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协和深圳市委市政府共同发起的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创作活动的一个重要项目——“打工文学论坛（2008北京）”近日在中国现代文学馆举行。论坛由中国作协创研部、人民文学杂志社、中共深圳市委宣传部、深圳市文联、中共深圳市宝安区委宣传部联合主办。深圳市曾举办过四届全国打工文学论坛，此次论坛移师北京，标志着打工文学走向更广阔的范围，并将已经展开的话题进一步引向深入。本报兹发表有关发言摘要，以飨读者。

——编者

陈建功（中国作协党组成员、副主席、书记处书记）：

这次研讨会，是中国作家协会和深圳市委市政府共同发起的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创作活动的一个项目。应该说，随着改革开放时代的到来，随着千百万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迁移，打工文学已经成为不可低估的文学现象，在中国当代文学的人物画廊里，它也已经逐步形成“打工者”的艺术形象谱系，成为了这个变迁的时代民族心灵史的一部分。

我认为，对于当代生活中的打工者形象，其丰厚的历史内涵和时代特色是不容低估的。他们的身上，不仅凝聚着艰辛和血汗，凝聚着挣扎和悲苦，更折射着一代新人生长的历程和预示着一个新的时代来临的曙光。因此，面对这一崭新的文学现象，批评家理论家们，是不能也不应掉转过头去的。这次由深圳市委宣传部、中国作协创研部等单位联合主办的打工文学论坛移师北京，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汇聚一堂，还专门邀请了打工文学的代表作家前来出席，就这个具有时代特色的文学话题进行研讨，并把已经展开的这个话题进一步引向深入，这是一件可喜可贺的事情。我代表中国作协党组和书记处对论坛的召开表示热烈的祝贺，对各位作家学者和从事打工文学创作的朋友们表示热烈的欢迎。

我们高兴地看到，完成当代“打工者”艺术形象塑造的，固然有专业作家，更多的，却是打工者中间涌现的作家。他们以其阅历的丰富、情感的真切、感受的独特，成为打工文学的主要创作力量。面对打工作家的涌现和打工文学的兴起，我们及时地对其加以关注、研讨，不仅仅是一种社会责任，更包含了我们对劳动者的敬意和深情。我相信，通过我们的呼吁、研讨以及各种深入的工作，社会各界一定会更多地关注打工作家和打工文学。这次研讨会的召开，对于推动这一题材的创作，对于激励广大作家关注现实、贴近时代，对于扶持新人、增加专业作家和业余作家之间的了解，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杨新贵（中宣部文艺局局长）：

我祝贺打工文学论坛的召开。打工文学已经成为新时期一个非常重要的文学现象，也已成为新世纪社会主义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改革开放30年，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反映这个变化的一个很重要的社会现象就是打工群体的兴起。在全世界来说有一个独特的文化和社会现象就是：没有哪一个国家像中国一样，到春节的时候有数亿人奔波在路上，盼望着与家人团聚，而这数亿人中相当多或者绝大多数是奔波在路上的打工群体。社会的深刻变化必然反映在我们的文学中，所以打工文学的出现实际上就是反映了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社会深刻变化的活生生的现实，反映出了改革开放30年来人们的命运发生变化的历程。从这个意义上讲，打工文学也是“在路上的文学”，是正在发展中的文学，是我们国家文学大繁荣大发展的一个非常充分的证明。我祝贺从事打工文学创作的这些作者们，对他们为社会主义文学繁荣发展奉献心血和劳动表示感谢。

