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有一个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同窗好友，名叫马克拉斯基。他是美国人，波兰人的后裔，一位教育心理学教授，还是一位诗人。早在20世纪30年代，他就和父亲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后来因为父亲回国，他们失去联系近30多年。

1978年以后，他们重新恢复了通信往来。马克拉斯基在一封信中不无幽默地对我父亲说：朗诺德·友松陈，我亲爱的老伙计，你可真是一个奇迹！1935年1月你回中国以后，我就在一直担心你。多少中国人死于日本法西斯的轰炸，你偏不死！二战结束时，你虽体重减轻，却精力饱满，工作上大放异彩，同学们都认为你是一个奇迹。后来，中国又经历了三年的内战。再后来的30年，中国仍有不断的灾荒和祸患。与你同辈的人早已去世了，甚至比你年轻的人也先离开了这个世界……可是你偏活着！这回的经历，让你双目失明。可是你却让我更加吃惊，你居然还能工作在教育阵地的前沿，带领研究生的学习，同时还肩负着非常重要的翻译任务！你生活在黑暗中，却把光明带给了别人，把光明带给了很多人。我忍不住要再说一遍，你真是一个奇迹！这个世界，多么需要你这样的人，需要千千万万个陈！我们这一生虽然坎坎坷坷，但多少也取得了一些成就。现在你我都快到人生的终点站了，我们也可以轻松地离开了。医生通知我患的癌症已经到了晚期，将不久于人世，现在我就来与你告别。我会在一个遥远的地方等你，期待与你再次聚首。我亲爱的老伙计！当然，我不希望你来得太匆忙，我要准备为你接风洗尘。你来早了，我还没有准备好呢。我们的餐桌上要有怒放的红玫瑰，馥郁的美酒，鲜嫩的牛排；水果和布丁（饭后甜点）也会很丰盛……

马克拉斯基走在了我父亲之前，他当时不知道我父亲也患了肺癌。马克拉斯基的幽默、豪爽，给失明的父亲以极大的安慰和鼓舞。真心的朋友总是让人难以忘怀，真正的友谊直通生死。

马克拉斯基的话说得一点不错，父亲的一生就是一个充满传奇的故事。

在20世纪开始后的11年，辛亥革命爆发。又过了四年，一个湖北小山村的孩子，因为偶然的机会，走出了大山，进入武昌的教会学校学习。当时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有无数的农村儿童，他们几乎没有机会上学，过着悲惨愚昧的生活。一个来自小山村的穷小子，能有这样罕见的机会，确实也算是一个奇迹。

当他进入武昌博文书院读中学后，因为他来自农村，看起来土里土气的，同学中不少有钱有势的公子哥儿，当然也就很瞧不起他。遭人白眼真是一种莫大的刺激。他发誓在学业上要远远地超过那些人。发奋读书的结果是，年年考第一，让那些纨绔子弟再也不敢小看他。

父亲有一个中学同窗，也是他终生的朋友。他姓何名斌，湖北人，曾执掌武昌实验中学多年，为国家培养了无数栋梁之材，备受爱戴，竟有期颐之寿。他们两人在中学时代就惺惺相惜，堪称莫逆。后来共同在湖北办教育时，依然友情甚笃，配合默契。当父亲任恩施湖北教育学院院长时，建立了教院附中（后改为实验中学），以便于教育学院学生就近实习，并请何斌先生担任了该校校长。

20世纪80年代，何斌老人凡来京看望女儿，必会到北师大父亲居室探望叙旧。因我与何斌女儿同住清华院内，访问何斌老人非常方便，父亲就命我带了家乡特产，回访老友。何斌老人亲切地和我叙家常，聊起他和父亲的中学时代。1915～1919年期间，二老共读于武昌博文书院，当时他们还是十几岁的少年人。一日午休，其他学友都在户外踢球玩耍，唯独他二人还在教室苦读。饭后思困，父亲恼怒自己读不进去，用拳头敲打自己的头，却不小心打在玻璃窗上，拳头与手臂都被玻璃碴儿剐得鲜血直流，疼得钻心，却也困意全消，头脑顿时清醒了。他不顾自己那流血的伤口，很快又沉浸到书中去了。何斌老人说，像他那样发愤用功的人，真是少见。

