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第三届鲁迅文学奖在深圳颁奖之际，深圳市文联副主席杨宏海邀请著名评论家雷达、白烨、李敬泽、洪治纲、何西来，作家孙惠芬、张伟明，暨南大学副教授李凤亮，《打工作家》总编辑何真宗，于（2005年）6月26日晚举行了一场关于打工文学再认识的交流和对话。大家就打工文学的缘起、概念、发展等问题进行了严肃而深入的探讨，为我们重新认识打工文学提供了一些值得深思的箴言。

杨宏海：我们今天举行了一个中国当代都市文学研讨会，会议开得很成功。现在我们利用这次难得的机会，邀请几位当代实力派评论家以及作家，来共同探讨与都市文学相对应的另外一种文学即打工文学的相关问题。

打工文学的兴起已有十多年的历史了，它的出现并非偶然，是我国改革开放与发展市场经济的产物。十几年来，打工文学取得了很大的发展，涌现出了一批在全国颇有名气的打工作家，如林坚、张伟明、安子、缪永、王丽丽、盛可以、王十月、戴斌等，创作出大量深受打工者喜爱的佳作，如《别人的城市》《下一站》《驶出欲望街》《北妹》《出租屋里的磨刀声》《深南大道》等，也出现了像《佛山文艺》《湛江文艺》《打工族》《打工妹》等在全国影响较大的打工文学期刊。《羊城晚报》曾专版推出过“打工文学专刊”。我曾主编过一部《打工世界》，出版后获得了较好的反响。在这部书中我提出所谓“打工文学”，就是指反映“打工”这一社会群体的生活和思想感情的文学作品，包括小说、散文、诗歌、报告文学、影视、剧作等各类文学体裁。在我看来，打工文学的出现及其发展，有着独特的文学意义和深刻的社会价值。但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打工文学直到今天也没有受到主流文坛的关注与重视。最近，中央电视台播映了由作家孙惠芬的小说改编的同名电视剧《民工》，广东电视台也在热播《生存之民工》；由团中央、全国青联主办的面向进城务工青年群体设立的文学奖项“鲲鹏文学奖”也正式启动。这些有关打工文学的文艺动态表明，我们的作家开始有意识地关注打工文学，关注民工的生存状态。实际上，随着我国都市的发展和城市化进程步伐的加快，民工与都市的关系也越来越紧密。如何在新的文学形势下，进一步关注与重视打工文学，这是值得我们每一个活跃在文坛前沿的批评家探讨的。

何西来：我觉得中国现在最需要关注的弱势群体之一是由农村进入城市的打工群体。他们的涌入城市，使得我们必须要思考我们的城市有着什么样的市民、形成了什么样的人群结构、怎么样对待这一部分人这些问题，这些问题都是涉及一个民族命运的大问题。

目前我国珠三角的繁荣、长三角的崛起、环渤海地区的发展，与大量外来工付出的辛勤劳动是分不开的。这些外来工从事着繁重的城市现代化建设劳动，但却长期处于城市的最底层。由于远离家乡、远离亲人，这使得他们在城市里找不到归宿，而这种归宿感的缺失又使得这些民工需要找到一个阵地与突破口来发泄他们的情感，需要抒写他们自己真实的苦难生活。于是，一些文化素质较高一点的打工者就在繁忙的工作之余，拿起自己手中的笔，成为千万个打工者的文学代言人。当更多的打工作家开始涌现的时候，打工文学便应运而生了。