张胜友（中国作协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

胡锦涛总书记最近提出2008年我们将非常隆重地纪念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我认为举办打工文学论坛就是我们中国文学界纪念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的一次非常有意义的文学活动。对于打工文学所表现的主题、所表现的内容我觉得应该给予高度的、充分的评价。前一段时间深圳宝安区创办打工文学刊物，希望我题词，我写了两句话，第一句话是“中国乡村几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第二句话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惊心动魄之一幕”。为什么要写这两句话？大家都知道几千年来中国农民完全离不开土地，他们以土地为生，他们把土地视为生命。今天的打工者，也就是千千万万的青年农民，他们离开了他们赖以生存的土地。中国现在的农民工将近一个亿，单广东就有三千万人。中国现代化进程就是农业向工业、农村向城镇的快速转型的过程，中国改革开放30年为什么能取得巨大的让全世界震惊的成就，就是因为这样一个有13亿人口，其中农业人口占了八九亿的农业大国向工业大国崛起，这种崛起在人类发展史上前所未有。所以说打工文学所描写的内容是中国乡村几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惊心动魄的一幕。而且打工文学是来自打工者生命的体验，所以具有非常巨大的震撼力、冲击力和感染力。它具有一些城市作家作品中很难有的那种鲜活气息。虽然打工文学现在还没有产生鸿篇巨制，但是我相信若干年以后，在打工文学作家当中能够产生我们这个时代的大作家。因为全世界再也找不到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地区，每年有将近一亿农民工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大地上涌动，那种涌动的气势，比黄河、比长江、比珠江、比密西西比河还更加汹涌澎湃、更加惊心动魄，而他们的生活正好就是我们中国改革开放历史进程的一个缩影。我对打工作家除了表示崇敬以外，也提一个建议，就是在描写你们身边生活的时候，描写你们身边苦痛的时候，同时要把眼光放得更开阔一点，更开放一点，因为你们的笔下正实录着一个大变革的时代，你们所描写的正是我们中国几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段亚兵（中共深圳市委宣传部副部长）：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大量三资企业的兴办，南中国沿海地区率先兴起打工大潮，这是20世纪重要的社会变革，是波澜壮阔的文化转型，打工群体催生了打工文化，与我国改革开放现代化进程紧密相连，这是非常壮丽的社会文化景观。深圳是打工文学和打工文化的策源地之一，从第一批打工文学产生到现在已经经历了20多个年头，深圳宣传文化部门和文学创作研究界一直对其给予不同程度的关注。2000年深圳市和宝安区联合组织了一次高规格的学术研讨，探讨了一些理论问题，客观上起到了为打工文学正名的作用；2005年11月底在深圳宝安区，深圳市文联与相关部门合作成功举办了读书月第一届打工文学论坛，打工文学和打工文化第一次被提到了与构建和谐社会息息相关的高度，直面现实的写作、伦理，得到了创作界和理论界的认同，并被寄予了厚望。2006年、2007年深圳市文联、宝安区委宣传部等单位又召开了第二届、第三届打工文学论坛，并且商定由中国作协创研部、人民文学杂志社等单位共同举办这次打工文学北京论坛。

打工文学方兴未艾，但是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总体看来广大外来工还面临紧迫的文化饥渴，他们需要共享改革开放的成果，需要享有更多的文化权利，包括文化享受的权利、文化参与的权利、文化创作的权利、文化保护的权利，需要全社会都来关注，都来积极探索文化为打工者服务的种种形式和职能，需要通过建设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充分实现打工阶层作为社会阶层的文化权利。深圳市委在此基础上做了一系列工作，比如扶持打工文学作家，举办一年一度的外来打工文化节，努力解决外来工子女的教育、医疗等问题，近两年来改革开放30周年文学工程加大了对打工文学的关注和扶持力度。2007年深圳市委宣传部与市文联成立课题组，参考外地的一些做法和经验，撰写了调研报告，并出台了相关扶持办法及实施细则。2007年深圳宣传文化基金拨款15万元，支持市文联、作协与鲁迅文学院开办青年作家培训班，对优秀打工文学作家进行培训；深圳市文联还选派了部分打工作家到国外考察学习。

外来工既是建设社会的重要力量，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因素，他们在建设和谐社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打工文学作品和歌舞、戏剧等文化艺术形式对进城务工青年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形成，对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教育，对社会公德、家庭美德和职业道德的教育会起到其他文艺形式难以替代的效果，这对保证打工文学、打工文化的社会主义方向，推动务工青年人的现代化，培养现代公民意识，塑造现代公民和城市市民具有非常现实而深远的意义。今天我们隆重地举办这次北京论坛，以深入学习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精神为东风，结合打工文学创作和研究实际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和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战略思想，探讨新形势下我国和谐文化、和谐文学的建构之路。这个论坛充分体现出中国作协、学术界以及深圳市宣传文化各部门对打工作家创造性劳动的充分肯定，对隐藏于民间、隐藏于打工群体的文化创造力量的培养。相信这次论坛对学习宣传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精神、推动社会和谐、促进科学发展都将起到积极的作用。