1928年湖北省招考官费留学生，留美的名额极少。许多人听说父亲要报考留美，干脆就不报名了，因为他们知道考不过他。最终仍有200多名出色的学生报考，父亲还是脱颖而出，考了第一。这个有趣的故事，还是外公告诉我们的。

留美征程，困难重重，好在他是一个从不畏缩，从不肯低头的青年。哪怕历经千辛万苦，千百次的抗争，他也要去争取胜利。就这样，一道道难关被他甩到了身后。

赴美留学，需要取道东京，再换乘另一艘远洋航船，横渡太平洋。在太平洋上差不多要颠簸一个月，遇到大风浪时，许多人晕船、呕吐，不能进食，折腾得死去活来，可父亲不怕。他从小就是一个水性好，特皮实的孩子。父亲走出山村前的名字原是陈豹，“友松”的名字是他进入武昌读书后改的。陈豹是爷爷起的名字，那是因为爷爷特佩服八十万禁军教头林冲。林冲的绰号就是豹子头呀。提起陈豹，在家乡是远近闻名。那时的他，真像一头豹子，勇猛顽强，念书好，干农活也强。

虽说是“官费”留美，但因为各系军阀混战，有一段时间，父亲经常收不到寄自湖北省政府的钱。为了生存，他想法勤工俭学，去城市边缘的一个餐馆里打工，当跑堂。可是他是惜时如金的人，不愿为赚钱花费太多时间，他必须把精力用到学习与研究上。好在他周末干一个通宵，运气好的话，可以赚够一个星期的用度。他跟我们吐露过他的秘诀，那就是眼睛要时刻留意餐馆大门，如果看到那些情侣顾客，他就赶紧上前招呼，殷勤周到，手脚麻利，尽量让顾客满意。而情侣中的那位男士，付小费时一般就会出手大方。这样的紧张工作当然会很辛苦，但是小费也赚得多，比起其他的工作，平均每小时的收入也会高出不少。

他吸取了在武昌博文书院读书时的教训。在父亲的同学中，也有许多来自中国，是达官贵胄、有钱人的子弟。早在20世纪30年代，那些阔学生就拥有了私人轿车。为了不显得寒酸，父亲总是在上课前最后一分钟才走进教室，一下课就飞快地消失了。那是不想让同班人知道，他是怎么来的。在学校以及公共社交场合，美国人还是很注重穿着和礼仪的。他也有两套收拾得干净整齐的西装，平时不穿，只是见导师或做客时才使用。平时在自己的宿舍里，就随便穿着，他也乐得自在。一般同学只知道他来自中国，功课极好，其他的也就知之甚少了。父亲不想让他们知道自己的贫穷与窘迫，以免惹来无聊的闲言碎语。

尽管自己窘迫，推己及人，父亲却非常同情和自己境遇相仿的学友，有机会就尽力想办法帮助他们。比如一个学友没钱租房，也没地方睡觉，父亲就让那学友晚上睡他的床。学友在床上鼾声大作，父亲却在旁边飞快地敲起了打字机，精神百倍地彻夜工作。白天朋友出去时，他便倒头大睡，生物钟对他这个山野来的人仿佛没有作用。解决了朋友的困难，自己也什么都没有耽误，这也需要这种生来的本事啊！他待人宽厚，乐于助人，在这方面很多人都不如他。母亲曾跟我形容起他的慷慨大度，举过很多例子。比如他自己花费许多精力收集的专题资料，只要朋友有需要，他从不吝惜。再比如，抗战时，昆明的师生穷困者居多，父亲就以自己的衣物和钱财接济，尽管自己的境遇也强不了多少，长衫上也是一个接一个的补丁。不管自己过得怎样，他那种悲天悯人的仁厚之心，真的是从来没有改变过。