在我看来，打工文学可以说是一种非常真实的文学，是开放的现实主义。因为大多数打工作家来自生产第一线，曾在工厂或者公司从事过各种各样的工作，由他们来书写这些亲身经历过的生活，无疑是最真实、最具有原生态的。他们在写作时都融注了自己的真情实感，写出了广大打工者真实而又细腻的心路历程和灵魂深处的冲突，写出了他们内心的兴奋与失落、进取与徘徊、拼搏与矛盾。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打工文学具有非常真实的历史与文化价值。而据我所知，第一个发现这个现象并对其进行深入探讨与研究的人是杨宏海，我很早就注意到了他在这方面所取得的一些研究成果。这是岭南文化的一个重要现象，需要抓住，并给予更大程度的关注与探索。具体到深圳，这里曾是改革开放的试验场，打工文学具有更广阔的天地。深圳不是文学的沙漠，现在有很多青年作家在这里追求着自己的文学梦想，书写着这座城市的人与事，而且有一些作家已经产生了全国性的影响。随着我国新兴都市的进一步发展，民工的数量也会越来越多，打工文学也必定会得到更大范围的发展，然而一些打工者痛苦蜕变的生活历程还没有进入广大作家的视野。尽管我们目前看到的打工文学从整体上看在质量和数量上还有待提高，但我们要以更大的热情对他们予以关注和支持。

杨宏海：据报道，我国目前有一亿三千万的农民工。因此，我们国家现在实际上面临的不再仅仅是“三农”问题，而是“四农”问题：农村、农业、农民、农民工。农民工已经成为我国社会发展中的一个不容忽视的大问题。作为有社会责任心的作家，我们的创作视角应该有一部分投向农民工，应该关注他们的物质精神生活，给农民工多一些人文关怀。

张伟明：我曾经根据自己的打工生活写过一部小说《下一站》，现在有一些人说我是打工文学的鼻祖，这是对我的溢美之词。但我确实是一个从打工仔成长为打工作家的代表，我是1987年高中毕业后来到深圳闯荡的，我的青春和梦想都献给了这片热土。在最初的打工生活里，我体验到了非常原始和残酷的打工生活。后来经历得多了，自己便试着将一些打工的感受写下来，写了一些小说并发表了。慢慢地我开始专职写打工文学作品了，一直到现在。在早期的打工文学里，大部分作品主要是再现我们这个国家、这座城市由农业文明到工业文明的过渡与跨越，用文学的形式来呈现这种跨越过程中的种种痛苦与欣喜、蜕变与成长。这也可以说是打工文学的起源。对于打工文学，我认为它曾经的风起云涌是有着重要的历史与社会背景的。在它的发展过程中，杨宏海老师的贡献功不可没，他从理论到实践都给予了打工文学极大的热情和关注，没有他，我们不可能走到今天。就目前来看，打工文学已经成为一种文学现象，既然是一种文学现象，就需要批评家们发出批评的声音，需要文坛给予足够的关注。

白烨：探讨打工文学，我们首先遇到的一个实际问题就是，如何定义打工文学。我觉得可以从写作主体和写作对象这一层面进行命名。写作主体即是写作者，谈论打工文学首先绕不过去的问题就是什么人写的什么作品。是打工作者写的关于打工生活的作品才能看做是打工文学呢，还是所有作家写的关于打工生活及其具有打工意识和体验的作品都可以看做是打工文学？我个人更倾向于前者，因为打工文学强调的是一种表现打工者原汁原味的底层生活，相对于曾经在流水线亲身工作的打工作者来说，一般的职业作家并不能真正地写出更好的反映打工者真实生活与情感的作品来。打工文学就是打工作家自鸣自放心中的情感。

何西来：我的看法可能与白烨的观点有一些分歧。我所理解的打工文学首先是一个题材概念。我认为只要是反映打工生活的作品，无论谁写的，都可以纳入打工文学的范围。

李凤亮：我对于打工文学存在着一个广义和狭义之分的理解。在广义上讲，一切反映打工现象的作品，都可以看做是打工文学，从这一点来说，打工文学只看表现的对象，只要是抒写打工生活与情感的作品，都可被称为打工文学，何先生的观点无疑是这一层面的理解；而在狭义上讲，白烨老师对打工文学的理解也是很有见地的。我们现在所谈论的打工文学，其概念实际上还是比较模糊的。究竟什么样的文学才能算是打工文学，从刚才大家谈论的情况来看，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作为一种文学现象，我们有必要对其进行基本明确的命名。但这显然也不是一件十分容易的事情，我们不能简单地以某一个特点对其进行命名，应该在一个大的历史与文学背景下对其予以考察，寻求更准确、更能反映打工文学实际面貌的表述方式。