杨宏海（深圳市文联副主席、研究员）：

打工文学经过20多年的发展到现在已成气候，大致可以将其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1984年到1994年，这是打工文学从萌生到发展的阶段。1984年《特区文学》发表了打工青年林坚的小说，不久林坚又发表了代表作《别人的城市》。之后打工青年张伟明写了《下一站》等系列短篇小说。

“在别人的城市里不断走向下一站”，成为当时珠三角打工青年的经典话语。1991年打工妹安子发表了她的《青春驿站》，这部作品张扬了一种“每个人都有做太阳的机会”的精神，引起了各方面的关注，包括上海的《文汇报》等多家报纸对其进行连载，它成为深圳文学第一部北上的作品。此阶段有代表性的作家还有周崇贤、黎志扬、黄秀萍等。打工文学以“短平快”的节奏冲击中国文坛，是处于社会边缘的劳工阶层发出的真切诉求，为市场经济挤压下的打工者提供了舒缓压力的精神食粮。当年宝安区的内部刊物《大鹏湾》期发行量在10万份以上，这也是最早的打工文学期刊，而以反映打工生活为主的《佛山文艺》单期发行量高达50万份。方兴未艾的打工文学激发了百万打工者的“寻梦热”，影响了许多“漂泊南方的异乡人”。第二阶段是从1995年到2000年，这是打工文学走上泛化和过渡的阶段。此时期打工文学出现了沉寂的现象，这与第一代打工文学作家身份的转变有关。另外因为市场的需要，很多书商把打工文学当成赚钱的一个资源，在利益的驱动下改写了原来意义上的打工文学，一些充斥着暴力色情的东西渗透其中，使打工文学蒙受了屈辱。但与此同时，一批打工作家和诗人也在崛起。深圳举办了全国打工文学研讨会，邀请全国一流的专家学者对打工文学进行解读，这可视为对第一代打工文学实绩的集中盘点，探讨了相关的理论问题。第三个阶段即从2000年到现在，这是打工文学扩大内涵和健康发展的阶段。2000年之后中国又掀起了新一轮的打工文学热潮，并向全国发展，涌现出王十月、郑小琼、戴斌、于怀岸、塞壬乌、曾楚桥等一批作家诗人，他们以自身的创作重塑了打工文学形象。2001年东莞、珠海、中山、深圳的一批诗人创办了《打工诗人》民间刊物。2005年共青团中央颁发首届“鲲鹏文学奖”，不少打工作家获奖。不久东莞打工青年郑小琼的作品获得了“人民文学奖”，打工文学作品开始进入主流文坛的视野，此一阶段我们推出了《打工文学作品精选集》和《打工文学备忘录》等专著，定期举办“全国打工文学论坛”，一些全国性的报刊相继推出关于打工文学的评论；影视界也从打工文学中吸取了大量资源，推出了电视剧《民工》等，还有影视制作人和打工妹章桦等人共同创作了20集原生态的大型纪录片《姐妹》，在国内也引起很大反响。

打工文学也存在着一些问题。一个是打工文学作家的写作素养和理论准备普遍不足，不能将个人的经验很好地转化为文学的经验，比较偏重于描摹人的外部环境，而在描写人的内心世界方面有所欠缺；第二是有的主流评论家与打工群体和大众生活有隔膜而忽视或无视打工文学的存在；第三就是打工文学被妖魔化和低俗化。与第一代的打工文学作家相比，新一代的打工文学作家受教育程度比较高，自我期望值也比较高，他们有着未被污染的纯朴，能够写出鲜活真实的底层生活，但是对他们来说还是需要有一个提高和超越的过程。

我认为打工文学有两大价值应该引起关注。第一是文学价值。打工文学作为“劳动者的文学”，坚持表现一种贴近市场经济原生态的生活，作品体现了一种“刚健之美”与“劳动之美”；这种真切的生活体验是一般作家所没有的，所以他们能够为当代文学提供丰富而鲜活的中国经验。第二是社会价值。打工文学体现了打工群体实现“文化创造”的权利，他们非常期望得到社会的关怀，但是首先通过创作打工文学实现了他们的自我关怀。打工者通过文化创作实现他们的主体文化地位，实现他们的文化权利。这些权利的实现对协调打工群体与其他社会群体之间的关系、对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着重大的意义。