父亲在待人接物上大度厚道，学业上也从未曾有过丝毫放松。当他在哥伦比亚大学准备博士论文时，就选了《中国教育财政之改进》这个题目。这出于他的家国身世之感。他坚信：一个民族要富强，头一件事就是要有好的教育。而在中国，要想让居住在农村以及中小城镇最广大的人群接受教育，真是难于登天，更别说好的教育。其原因之一就是政府在教育方面的投资太少。如何改进呢？实践出真知，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任何研究工作，都需要以事实为依据，离开了事实，就像鱼儿离开了水，鸟儿没有了翅膀。他需要收集尽可能多，尽可能广，尽可能细的材料。只有调查清楚了中国教育财政的现状，才能想良策改进。他要求自己的论文必须做到言出有据，并要有具体的数据为证。为此，他不仅搜索了美国藏书最丰富的图书馆、档案馆，还一次次写信给国内各省市、地方政府的教育部门，请求给予支持，回复一些调查问卷。然而非常令人失望的是，几十封去信只有寥寥几封回复，研究工作几乎开展不下去。但他毫不气馁，凭着他豹子一样势不可挡的顽强精神，绞尽脑汁，想方设法找寻必需的资料。最终他如愿以偿，搜集到了一大木箱丰富翔实的材料。紧跟着就是对浩如烟海的数据与材料进行整理、计算、分析、对比、归纳和总结。

三年多废寝忘食的研究，换来了丰硕的成果。他看到，中国当时的财政统计，尤其在教育方面，缺乏一个单位统一，便于比较的统计体制，统计项目过于宽泛粗糙，数据很不准确。例如一些教育行政开支，仅仅写一个年度的总数，根本没有细分。何事、何处、何时，到底花了多少钱，无从得知。一些中下层教育部门对教育统计马虎不认真，填写报表多为完成任务，敷衍塞责。上层教育部门也很少对教育真正重视，计划内的教育经费还常常挪作他用。现代教育是公共事业，经费出自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中国缴纳苛捐杂税的是最广大的穷人，是农民。富人纳税不多，占用的经费却不少。中央有限的教育经费大都用在了留学生和大学生身上，他们多数来自富裕的家庭。地方省市拨款给本地办教育的经费，摊到每个适龄儿童头上，数量更少，穷人的孩子根本就别想念书上学。中国的人均教育经费在全世界排名还不如南非，仅排倒数几名。这些深藏在数字之下的确凿事实，让父亲很气愤，也使他坚定了自己的方向：从改革教育财政入手去改革中国的教育现状。

他的博士论文很精彩，这里我简单地介绍了论文的前面一部分。如果您有兴趣了解，建议您不妨翻翻最近将要出版的《陈友松教育文集》。文集中收入了博士论文中一些最重要的章节。

学成归国后，父亲先后在上海大夏大学、福建厦门大学、昆明西南联大师范学院、北京大学等执教并担任系主任（代理）等行政工作。新中国成立后，他担任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副主任和教授，为新中国的教育事业做出了很多贡献，培养了一大批教育人才。可惜好景不长，1957年反右之后，父亲也和当时很多高级知识分子一样，被划为右派，受到了极不公正的对待。

1967年以后，他蜗居在一个办公楼的过厅里，人们可以随时进出，哪怕他正在更换内衣内裤，或正在小解。一些人打击他，诋毁他，勒令他做这做那，像对待囚犯一样的专横，毫不顾惜他是个年近七旬的老人以及他日渐恶化的视力。但是无论别人怎样对待他，打击他，也赶不走他心中至高无上的信念，那就是：他要好好生存下去，去实现自己的理想，完成自己未竟的事业。这信念对他就像和氏璧一样宝贵。他心中怀抱着这样温润的美玉，他相信自己“天生我材必有用”。他不理睬所有来自外界的恶意或者是误解，一心思考着自己倾注毕生心血研究的教育哲学。处于强权统治下的人们，为了更高的理想而忍辱负重，有时不得不舍弃一些小节。就像伽利略那样，为了完成对天体的研究，假意向教会认错，父亲也上交了无数页的“认罪检讨”。他清楚自己的处境和当时的形势，不得不“顺流而动”。交给他的繁重工作，无论是体力劳动或是脑力劳动，他都很认真地去做了。虽然劳动本身不是一件坏事，可是这种强制的劳动，用在我父亲身上，实在是用错了对象。我父亲又不是杀人放火、偷盗抢劫的罪犯，或者是巧取豪夺的贪官污吏，需要进行劳动改造！