白烨：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和东南沿海城市群的发展，出现了大量从农村涌入城市的打工者，现在不仅仅只是在东南沿海，在北京、江浙等一些内陆城市，都活跃着大量的民工群体。民工现象是一个社会现象，在此基础上成长起来的打工文学因而也具有社会和文化的双重意义。也就是说，打工文学既是一种文学现象，又是一种文化与社会现象。从它的历史与现状来看，打工文学是一道方兴未艾的文学景观，并有着更大的发展潜力和余地。打工文学在其不长的发展历程中，涌现了一批颇有影响力的作家，像早期的张伟明、缪永、王丽丽等。打工文学从个别打工作家的自我抒写发展成为一种广受关注的文化现象，是值得我们去探讨与研究的。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作为一种文学现象，非常具有代表性的打工文学作家、作品还不够，在全国范围内叫好叫座的打工文学作品还不够。因此，这还有待我们打工作家们进一步努力，写出更多更优秀的打工文学作品来。

杨宏海：现在国内的打工文学网站非常多，大家可以从中获得一些相关信息。刚才大家谈到如何定义打工文学的问题，我在开始的介绍中实际上已经说明了我的观点。我这里再重复一遍，所谓打工文学，就是指反映“打工”这一社会群体的生活和思想感情的作品，包括小说、散文、诗歌、报告文学、影视剧作等各类文学体裁。前者是就打工文学的写作对象而言的，后者则是指打工文学的写作体裁。因此我的定义是一个比较宽泛的定义，它从整体上看属于底层写作，主要是指在城市化进程中以农民工为主体的底层写作。同时我认为打工文学也包括一些文人作家或其他职业的写作者创作的以打工生活为题材的作品。

就早期的“打工文学”来看，具有代表性的如《外来妹》《情满珠江》《别人的城市》等作品，都曾在全国产生了较大的反响。我认为除了对打工文学进行基本的定义之外，还应深入探讨其精神实质。作为一种文学现象，打工文学不能仅仅停留在再现苦难的打工生活这一层面，它还应有自己的精神特质。透过生活的表层发掘更深层次的、能引起广大读者心灵共鸣的东西。

李敬泽：首先我得表明我的一个立场与观点。对于打工文学，我不太倾向于狭窄的定义或者界定。将打工文学仅仅看做是打工者写的文学，这在学理上讲不太通，就好比我们过去认为无产阶级文学一定要是无产阶级抒写的一样，这是极其狭隘的。从中外历史经验看，对于打工文学的命名并无现成经验，我们可以根据其创作与理论的实践形成一个大致的文学命名，但若对其进行一个硬性的界定显然是不行的。

事实上，我们大多数时候在无意识中形成的约定俗成的概念，常常是经不起推敲的。最近我在装修房子，我认为自己在整个过程中，都是和一群农民工打交道。在我眼里他们当然也就是工人，但值得深思的是，我很快就给了他们另一种身份——农民工，这个名称当然不是我发明的，是社会或者说我们的城市约定俗成地给他们的。因此我始终在意识和潜意识上把他们指认为“农民工”，然而当他们下班后脱下工装，穿上了时髦的衣服的时候，他们看上去完全是个城市人了，至少从外表上看，他们就在下班的那一刻像一滴水一样融入了城市的茫茫人海。谈论这些的意思当然并不是说那些农民工已经完全变成城市人了，我们不得不承认，“农民工”这个词语里面还有着严峻而真实的社会内容。我们应该看到，我们的意识中、社会的想象中，我们的文化中固有的那些边界正在消失，越来越多的人正在越过边界，人的身份正在变得游移不定，人的经验也正在日益复杂。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我们对“打工者”和“打工文学”的认识也存在着此种尴尬。城市的发展带来了我们审美意识和审美经验的变化，也赋予了“打工者”更深厚更复杂的社会内容。虽然我们的文学批评家包括我自己目前还较少地从这一角度关注文学作品，但这是一种巨大的社会、历史现象，我们必须对其保持文学理论上的警觉。

