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敌寇在目前是如何猖披，他们一天接近自掘的坟墓一天。同盟国的大扫荡，必能为人类的历史翻一新页。我中华民族将踏进富强康乐的鹏程，从此扶摇直上。我三民主义的文化也会弘扬于世界。新世界秩序必会实现。吾辈青年负有此划时代的使命，应有一番加倍的努力。因此须得对于战后的建设问题加以严密的检讨。我们深信教育是一切建设的基础，战后的中国必须以“教育第一、建设第一”为口号。教育是时间空间与环境的功能，所以战后的教育建设，应根据新的时空与环境而定方案。战后的世界是什么情况呢？胡佛说“这一次战后，我们将承受一个道德的、经济的贫困世界，种族的优秀分子将受大量的淘汰，人们的心坎还种下仇恨的种子”，这是不错的。但他相信人类可以运用理智，把三百年来的自然科学，一百年来的社会科学之收获，作为增进人类全体幸福的工具。

大西洋宪章和二十六国同盟会议已经为新世界秩序画了一个轮廓，其中包括四个最显著的原则：（1）恢复被武力夺取的领土，使各国民族得有政治的自主。（2）世界各国不论大小、不论战胜或战败的国家依其需要在贸易与资源上有平等的供给。并建立一个大同经济的制度使一切人类得改善其劳动标准，增进其经济福利，免除其贫乏与恐怖。（3）任何国家放弃使用武力以求达到目的，为保障永久的普通的安全，防止侵略战争复起，战胜国将继续使用其强大武力，直至国际警察武力建立成功为止。（4）战后设立一个国际的中央设计局，以为实施计划社会张本。

从这四个原则可以推想胜利后的中国将是一个什么局面，而其教育建设将采取什么方针了。（1）至少应从甲午起，凡被武力夺取的领土都应归还中国，我将成为世界上一等的泱泱大国，继续实现三民主义的建国程序，因为三民主义的大同理想，正是顺应时代潮流的。我国之教育事业与范围，必至扩大我之文化，将借着扩大的华侨教育事业，而“声教暨南朔”，使印度、高丽、日本、安南、缅甸、马来、泰国诸民族都能心悦而诚服。吾人将更进一步与世界各国的哲人和领袖，运用新兴的动的思想方法，综合中西文化的优美遗泽，建立一新人生哲学的体系。把握人的价值之深处，共同培植一代新的人或新的种族，换言之，我们将运用百年来人文科学的成果与技术，实验杜威所讲的新的人与人之关系。要人来主宰物质，主宰宇宙。取消人剥削人或人屈膝于人的制度。杜威说教育就是生活，则是战后的教育目的在增进人类全体之生活，教育的意义在创造宇宙继起之生命了。（2）根据民族的自主的原则，则战后的教育，应提倡一种升华的民族主义。训练容忍的了解国际的同情与善意，我们要发扬中正大刚与“致中和”之优美民族性。但不要忘记了改造一切派生的劣根性。国内一切民族继续有平等的教育机会，国外的一切民族一律予以平等的待遇，发扬我祖宗“兴灭国继绝世”之仁德，使各民族对世界文化得有其独特的贡献。（3）欲实现大同经济，则我国之民生主义乃是一个必由之道，既不唯心亦不唯物，既不偏劳亦不偏资，非喻于利乃喻于义，因此从经济建设的立场说，战后的教育应是民生本位的教育。战后的中国是千疮百孔民穷财匮的，因此教育更要生产化，而且生产更要工业化，工业要现代化。农业与工业并重的教育方针，似应改变说法，因为农业必须工业化，战后的世界动力时代的巨轮必须加速进展，特克鲁克拉西派的理想也许很快地会实现在人间。中国必须要迎合此大潮流。经济学家过去尝说中国虽有丰富的资源，但缺乏建立一等工业国家的某些条件，根据平等享受世界资源一原则，则此种说法不通了。我国将成为世界上一等工业国家是无疑义了。因此国父所谓迎头赶上世界科学将成为教育的最大方针之一。我们追信国父在写实业计划时所想的妙计，即聪明地运用国际资本与技术人才，应当下一着同样的棋。但同时不忘了训练大批的本国技术人才，因此我们要中等教育技术化、干部化。（4）根据战胜国还应维持其武力直到国际警察之建立然后减缩自己的军备一原则，则战后的教育，仍不能放弃文武合一的方针，国父的谆谆教训“和平奋斗救中国”。这和平二字应作止戈为武解，非曰无戈，偃武修文，不是无武，这才是“我武维扬”的真义，是六艺教育第三艺的真精神。我们深信只有文明人才配掌握武器。文明人即是有新世界秩序的心态与情绪者，是受了三民主义洗礼而重生者，是有吊民伐罪之品格的民族。但武力万不可给予那“外面披着羊皮，里面却是残暴的狼”，因此战后我们要教育二字颠倒起，喊出“育教建国”的口号。育字一方面可解释为德育，其大旨在培养愿为新世界秩序而牺牲的品格，是新的国防的精神教育。育字的另一解释为体育，为民族健康与自卫教育。因此三路并进的方针也应改变说法，以表示其侧重点。战后的教育建设将从配偶选择起，或从胎教起，建立广大的妇婴院和学前教育机关网，因为正如胡佛所说“种族的进步是借着儿童的脚前进的”，还建立广大的保健院、健身房与医药供应机关网，把东亚病夫从根本救起来，然后才能建立一个“不败的海陆空军”，把它贡献于人类为国际警察的前锋。（5）根据世界设计一原则，战后的教育应是“计划教育”。计划教育是计划社会的一部分，与计划政治、计划经济不可分离，是有意义地指导生活的一种设计。“计划化”是现代人的一个很重要的基本概念，社会学家巴里士说：“在这复杂的时代，若希望保存人类文明的，再也不能相信机遇或命数了，可以说不计划则灭亡”，可见计划的重要。苏联的一国建设五年计划，已经为人类进步贡献了一个成功的实验，战前各国争先效颦，可见他们不及国父的洞见，他早在苏联未发表五年大计划以前，已知机如神，手订了实业计划和建国大纲。惜乎他的教育计划，必是遭了奸逆之火，尚待我们承志。等到总裁一呼，谓无计划的教育即是亡国的教育，以后才有人尝试这个退藏于密而实应弥于六合的概念。计划化是何解呢？不是一般通俗的计划，乃是“政府为管理大众之事，在一个至善的政治纲领之下，根据人财地物事详细的科学的专门调查，即统制数字，动员全体民众力量和技术干部，以求在一定时期以内，达到预定的速度之建设方案”。本此可知计划教育是有扩大性、世界性、全体性、全盘性与科学性的。是包括自胎生以至老死的全生教育，其计划应与政治、军事、经济各种建设计划打成一片，丝丝入扣，天衣无缝，因此是全盘的。计划应包括全体人民，不分贫富贵贱、男女老幼、种族宗教或常态异态，都有打算，因此是全民的。应与世界教育相呼应。克伯屈教授正在鼓吹战后世界建设运动。我们和他们联合起来，继续完成世界教育会、新教育同志社以及国联知识合作处等运动的宏愿，因此战后的教育建设是有加强的世界性的，比较教育将在战后成为一种极时髦的学术部门了。

