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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陈琚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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琚理兄:

您好!12日发电子邮件一函,并附《大事记》稿1901418一份,谅已收到。

邮件发出后,我还想谈谈这些时的感受,所以又写了这封信。

近来,随着得到的材料的增多,对友松师的了解也更多了。在我心目中,他的形象更高大了,更大大增加了我对他老人家的崇敬。

首先,在我心中,他在五峰山的一段经历更加光彩焕发了。对于一位综合型的大教育家来说,这种经历也许是小试牛刀吧。但这好像是命运给予他仅有的一次独当一面、主持一个高等院校的机遇,一次让他最集中、最全面地施展所学的机遇吧。他的成就是多么非凡啊!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学校完成了一次质的跨越。

价值显于比较,意义显于变化。在陈院长到来之前,当初恩施办大学几乎得不到上级教育部的认可。办起来也不得不小打小闹,起手只有一系一科,没有摆脱乡村师范学院的格局。陈先生来后,专修科开始细胞分裂了:一分为五,又分为八。业务建设、组织建设、思想建设、物质建设全面推进了。到后来,点石成金、水到渠成,跃入国立师范学院的行列。

我是这个跨越的目击者。我考虑了很多时,最近才在川大校庆电视片字幕上找到一个关键词“国立化”来概括它。国立化该需要多少努力和贡献作铺垫啊!相对来说,国师这变化算神速的吧,这重建算创造性的吧?这里面当然有全院师生的努力,而陈院长的贡献是特殊的。他是国师的奠基者,是升格的促成者。《大事记》是事实的罗列。您不知道,在那客观、平静的文字下面,曾有我心头的激动。

回忆是甜蜜的,回忆也往往是浓缩的。遥想六十多年前陈院长慷慨陈词的演说、博古通今的讲课,他的部署安排、他的奔走活动,包括他吟着恋恋不舍的诗句拂袖而去……统统都属于我心中那首“英雄交响曲”的华彩乐章。我也曾像很多人回味往昔流风遗韵时那样,很自然地吟起苏东坡《赤壁怀古》词中“遥想公瑾当年 雄姿英发 羽扇纶巾”的名句来。

其次,我进一步认识到友松师是一位综合型的大教育家。据专家介绍,20世纪30年代迎来了人类第三次学科综合发展期。友松师博闻强识、根底深厚、学通中外。30年代他在美国的博士论文就是边缘学科的研究。后来,他所钻研的教育学、教育哲学、比较教育学、教育行政学都是综合性强、覆盖面广的学科。在大学教书,他一人能同时开九门课,与当年音乐大师黄自先生在音乐领域开课之广,可以比美。

他“首创电化教育,介绍苏联教育,奠基比较教育,得一已足千秋”。(引自挽联)

前不久您找到的《新时代的教育宗旨》一文,更把“五全教育观”的提出时间一下子提前到40年代。他在那篇文章中说:“今后的教育宗旨,应有一种大全的综合的看法。”“笔者没有好的名称,曾经综名此种教育理想为全人、全生、全民、全面、全球之五全教育。”这是古今先进教育思想的一种概括。在那个年头,那篇文章只是作了纲领性的说明,而且是结合三民主义提出的,并没有全面展开。但他的研究思路和方法是符合当代世界科研走向综合系统化的趋势的。研究的内容富有前瞻性,跨越时空,符合小平同志提出的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原则。而在中国建设小康社会的条件下,人的全面发展、素质教育、终生教育、全民普及教育、教育的全局关系等等,都已成为社会关注的热门话题了。

可惜由于种种原因,这么多年没有条件让先生本人从容进一步结合新时代研究、发展、弘扬他的“五全教育观”,写出专著。好在光荣兄在病榻前受命写下专文,留下历史足音。但对先生,仍未免留下“一代宗师未尽才”的浩叹。

说老实话,在纪念集方面,我现在还只是处于学习、消化、了解、熟悉材料阶段,谈感受是一知半解。要搞好,还得靠边干边学、干学相长。只是年龄偏大,效率不高。《五峰山之恋》和纪念集两项工作,对我说,是先后同时进行的。《之恋》是老肖(里千)和老文(有仁)和我发起搞的,后来《之恋》的具体工作由他们二位承担,我应约搞纪念集。但在为纪念集组稿时,因对象都是五峰山时期的老校友,所以约稿从来都是同时包括两个范围。前不久,台湾校友发来电子邮件,催问《之恋》出版的事。时值老肖病危去世,老文又把《之恋》的稿子全部拿来给我看,在编辑方针方面,也交换了意见。《之恋》是汇编性质,除史料外,回忆、感受文章较多,内容以尽量尊重原作不改为好。纪念集是否也是这样,你和老何商量过吗?便中盼告。

余容再上。此致

敬礼!

辉盛敬上

2006年9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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