尽管处于逆境中，父亲却仍很乐观，为了心中的崇高理想，他积极为自己的将来打算。当父亲知道自己不久就会失明时，就开始认真地做失明后的准备工作了。在打扫自己住的那个办公楼时，他尽力仔细记住居住环境的一切细节。比如出了自己的309号房间，向左，向右，各走几步会遇到别人家门口的火炉以及码放的蜂窝煤；走几十步是公用的水房和毗邻的公厕；哪里是男厕，哪里是女厕。怎么进入水房靠南墙的小门口，进去后两层台阶有多高，怎么到达有蹲坑的水泥地面。进去后用手摸着蹲坑左右两侧的门板，跨多大、多高的一步，便可以正好蹲在陶瓷蹲坑的上面，这样就不会便溺到外边，也不会踩进蹲坑。他记牢水房东西墙边，各有两个长达南北墙的水泥槽，比腰部略高。墙边顺着水泥槽的方向，各有一个与水泥槽等长的水管，从水管上再伸出一个个水龙头；水龙头位置有多高，拧开后，怎么听声音判断水有多大。就这样日复一日地打扫，重复地加深记忆，到后来即使闭着眼睛也可以摸熟了。在309号，他大概住了十年。其中自1973年以后逐渐失明，到1978年以后才搬离，将近五年的盲人生活，他居然从来没有碰到过火炉，也未曾滑倒或跌倒过，这难道不也是一个奇迹吗？

父亲在耄耋之年恢复了名誉，被返聘回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研究所。尽管那时他已经失明多年，他的心情却远比失明前一段时间愉快。每当在师大院子里散步时，只要听到熟人的声音，一定会主动上前招呼，亲热地聊上几句。最后的十多年间，他还看望了几十位校内外的老专家、老教授、老学者。他是一个特别念旧的人。他在外国、外省的老友故交，经常可以收到他口述并托人代笔的书信与节日的祝福诗文。而他在圣诞节、元旦、春节，也常能收到几十个贺卡带来的亲切问候。家乡湖北的亲人，湖北大学的忘年之交，是他特别惦念的人。他那首长诗《思故乡》表达了自己对楚地精神家园的眷恋和作为一个楚人的自豪。而我也把湖北大学的那些抗战时期毕业的老学长看作亲如家人般的导师。

父亲欣赏刘禹锡的《陋室铭》，但那句“往来皆鸿儒，出入无白丁”要是用来形容父亲，则需改作“往来多鸿儒，出入有白丁”。父亲也有不少文化远达不到鸿儒水平的朋友，甚至是白丁文盲，比如老家京山的乡亲们。对这些人，他也尽自己的最大力量去帮助他们的子弟读书，进大学，考研出国。从他一回国起，直到晚年，只要有机会，他就从未停止过这样的帮助。他虽然有罗素、沈从文、冯友兰、汤用彤、邱椿、朱光潜这样国内外知名的朋友（因为知名者太多，恕我不能一一列举），却并不傲人，对普通工友、花匠一样地尊重，抱着平等的态度。

有一件事让我很有感触。那一年，师大教育系的朱怀斌生病卧床，父亲听说后就立刻让我带上补品前去探望。我走进平房宿舍朱家大门，朱怀斌看见我马上就要硬撑着坐起身来。我连忙阻止，请他不要见外。我转达了父亲的慰问，说明父亲近来体力不济，不能亲自前来。这些营养品，管不了多少用，却是父亲的一番心意，请务必收下，这样我才好回去复命。朱怀斌听了我的话，眼泪就要流下来，赶紧用手去擦，说道：“在师大工作了一辈子，从来没有一个教授探过我的病。陈先生这么大的学问和年纪，还惦念着我这么个无足轻重的老人儿……让我说什么好呢？”听他说出这番话，我的心里也是五味杂陈。我从小就在教育系里见过他，那时，他还是一个年轻有朝气的小伙儿，现在却已两鬓斑白，真是岁月不饶人啊！当我回家复命时，父亲还夸他是一个能干的好人，从一个普通工人成长成为系里少不了的事务管理干部，值得我们关心。

父亲的一生，还有许多其他的奇闻趣事，这里择几例叙述。

父亲要是工作起来，绝对是全神贯注，效率惊人；他要是写起文章，必定会思如泉涌，奋笔疾书。母亲曾告诉我们姐弟三人：“抗战时昆明几家报社的主编，都与你们的父亲很熟，报纸碰到开天窗的紧急情况，常常就会连夜找到他，请他帮忙。然后他老人家吸上几口烟，头也不抬地写起来。取稿的人就在旁边等着，不多会儿工夫，一篇急就章就按要求完成了：题目、内容、体裁、字数……都让报社满意。你说他厉不厉害？”