雷达（原中国作协创研部主任）：

打工文学一般是聚焦于城市或者城市边缘，描写农民工进城过程中的状态，反映农民工精神上的变迁。与传统的叙事相比，打工文学中的农民由被动和屈辱变为主动，由焦虑的漂泊变为自觉的融入城市文化。同时这是一种与城乡两不搭接的迷茫与期待。这是过渡阶段，大量的流动人口涌入城市，两种文化不断冲撞，这使他们产生了一种错位感。有的作品非常感人，比如郑小琼的诗《打工，一个沧桑的词》。打工文学既然是在这种背景下出现的，提出的问题尤为突出，它可以说是今天最具鲜明的转型时代特征的文学，也是最能体现现实主义的艺术创作，城乡二元冲突深化了打工文学创作，它在今天的文坛上理应占有重要的位置。打工文学里面涉及的矛盾冲突几乎是无所不包的，几乎涉及现阶段中国所有的问题。我觉得今后应该更多地表现农民工在现实社会中的转变和痛苦，以及他们如何努力成为一个健全的自我主体。应该更多地把笔墨放在农民工的自我意识上，主要写人的尊严和自尊，以及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思考等。

吴秉杰（原中国作协创研部主任）：

打工文学为什么值得研究？主要是因为它的精神、品格、情感，或者风格上有一些新的东西出现了。现在我们要给打工文学做一个规定，说这是打工者写的文学。但另一方面，文学是很难规定的，到一定时候你会发现你这个规定必然要被突破。有的打工文学作家其实现在已经不是农民工了，那么他们还是不是打工作家？所以你不能要求说打工作家非要在工地现场写的，或者在酒店里打工写出来的才是打工文学。打工文学是中国一个非常特殊的现象，这个现象伴随着中国的成长、时代的成长、人的成长，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是非常丰富的，绝对不能对它进行限制。所以我认为现在也不要谈打工文学是不是过渡性的，在我看来它还有很大的成长空间。

韩作荣（《人民文学》主编）：

之所以有很多打工文学作品被登载出来并且获了奖，我觉得是作品本身的魅力。而且这些打工作家在我看来有一些代表性的人物已经进入了中国青年作家里面，达到一个比较高的层次。关于打工文学的界定，我认为恐怕主要还是一种社会意义的界定，可能和政治和经济和伦理道德等都有关系，它并不是文学本身的一种界定，但恰恰是这些人的生存状态往往是文学得以存在的最牢固的根基，因为我们不能离开一种生命状态来写作，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打工文学是重要的。打工文学最重要的可能是在文学与社会的关系、文学与现实的关系上对我们的写作有很大的启发。好多打工作家在艺术的敏感和对生活的发现方面都是很出色的，他们对生活的那种深入的理解和那种痛切的感受恐怕是别人不具备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这些曾经打过工的作家也许能写出底层生活最好的作品。另外，打工作家的作品和读者的关系也是非常深入的，他们的作品可能比一般的作家和民众更有一种血缘性的关系。

蒋巍（原中国作协创研部副主任）：

现在“中国制造”这四个字正在极其凶猛地排山倒海地在全世界出现。我想在文学的“中国制造”方面最具有代表性的大概也就是打工文学。我们文学所有的品类大概都可以在五十年、或者一百年甚至几千年的历史当中找到它的文脉，但是打工文学作为新时期出现的一个新的品类，是典型的文学上的“中国制造”，我觉得这一点是打工文学的一个光荣。我想应该在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的这个时候，把文学中的“中国制造”这样一个桂冠给予打工文学。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打工文学也是中国社会不和谐现象的一个产物。中国社会如果达到了某种程度的或者相当程度的和谐，那么打工文学可能就应该消亡了。只有在城乡差别等各种差别极其巨大的时候，才会出现像《别人的城市》这样的打工文学作品。

胡平（鲁迅文学院常务副院长）：

我觉得打工文学也是农村文学创作的一个转移，我们的文学历来获奖的主要是农村题材，但是农民当中的精英现在都在转向城市，这也是城市化必不可少的一个阶段。所以今后应该由打工文学承担更多的责任。现在农村都是以老头老太太为主了，所以我把打工文学看做是一种农村题材创作的延续，把它看成是一种过渡性的。打工题材在文学上也是很有价值的。打工文学与知青文学、留学生文学等也有联系，但是区别也很大，第一就是它确实不如知青文学，因为知青文学一开始就是反思性的，站得很高，而打工文学比较肤浅，它的自觉性比较弱，作品里面的人物是哀而不怨的，等等。和留学生文学比较我觉得打工文学还好一些，为什么我们读留学生文学感觉还不如打工文学呢？我觉得这和底层文学有关系。打工文学由于是底层叙述，所以我们觉得它天生具有文学性。但是打工文学确实还有待于发展。