当谈论都市文学的时候，我们强调要发掘“都市人”的“都市”意识，而现在谈论打工文学的时候，同样地，我们也应强调“打工者”的“打工”意识，即“打工者”的自我意识。面对“农民工”这一较大的社会群体，我们仅仅是关注其底层的困苦生活显然是不够的，简单的同情与怜悯不是我们的目的。作为表现打工者原生态的打工文学，其真正的目的就在于：让广大的民工群体透过苦难的生活本身，能够进行自我的心灵救赎；让其自我意识在痛苦中觉醒，在庞大的现实生活中自我发现，因为庞大的商业社会、物质社会很容易将其庸俗化。

打工文学就是要使“打工者”这一庞大无名的、身份复杂的底层人群，获得一种自我意识，犹如无产阶级获得一种自我意识一样。我们现在除了将这一文学形态推向市场，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不能将问题过于简单化。我比较反对将“民工”身份过于简单化和对打工文学极其简单化的界定。“民工”是我们这个社会中的伟大群体，其身份也比较复杂，对“民工”和“打工文学”的界定未必完全是我们那样的一种界定。

因此，对于这一群体，对于打工文学我们应该予以特别关注，这既是打工者自己的使命，也是我们作家、评论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的使命。

雷达：对于打工文学的文学与社会意义，我认为怎么估计都不过分，这是蕴涵在城市化进程中的一个文学的矿藏。现在打工群体是一个非常庞大的群体，他们分布在许多城市的各个角落，从事着各种各样的体面或不体面的工作。但打工生活对大多数打工者来说，是非常残酷和极其悲惨的，甚至一些人连基本的人权保证也得不到。因此，由打工而衍生出来的各种问题也是非常复杂的，这个领域值得我们认真、严肃的探讨与研究。

我认为打工文学应该更多地描写农民工在社会、经济转型下灵魂的嬗变，表现其人的自尊、人的觉醒、人的自我意识，让打工者成为健全的自我主体。当下的打工文学大多数是写打工者的“奇遇”、想象，脱离了打工者的生活实际，因此，我们的作家应该提高打工文学的品味，以获得更大程度上的关注。至于打工文学究竟是打工者写的文学还是写打工者的文学，我们可以进行进一步讨论。但我认为对它的定义不要太窄，可以有一定的包容性。

李敬泽：无论从哪一种角度来定义打工文学，我始终认为有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就是要探讨打工者的自我意识。仅仅关注打工生活，只是看到了问题的表层，这太过于感性；我们应该从打工者的角度出发，去充分探讨其内心深处的自我意识。人的意识是相当复杂的，经历了打工生活的打工者，自我意识更为复杂，也更为独特。在文学作品中关注打工者的自我意识，就将打工文学提升到哲学、心理学、社会学的层面了，就不再过于简单和庸俗化了。

杨宏海：最初的打工文学作品，就有社会学的意味，但文学性不够强，主要是满足打工者一种精神上的诉求。后来的打工文学作品，由于有了专业的打工文学作家，文学性较为突出，但对打工者意识的探讨却显得稍微薄弱。因此，我们现在的打工文学，如何将文学性与哲学性融合起来，这是一个摆在我们广大打工作家面前的新的问题。

何西来：从打工者的工作角度来看，我认为打工文学首先是一个经济学现象。因为打工者进城主要是为了挣钱，经济目的是第一位的，然后在这个过程中，他们还有其他方面的追求，从而构成打工文学多层面、多角度的特性。

李敬泽：我不这么认为，我觉得打工文学首先是一个政治现象。打工者进入城市后，成了被雇佣者，从事大多数城里人不愿意做的工作，他们和雇主之间实际上就存在着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从这一角度来看，描写打工生活的打工文学就具有了政治意义上的主题。

何真宗：两位老师的辩论很深入，也很有意思。大家刚才谈得最多的是关于“打工者”的身份确定以及打工文学的如何界定。其实在我看来，“打工者”不能仅仅局限于打工的底层，不仅仅是流水线上的工人，还可以更宽泛。从某种程度上来讲，我们都是打工者。