父亲办事极讲效率，他以身作则，也这样严格要求我们。小学四年级时，《中国少年报》上刊登了我的一篇小文章，《自己制作的小陶器》。全国各地很多小读者都给我寄来了交友信，有时一天要回数十封，这下可成了我的一个巨大负担。我忙不迭地写回信，又封信口，贴邮票，弄了半天，也完成不了几封。父亲看见后，就教我把这一大堆信像倒下的多米诺骨牌那样排成一行，每封信只留出封口的“信舌”，一只手将信封按紧，另一只手用一个大毛刷，飞快地把胶水刷到这些“信舌”上。然后把“信舌”一张张翻起贴到信封上，不到一分钟就完成了封信口的工序。再把这一列封好的信排成扇形，只留出需贴邮票的一角，迅速地把邮票贴上。只见父亲双手灵巧地运作，转眼间，那些刚刚还令我发愁的数十封信，就都可以立刻拿出去寄给我的小朋友了！我的心情顿时轻松了，也学到了父亲是怎么高效率地完成这些琐碎杂事的。父亲教育我们说：“要想高效率，就得动脑筋。你想要有很多的时间去玩耍吗？那你做事就得快！”

父亲做事快的秘诀还在于他做事高度专注。一旦投入工作，他整个人都埋进工作中了，废寝忘食，丝毫不受外界事物的干扰。他如果正在钻研一个问题，用“两耳不闻窗外事”来形容，一点也不过分。妈妈让我们喊他吃饭，他就像听不见一样，非要我们去拉他的大腿，他才回过神来。他以身作则，我们也耳濡目染，努力使自己能够专心做功课。例如在回家的路上，在乘公共汽车时，我就努力把当天学的功课依次在脑子里过一遍，回家再打开书本时，就可以直接做当天的作业了。回想起来，自己做事专注的本领，也是得益于父亲的熏陶。

父亲做事也很有条理。他喜欢收集资料，每日剪报不止，然后分门别类地存在硬纸夹里，夹子侧面贴上各种标签。书房里总有一面墙的书架上，排满了这种资料夹，他用时随手就可以取出。更绝的是，他极大方，凡朋友用得上，他就慷慨借出，从不保密。豪爽大度的他，有很多知己的朋友，那些人对他也一样的豪爽大度。大家都是为了祖国的进步，就不分什么你的我的了。

父亲的记忆力是公认的出了名的好，我们都认为记忆力好到那样的程度，绝对是一个奇迹。

他博览群书，看过的东西记得很牢，出处内容，一清二楚。父亲对图书管理系统极其熟悉，查找资料迅速准确，常令学生大开眼界。他的头脑中储存了海量的知识，因此被人称作“会走动的百科全书”。在西南联大时一个人上九门课，同事学生都极为佩服。他的英文极好，很多人为了一个词，一个句子的翻译问题，也会打电话或者寄信来请教，每次他都能够迅速地给予精准的答复。失明以后，他做学问需要靠助手，翻译的原稿也是由助手念给他听。有一次，几天前译过的几页英文，父亲对助手说：“我想了想有些地方译得还不够妥当，需要改一下”，于是就随口一字不差地念出了那几页英文原稿，令助手惊讶不已。当助手夏宁去见国家领导人王震时，把这件事讲给了王震听，王震当时就说：“他是国家的宝贝，我要去看他！”还有一次一个30多年不见的老学生突然来访，仅仅听见叫门的声音，父亲就叫出了学生的名字。种种事迹能力，常令家人、朋友和学生欷歔感慨，赞叹不已。

父亲的一生，坎坎坷坷，好在有我母亲的支持。不是有那么一句话吗？一个成功男人的背后，必定有一位伟大的女性。我的母亲就是这样一位当之无愧的伟大女性。

母亲的伟大，表现在她一生的言行中。她是一个孝顺的女儿，一个忠实的妻子，一个贤良的母亲。她也是一个极其认真负责的机关干部，一个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的好同事。她一生勤勤恳恳，踏踏实实地从事编辑工作。她厌恶张扬，不喜欢抛头露面，只是默默地、一心一意地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她一生简朴，虽然命运苛待了她，但她却毫无怨言，始终如一地尽好自己做女儿，做妻子，做母亲的本分，让一个在厄运中的家庭，在历经22年的磨难后，得以迎来曙光。可是命运却再一次亏待了她，她还没有来得及轻松地享受新生活，就被早已折磨她多年的肝癌夺走了生命。临别之际，她用微弱的声音告诉我她最后的心愿：“我要回家。”之后就再也没有力气说话了。一个时辰后，她永远地闭上了眼睛。