战后的教育建设方针既有这样一个展望，欲求其顺利前进，必须做到若干大事：（1）健全教育行政机构，提高教育行政权，我国教育史对世界教育行政或将有一个重大贡献，即是“作之君作之师”的概念。推论之应是教育行政者之地位，不屈居于财政民政之下。扩大中央设计局之文化设计机构，各级教育行政机构应增设教育设计处，网罗真正专家负调查实验研究与设计之责，同时另建立一督导与考核系统，实行教育行政三联制。（2）与国情普查同时发动大规模举办若干专门的技术科学的调查（切实用调查一词），例如全国儿童与青年调查，扩大的测量运动，全国教育财政调查，各级教育调查，各类如社会、职业、师范以及边疆教育调查等，然后将此种正确详尽的教育事实对照着国情普查之社会经济事实编成一真正的科学的教育计划。（3）鼓励全国教师之全体性的组织，发展教育科学，建立中国教育学，奠定教育专业的基础。目前的教育界太过于沉闷，失之散漫，或则过诺诺唯唯的生活，或则耕者（苦耕）不得其田，是目前中国教育行政的一大失策。战后如此庞大的事业，必须给予全国教师以发展创造精神的机会。（4）大刀阔斧，拨一笔教育经费，至少要□□万万，完成斯大林所谓一国建设的基本阵线，即免费的普及教育。战时的国民教育过于先天不足，我们要师法美国开国时的壮图，即拨公田以作学产，其面积约等于湖北省□倍的面积，继以公债，再继之以教育、财政、现代化。美国为建筑新学校，借的公债到1929年没有还清的，尚有20万万金元以上。可见其多借债办教育，有例可援，是爽快办法。因为其他事业或可以等待，惟有儿童的教育不可等待，遗产办法，自筹办法，虽是治本，然而太过缓了。（5）设立全国文化银行，其重要职责在作为文化人、教师或公务员之社会保险；保障才智少年使得人尽其才，和发展人文科学。按人尽其才者士之事，地尽其利者农之事，物尽其用者工之事，货畅其流者商之事。保障农之事者，有中国农民银行；保障工之事者，有交通银行；保障商之事者，有中国银行。孔财长谓此三行与中央银行为中国财政之四柱。而中央银行为一银行之银行，则是我国银行尚缺少一柱，即保障士之事的文化银行。战后的方略既是教育第一，故政治与财政当局应知所先后了，“欲先立其大者，则其小者不能夺也”。战后的教育建设当作如是观，继之，战后的教育建设，将以簇新的姿态出现，将是一空前的伟大事业，将需要若干百万的干部，数十万的干部之干部，有志的青年才智之士，盍兴乎来。

（原载1943年7月11日《新湖北日报》第二版，《星期论文》专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