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前我在北大历史系上学时，陈友松先生是北大教育系的知名教授，因而我在那时就认识他，但估计他并不认识我。解放后同在北师大工作已30年了，因为不同系，也一直不曾打过招呼。去年看到《北京晚报》上对陈先生的介绍，加上间接也听到一些情况，知道陈先生在错划右派获得改正之后，并未想一吐“怨气”为快，而是首先要求工作。几年来，他不顾年迈体弱，双目失明，在助手夏宁（一位身残志不残，自学成才的坚强姑娘）的帮助下，翻译外国教育著作，并指导研究生，以一种难得的对社会主义祖国教育事业的责任感，孜孜不倦地工作着。于是，我对这位认识已30多年、但并无交往的前辈老先生产生了很大的敬意。

今年初的一天上午，天气还很冷，我到工十一楼去找龚书铎同志。他住在三楼，我沿梯拾级而上，快到第三层时，忽见陈先生摸索着楼梯栏杆走了下来。我赶快上前扶他，同时问他：“陈先生，您到哪儿去？我领您去。”他爽朗地回答：“不用扶，我这是‘三上桃峰’，上到五楼再下来，每天三次，锻炼！”说着，看来是十分愉快地走下去了。

我见到龚书铎同志后问他，“陈友松先生在这栋楼住吗？”他说：“是，住在一楼。”经此核对，情况就完全落实了：陈先生因天冷不便外出，而想出了自己摸着楼梯攀登五楼再下来的锻炼办法。至于他所说的“三上桃峰”，是指他所说的“每天三次”呢，还是每次上下三回？我没有去找陈先生询问底细。但不管是每天三次，或每次三回，这不是重要的，重要的是这位80多岁盲老人的这种精神。他为什么要如此抓紧锻炼身体呢？还不是为了争取健康地多活些年，尽可能地延长这一生的工作时间，为党的教育事业，为伟大祖国实现“四化”的宏伟目标，最大限度地作出自己的贡献？

陈先生“三上桃峰”的精神着实地打动了我，我似是感觉到这种精神所给予我的一阵阵冲击。我才满60岁，却每有岁时迟暮之感，和长我20多岁的陈先生相比，我还在壮年，是后学晚辈，陈先生的这种精神，使我既觉得惭愧，又受到鼓舞。对此，我感受特深，不能忘怀。学校要求大家都来写好人好事，现在好人好事越来越多，仅在我们学校这个范围之内，也不难找到可以写一写的材料。陈先生的“三上桃峰”是时时萦绕我脑际的一件，所以就先把它写了出来。

（原载1982年4月8日《北京师大》报，第1版。作者时系北师大历史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