冯敏（《小说选刊》副主编）：

打工文学对主流文学有什么积极的意义？第一，在生活与创作的源头关系上，打工文学对主流文学是有借鉴意义的。我们的文学越来越从文本到文本，从文学当中产生文学，专家教授又对这样一些文本和作品进行解读，久而久之就形成了文学界的一个自给自足的、自我封闭的、自我循环的一个小系统，从而离文学就越来越远。我觉得无论是打工文学还是主流文学中的底层写作的艺术实践，至少为我们文学的发展提供了一种可能性，而且这些年来我觉得是向好的方向发展。第二，打工文学的批判力是很强大的。打工文学和中国30年代的无产阶级文学有着一种天然的血肉联系。相对于主流文学越来越孱弱的对现实的批判能力，打工文学表现出了它的优势。

张陵（《文艺报》副总编辑）：

打工文学的黄金时代其实还没有到来。我们现在对打工文学的理解基本上都是从文化权益这个角度来进行的。当你真正从文学发展的规律来评价打工文学，大体上应该是说在一个伟大的历史进程中的一个生活现象，怎么由参与这个进程当中的一些人表述出来的。这些作品又带有很浓厚、很鲜活的生活气息。因为作者是在第一线，不同于我们知识分子写底层文学还隔了一层。打工文学的发展有赖于这些打工作家不再是打工者的时候才有可能发展。它需要一个时代的结束，比如城市化进程的结束可能会出现代表性的作家。就像我们的知青文学，实际上很多著名作品都不是知青时代写出来的。又如美国的西部文学，是在美国的西部牛仔时代结束以后才出现的。我国抗战中诞生的一些优秀作品，作者也不是士兵，他们是由脱离了士兵队伍的作家来完成的。所以我认为打工文学的黄金时代还没有到来。

王彬（鲁迅文学院副院长）：

打工文学应该说是农民工文学，农民工作者写出的关于农民工的作品。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农民工写出作品的现象是不多见的，所以这也反映出我们国家的一个进步。我们研究打工文学现在更多的还是宏观多一点，文学策略更多一点，其实还可以更细致地谈一些问题，比如对农民工作为创作主体的研究，或者对文本的研究等，还可以让打工文学有一个更好的前进趋向。从中国来看，农民向农民工转变也是一个很长的过程，打工文学也就会有一个很长的过程。所以我们应该以更多的注意力对它进行比较细腻的研究。

施战军（山东大学教授）：

如果从艺术价值来衡量，那些发表出来的打工文学的优秀作品，和现在一些作家的作品相比，它们的艺术价值没有太大的层次上的差别。我们也可以看到他们作品的认识价值。我觉得打工作家们自觉或不自觉地把现代文学史上曾经出现的左翼文学当中有些东西的脉搏接了过来，那个时候叫劳工文学。比如孙恒的《天下打工是一家》、刘虹的《打工的名字》等诗歌，我觉得这样的文学非常有力量，它没有一句是作者自己想出来的，不是非要自己创造出来的一个新鲜的东西，全是现实给他的东西，就是被赋予的东西被他罗列出来以后就发出了巨大的主体力量。这样的作品，是书斋作家想也想不出来的。如果我们从30年代左翼文学的文脉发展来看今天的打工文学，就能发现它们的认识价值所在，这就体现了打工作家们对文化权利的自我建构能力更强了。

孟繁华（沈阳师范大学教授）：

说打工文学是劳动者文学，如果我们简单地去描述，这是对的，但是这里面的缝隙是非常大的。比如50年代冯万春等，七八十年代陈建功、蒋子龙等的作品也是劳动者文学，但是那个时候的劳动者和今天的打工者不一样，那个时候的劳动者是国家的主人，今天的打工者是城市的漂泊者，他们是民工，这个身份和工人阶级的身份是不一样的。所以我认为这样界定可能模糊了身份上的差异性。说打工文学和左翼文学有密切联系，表面上这是不差，但是大家知道左翼文学是典型的知识分子写作，知识分子写作是和“五四”以来的思潮联系在一起的，他们和打工者还是完全不一样的。假如我们从很学术化的概念来讨论，必须将它们区别开来，不然打工文学就会被淹没为劳动者文学或者左翼文学的余脉。