当父亲备受政治打击、诽谤和欺辱时，不管别人怎么说怎么做，母亲绝对没有相信外面铺天盖地的谎言和空话连篇的指责，一心维护自己的丈夫。受政治牵连，全家人都过得很难受，她自己的日子更不好过。年复一年地，她得在年终总结中汇报“如何与丈夫划清界限”。在费孝通先生任民盟中央主席时，母亲当选为民盟中央妇女委员。她是西南联大的高材生，以她的才学、干练和人品，她本可以在事业上有更大更好的发展，获取更高的报酬。可是因为父亲的缘故，她直到逝世时仍是一个科级干部，月工资不到90元，20年间工资几乎就没有涨过。在几十年的政治风雨中，她内心的煎熬与苦楚可想而知，身体被拖垮也就不足为怪了。

母亲的伟大，并不与某些大人物的伟大一样。母亲的伟大，在于她思想深刻，表现得却很简朴。在她看来，一切都是简单、明了、清楚的。尽管母亲比父亲小了20多岁，却似乎对事情看得更清。所以她才会事前提醒父亲：“不要讲话！”可惜父亲没有能够听她的话。父母之间虽有这样大的年龄差距，却能够彼此忠诚地生活了一辈子，互相支持，互相爱护，是不是也可以算一个奇迹呢？

在父亲被返聘回师大教科所的80年代初，他以超人的记忆力，娴熟的英语，炉火纯青的学术造诣，出色地完成了重要的教学和科研任务。在最后十几年中又出版了许多重要的译著，如《西方教育哲学》、《意大利第一个职业革命者——邦那罗蒂传》等等。他还为家乡湖北省主编了《教育学》用作广播教材。90岁以后还在学生何光荣先生的鼎力协助下主编了《雷沛鸿教育论著选》。眼盲心不盲，九十高龄还大放异彩，著述颇丰，这难道不是一个奇迹吗？

自1991年11月后，父亲的肺癌已经发展到了晚期。在父亲生命的最后几个月，浓痰经常壅塞喉咙，他一呼一吸都十分艰难，憋得极其难受。看着他在受罪，我心里很不好过，可惜替不了他。有一次我突然听到父亲连声地叫“好啊！好啊！”吓了我一大跳，难道父亲神志不清了不成？我忙问：“什么好啊？”他吃力地说出了这样的话：“我要制服它！我要打败它！我在为自己鼓劲，我要为自己加油……”他居然还有这样的想法！连校医王大夫都连声赞叹：“这老头儿，真够冲的！耗了好几个月了，白细胞计数高得惊人，还在挣命呢！”父亲在向病魔发起最后攻击，顽强地捍卫自己的生命。他是那么热爱生活，热爱故乡的亲人。他是那么热爱未竟的事业，和那些可敬可亲的朋友。他不想离开这个尽管让他饱受了诸多磨难，却也给了他同样多美好记忆的人间。他真的热爱自己伟大的祖国和伟大的中华民族。

在他离去前的30分钟，他又做了一件让我们惊讶的事。父亲忽然睁开眼睛，虽然他什么也看不见，却用微弱的声音示意女婿王诗宓，让他把洗净的义齿装上，诗宓照办了。他似乎觉得没有戴正，就用手调整了一下位置，又动了动口腔，直到觉得满意了，舒服了，这才安心地闭上了眼睛，也不再讲一句话，一呼，一吸，生命渐渐地离他而去了。装好义齿后刚好30分钟，一切都归于轻松，安详和宁静。那一刻正是这样一个好时辰，1992年3月23日19时：春花满枝，父母相会。

父亲一生的传奇故事，我很难讲完全。在我们看来，他的确是一个奇迹。他天生是一个乐观派，积极进取者，有超强的记忆力和体魄，有悲天悯人的仁厚之心。这些天赋，子女们谁都比不上他。而我们所更不能忘怀的，是他的君子气度，国士之风。父亲的一生，时刻激励着我们努力成为一个爱国、正直、勇敢、坚毅和顽强的人，成为一个为追求真理而献身的勇士。

2009年7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