另外，对于打工文学我们也不能仅仅界定为打工者写的文学，我认为只要是描写打工生活与思想的文学，都可以纳入打工文学的范围。因为对于打工生活来说，打工者可以写，一般的专业作家也可以写。例如在座的孙惠芬老师，她写的小说《民工》最近已在央视以电视剧的形式播出，我认为她的《民工》也是打工文学，因为它表现的是民工这一打工群体的真实生活。因此，我们对于一种文学样式的命名，不能采取过于单一化的态度，否则就不能真正地反映复杂的实际问题。

洪治纲：大家的讨论都很有深度，对问题的探讨非常深刻，值得我们对打工文学作一个重新的认识和思考。就我个人来说，我更倾向于对打工文学进行题材上的划分，也就是打工文学的表现内容。我们过去的革命文学、反思文学、寻根文学、改革文学，以及后来的新市民文学，大多是从题材上进行界定的。我们的打工文学也可以从这一角度进行界定，这一界定能更全面、更广阔地反映打工文学的特征。

此外，对于刚才敬泽提到的打工者的自我意识问题，我也认为这是打工文学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既然打工群体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群体，我们就必须认识到，这种复杂性究竟体现在哪里。现在存在许多打工者的切身利益得不到保障的情况，久而久之，势必会引起一些社会学意义上的问题，我们必须有这种危机意识。在我们的打工文学作品中激发打工者的自我意识，能够体现作家们对广大打工者除了物质还有精神上的关怀，能够体现他们的忧患意识。

对打工者而言，他们需要关注的，不仅仅是物质生活的好坏，更有精神生活的高低，他们需要温情，需要作家们的悲悯情怀。

孙惠芬：虽然事先不知情，但我还是很高兴加入今天这个关于打工文学的讨论。我自己以前写过农村题材的小说，后来开始慢慢关注“民工”这个群体，并写了《民工》这部小说。在现在这个社会，“民工”不再是一个个别现象，不再是一个遥远的话题，在我们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都能见到“民工”的身影，他们在这座或许并不属于他们的城市里卑微地生存着。他们始终处于城市的边缘之地，始终是一个弱势群体。因此，作为有着社会良知的作家，我们对“民工”、弱势群体的关注，也充分体现了我们的社会责任心。

对社会的每一个人而言，生活的幸福与快乐都是相等的，社会地位也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如果说有，那都是我们这个社会人为地进行的划分的。大款有大款的快乐，大款也有大款的不幸；同样，民工有民工的苦难，民工也有民工的幸福。民工在苦难的生活背后，需要发泄自己的情感，抚慰自己的心灵，需要文学。我的《民工》是以写小说的心态来写的，非常自然地展现民工的生活，从民工的角度与身份出发，进入了农民工的精神世界。

打工文学已经有十几年的历史了，如何使其在当下的文学语境中有新的表现与突破，需要我们每一位关注它的作家、评论家们共同努力。

雷达：从刚才大家的讨论来看，我觉得打工文学是不是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概括：打工者写的文学；写打工者的文学。这样就能够比较全面地反映打工文学的风貌了。

杨宏海：谈论当前的文学现状，打工文学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随着越来越多的作家、评论家开始关注打工文学，打工文学的影响也必定会进一步扩大。

从文学意义上来说，打工文学是丰富多彩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从社会意义上来说，打工文学的价值就在于，它是处在社会边缘的劳工阶层发出的“自我关怀”的真切诉求，它为市场经济挤迫之下的打工者提供了舒缓紧张压力的精神食粮。

但由于多种原因，打工文学迄今未受到主流文坛的关注与重视。今天在这里我想再一次呼吁我们的文学界和社会多关注打工群体，多关注打工文学，认同、接纳打工文学，使之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的组成部分；对打工文学及其相关期刊，尽可能给予扶持，为打工青年提供更多展示写作才华的舞台。我曾对此有一个十六字方针的概括：身份认同，阵地建设，业务培训，评奖鼓励。我相信通过大家的共同努力，打工文学不但能为构建和谐社会发挥作用，也必将能为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出积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