贺绍俊（沈阳师范大学教授）：

打工文学最重要的思想价值就在于它真正表达了底层的心声，它让沉默的大多数发出了呐喊，它从代言的底层叙述变成了自我表达的底层叙述。打工文学是处在不断的蜕变中的。打工文学之所以有价值就在于它是打工者自己写的文学，是一种在场的写作、一种自我倾诉的写作，这是它与其他文学相比最根本的区别。但一个打工作家离开了流水线，离开了建筑的工地现场，那么他看世界的方式就已经悄悄发生了变化，他拿起笔写作的心态也会悄悄发生变化。所以我觉得打工文学可能会有一个蜕变的过程。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正当的路径，正因有这样一个蜕变的过程，我们才可以满怀希望地说，在打工文学中会出现非常优秀的作家，会出现非常优秀的作品。

白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打工文学是文学中的原生态。如果说把我们的职业作家包括其他作家的写作类比为音乐，那么我们以前能听到美声或者通俗，但是偏偏缺少原生态，而打工文学则填补了这个欠缺。作为原生态的打工文学是直接通过文学的方式和生活之间建立了一种近距离或者无距离的接触，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这是别的文学所没有的。有的打工作家的创作后来转向了，我感觉很不好。你离开打工生活去写历史小说或者情色小说，那根本就不是你的长项。尤其是现在很多打工作家发表作品之后从蓝领变成白领，这是你进步和成长的表现，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怎么保持自我，这就是一个问题。打工作家的真正价值在什么地方？是你的现场感受，是你自己独特的人生体验，包括你自己独特的精神姿态，我觉得没有这些东西的话打工文学就没有太大的价值和意义。

张燕玲（《南方文坛》主编）：

回顾打工文学的成长过程，当中有一个不可忽视的现象，就是打工文学其实最早来自民刊，我粗略算了一下民刊在广东大概有20多个。深圳还有在诗歌界影响最大的网站，点击率是非常高的。民刊和早期的左翼文学传统是一脉相承的，因为当时大部分新文学的开拓者就是从民刊起家的，只不过当时的民刊创办者更多的是来自文学工作者，而现在更多的是来自打工者。我觉得民刊更契合于打工者本身，但民刊继续办下去的时候就有一个问题，因为很容易印刷，所以有可能降低水准。因此这些民刊的主持人，要进行一个有难度的主持，也就是说要对作者的写作提出要求，要有潜在的立场和美学的追求等。

吴俊（华东师范大学教授）：

第一，打工文学虽然是一个文学话题，但是从它的提出背景来看，它主要是一个政治话题，是和30年来中国的政治发展有密切关系的。第二，从社会意义上说，打工文学其实参与了中国当代社会权利重新分配这样一个过程。打工文学概念的提出也是某种社会利益通过文学意识形态方式的重新分配，这也是我们改革开放30年社会转型的一个标志。第三，打工文学表现的生活，是小农经济向市场经济时代的转型，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一部分社会阶层必须付出代价，在这种情况下你要确切地认识到你是在什么样的层面上诉说人的苦难。所以我觉得打工文学所诉说的苦难是在更高的社会价值意义上去谈的，不要把这样一种苦难同以往的苦难在价值上等量齐观。

吴义勤（山东师范大学教授）：

大家对打工文学的文学性谈得很少，都是在谈社会性的问题，我觉得需要警惕把打工文学神圣化的趋势。另外一个是，我们谈打工文学的时候，肯定打工文学的时候，我觉得有些时候反而是对它的一种歧视，是我们在以一种权威的立场或者态度来对待打工文学，这是应该反对的。文学本身没有那么多的等级。打工文学确实具有新的文学元素和审美元素，它提供了一种原始的、自然而然的文学性，我觉得这种原始的自然而然的文学性，我们中国文学长期以来是久违了的。我们学术界习惯的可能是那种被修饰过的、经过层层装饰的文学性。这种自然而然的从生活、从自己最直接的感性经验而来的文学性，我觉得是值得尊敬的，而且这也是文学的最自然的方式，它的力量可能不亚于那种装饰过的文学性。

陈福民（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我认为，简单地借用过去的知识体系来面对今天的时代，看待今天的新生事物，已经显得很不合时宜了。打工文学有自己的地位和特点，评论者首先要力争去准确地理解它，而不要用自己的一厢情愿去替代它的客观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