世界的渴望，来充实他们的心灵空间。由于有这样一种文学表达的渴望，于是逐渐出现了一个以张伟明、林坚、安子、周崇贤等人为代表的作者队伍。

据了解，最先打出“打工文学”这一旗帜的是林坚、张伟明，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安子的《青春驿站》的出版才将“打工文学”这一概念推向了全国。也就是在这个时期，打工文学已经悄然从深圳走向珠三角，并在以《佛山文艺》为代表的打工刊物上得到发扬光大。从1990年开始，《佛山文艺》以及后来的姊妹刊《外来工》（《打工族》前身），便以首发打工文学原创作品为己任，扶持和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打工作家和诗人，刊发了不少打工作家及诗人的小说和诗歌。在南方文坛打工文学这一领域里，早期颇具影响的作家除张伟明、林坚、安子、周崇贤以外，还有黎志扬、钟道宇、吕啸天、李坚、缪永、郭海鸿、鄢文江、黄河、孙春云、林灵、汪洋等。这一批打工文学的“光大者”们一直在这一领域里驰骋，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尤其是周崇贤，更是一路领先，扛起打工文学的大旗走在了时代的前列。后来便又涌现出一批新人，如王十月、谢湘南、戴斌、柳冬妩、罗德远、徐非、郑小琼、曾文广、岳勇、许强、任明友、张守刚、何真宗等。以上前后所列举的人，现在绝大多数都已经被国家级和省级作家协会吸收为会员。在打工文学这一领域里，他们的作品更是层出不穷，单周崇贤一人，就已经出版了16部小说专著，近700万字的打工文学作品；有的已经出版了数部文集，作品散见于《人民文学》《小说选刊》《作品与争鸣》等大刊大报上。打工文学作品获得全国、省、市级文学大奖无数；大多数打工作家都已经走上了职业期刊编辑和专业记者的工作岗位。

近几年，深圳的王十月再一次扛起打工文学大旗，成为第二代打工文学的扛鼎人物，与第一代打工文学的扛鼎人物周崇贤一起，撑起了打工文学20年。而最近，东莞又出现了一个后来居上的打工妹郑小琼，再一次让打工文学在全国掀起高潮。罗德远、徐非、许强编辑出版的《中国打工诗歌精选》，更是让外界了解了广东打工诗人的精神风貌。这些年来，以王十月为首的深圳31区作家队伍，更是旗开得胜，遍地开花，硕果累累。

打工文学的成长，既顺应了时代潮流，也丰富了文学殿堂，满足了亿万打工人的文化需求。从整体层面上讲，打工文学虽然作品质量参差不齐，却也遵循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艺方针，壮大了中国文坛的作家队伍。

然而，打工文学这一作家群体，虽然已经有了一定的成就，却还始终处于一种散漫的个体状态，还缺乏一种集束式的爆发力，也缺乏刊发这类文学作品的专门阵地。虽然现在有像《江门文艺》这样发行量较大的刊物，但是，一家独撑的局面，在整体质量上还存在一定的缺陷。值得特别一提的是，深圳文联的杨宏海先生，一直致力于打工文学的理论研究和推广工作；东莞的柳冬妩先生，一直致力于打工诗歌的研究；全国发行量最大的打工文学杂志《江门文艺》的鄢文江先生，一直以来致力于打工文学的创作实践与理论研究；还有广州的黎志扬先生，他在网上创办了“打工文学联网”网站。这些同志，都在默默地为打工文学而努力，对壮大和推动打工文学的影响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打工文学任重而道远。如果要想从整体上再跨一个台阶，让打工文学真正走进中国文学殿堂，我们打工文学队伍自身还得努力，还要创作出更多更好、顺应时代的优秀作品。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中国文学事业的大家庭里，一定少不了打工文学这支生力军。因此，我建议并且呼吁：率先在广东省内成立打工作家协会，有条件地广泛吸收会员，邀请省文联或者省作协代为管辖，把握党的文艺方针政策，让其作为一个正式的民间文艺团体出现在社会生活舞台上。同时，想办法集资，创办一份真正的《打工文学》杂志，专门发表纯粹意义的打工文学作品（包括打工文学评论文章）。

打工人离不开打工文学，时代需要打工文学；打工文学倡导的打工精神是社会的一笔财富，是和谐社会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组成部分。打工人的生存状态是建设和谐社会一个不容回避的现实问题，只有解决好了这个问题，社会的安定团结才会有保障。打工文学的出现，消减了不少不利于社会安定的因素，对社会积极的一面已经呈现在了我们的面前。我们只有正确引导这一在数量上越来越强大的群体成员的思想意识，让他们积极地投身到改革开放的洪流中，才能提高他们的整体素质，才能更有效地发挥出这个群体的潜能，从而推动社会的进步。

因而，打工文学任重道远。

因而，打工文学在未来的良好发展，说不定就能发展成一个文学流派。

（本文2007年9月3日在《广州日报》曾节选刊载，作者系《江门文艺》编辑部主任、江门市文艺评论家协会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