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19世纪中叶，黑暗笼罩着沉睡的中国。茫茫无路的中华民族，藉着一二人之口，喊出了迫切需要救星的呼声。“只觉苍天方愦愦，凭谁赤手拯元元”！“内容腐败，外患侵凌。没个英雄作主，天乎太瞽？”于是天佑中国，在七十六年前的今天，诞生了国父。虽然时势可造英雄，我们的英雄，却能造了时势。他诞生的时候，是一个崎岖荆棘，惊涛骇浪，万般艰难的时空。如果他无拨乱反正，旋乾转坤或“明断自天启，大略驾群才”的大智大仁大勇，我们决不至有今日之盛。有了他，我们才有一贯的思想与信念，和一贯的革命实践的程序。才能做新世界秩序舞台上的一个主角。他诞生的时空，是怎样的情境呢？按同治五年，就是1866年。在西洋，瓦特发明蒸汽机已八十年了。资本主义的代言人亚当·斯密的《原富》已出版了九十年。孔德的《实证哲学》已出版了二十七年。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则出版了七年。演成进化论的唯物论。当国父两岁时，马克思已是四十八岁的人，出版了《资本论》。再过四年同其共生存的巨星列宁降生了。同时生命哲学者柏格森已是七岁的儿童。互助学者克鲁泡特金已是二十四岁的青年，隐含着唯生论的养料。德谟克拉西的哲学家杜威也是七岁。林肯释放黑奴也刚才四年。然而西洋文明的全体主义与机体主义却已解体了。科学醉心于原子主义。哲学醉心于个人主义、唯物论和机械论。经济则醉心于放任主义。进化论的适者生存说，使强权代替了公理。同时理想主义和民族主义合流，形成了霸道的国家主义。扩而充之成为帝国主义。对抗之者又有唯物史观的共产主义和各种各派的社会主义。东亚亦有，东施效颦。所谓明治维新，“广求知识于世界”已在这几年开始了。综合1871至1914年的时期，有三大特征。一、民族方面，德、意式的国家主义在俾斯麦和加富尔的领导之下影响全欧各民族。二、民权方面，有法国革命三大原则的抬头。自由平等博爱的呼声，使各国相继立宪或设代议政府。三、民生方面，中产阶级革了贵族的命。因产业革命使经济人抬头，形成了劳资阶级。国父诞生之年，就是国际工人联合会开第一次会议于日内瓦之年，这一切都是三民主义的养料。而三民主义的创始者，便在此时降生如斯世了，那时“学夷技以制夷”的曾国藩尚仅有六年的寿命。正是李鸿章、张之洞提倡洋务，康、梁鼓吹新学的时候。中国不单是半封建的国家，同时是一个半殖民地，为帝国主义产品的尾闾。加速了中国社会旧有的意识形态的动摇与崩溃过程。垂死的“满清”，昏昧腐朽，达于极点，民族意识不发达。一直到中日战争，还有人认为那是日本和李鸿章的战争。东亚睡狮仍是在南柯梦里。广大神州，无论是在精神上与物质上，都是处在一个极贫乏的零时，和一个待瓜分的危局。我国父禀赋了五千年孕育的中正大刚之民族性。盱衡当世，远瞩未来，继承了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的中和道统，吸收了西洋文明的遗泽，从唯心唯物的矛盾里，从民治主义国家主义产业革命的波澜万状之中，寻出了一套完美的主义，手创了中华民国。复兴万丈光芒，照耀着黎明期的新世界秩序。这是何等伟大的人物，他不仅是一个民族的救星，也是世界的救星。他的诞生就是道成肉身的巨子。我们今日庆祝他的降生，感受他的精神伟大，和我们的渺小。应当如何表示崇拜呢？我们应当手之舞之足之蹈之，热烈地欢呼他的来临。当耶稣降生之时，东方博士带着乳香沐药不远千里去崇拜他。我们对国父的降生应奉献什么礼物呢？因为他是可与天地参的，我们的礼物，应当是“天中日月为灯彩，地上河岳作粢盛”！

（原载1942年11月12日《新湖北日报》特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