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40年代，抗日烽火燃遍祖国大地。武汉市沦陷后，湖北省政府被迫迁址于地处鄂州山区的恩施。那时的恩施是一个穷山僻壤的小城镇。后来，随迁到恩施来的各界人士，秉持坚决抗日的意志和抗战必胜的信念，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一方面抗战，一方面积极筹划为抗战胜利后重建家园的各项事业作准备。省政府迁至恩施后不久，省教育厅即着手筹建四所高等学府：教育学院（建院不久后改为国立湖北师范学院）、工学院、农学院和医学院。当时在西南联大任教的陈友松教授，就在此时收到湖北省教育厅的特邀快件和聘书，敦请他回鄂主持重建教育学院。他考虑到，回本省从事教育工作，实现桑梓百年树人、为祖国抗战和胜利后重建家园之大计服务，本是他早已铸就的崇高理想，遂欣然允诺，并于1942年夏季向西南联大当局请事假回鄂担任了教育学院第一任专任院长，肩负起艰难繁复的创业任务。

湖北教育学院的院址在恩施城外的五峰山。友松院长来后，首先在山门口建起了一座牌坊，上刻着十个颜体字，一边是“养天地正气”，另一边为“法古今完人”。由这十个大字，即可概见友松院长创建湖北教育学院的深远立意。

抗战紧迫，战时教育经费捉襟见肘，一切设施都只能因陋就简。友松院长却千方百计，费尽周折，请款、筹划了两年校舍施工。后来，教育学院的校舍建设具有了相当的规模。有员工住宅区，男女学生宿舍区，行政区，教学区，教学设备区（包括图书馆等），文娱活动区，大礼堂，大饭厅等，一应俱全。所有设备外观简单、朴素，但确实实用，达到当时内迁高校较高水平。

当学院的基础设施部署好后，接下来的重要任务就是确定学科建制，招收学生，延聘教师等。当时楚地大部沦陷，众多青年学子、各科专家学者大都流寓于鄂西及我国西南地区，从而给新建的学院提供了丰富的生源和师资，各学科招收进来的学生中不乏优秀人才。在延揽教师问题上，以友松院长的声望和他的诚挚态度，不少有识之士愿前来任教，为培养人才尽力。从而使教育学院在初创时期即拥有一支颇具实力的教师队伍。例如：教育系由友松院长亲自挂帅；史地科由资深教育家张春霆主持；英文科由留学英国的龚质彬主持；国文科由舒连景主持，舒系蕲春黄侃大师的再传弟子，对章黄之学颇有心得；音乐科由我任主任；数理科由留日数学家李先正任主任（新中国成立后，李曾任山东大学副校长）等。以上为各系主任聘任情况。

随后，各系科还聘请了各学科的名流学者前来任教。笔者所在的音乐系就曾先后聘请到著名作曲家江定仙先生（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央音乐学院副院长兼作曲系主任，全国政协委员）；著名小号专家夏之秋先生（创作有脍炙人口的抗日歌曲《歌八百壮士》、《思乡曲》、《最后的胜利是我们的》和《卖花词》等，后曾任中央音乐学院管弦系教授）；资深琵琶演奏名家杨大钧先生；钢琴家巫一舟先生（后任湖北音乐学院教授）等。由此，即可概见教育学院各系科雄厚的师资力量于一斑。这些成绩应归功于友松院长披荆斩棘的开拓精神，他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使学院面貌一新，从而给全院人员带来巨大的鼓舞力量。

当年的恩施是一个相当欠发达的地区，物资匮乏，生活比较清苦，但是五峰山的自然风景却是胜似一般旅游胜地的好去处。教育学院的各类校舍区都建在山中高低层次不同的一片一片的小平地上。每一栋校舍周围，在季节宜人时都是草地葱绿，奇花异卉盛开，大树枝叶繁茂，投下温柔的浓阴。空气清新，小鸟啁啁啾啾穿梭飞跃于绿油油的枝头树叶间，真可谓鸟语花香，异彩纷呈，令人神往。尤有甚者，五峰山山顶，有一条平整的土路，登高远眺，只见满山遍野，密密麻麻，都是茶树林。在新茶采摘季节，一群群身材苗条的姑娘，就像一群一群的花蝴蝶飞舞于无边无际的茶树间。这幅生机勃勃的彩色风情画，好不令人羡慕啊！但国难当头，人们的心情难以释怀，美景当前，也无法抹去忧国之思，正如杜甫诗所言：“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但鄂西山区的美丽风光，正是祖国大好河山的一部分；抵御日寇入侵，也正是为了保卫中华民族如此美好的家园。

我记得在这条山顶土路上有几栋土坯房子，其中两间为音乐科的教室。前面的一栋大一些，是江定仙教授的住宅。最后一座院子里，后面几间是友松院长的住宅，前门左右两间是音乐科的教师休息室。江先生喜欢喝咖啡，有时邀请我和友松院长到他住处同品咖啡。我们坐在土坯房内，面前是泥地上放着的方木桌，一边闲聊一边欣赏饮品的洋味，同时领略着咖啡香掺杂着的怪味，那是门外土路上微风卷起灰尘时飘散出来的土味，土洋结合异趣横生，妙不可言！清苦平淡的生活，平添几分雅趣。

另一件有趣的小事也让我至今还没有忘记。有一个时期，恩施机场驻扎着美国陈纳德飞虎队的一个小分队。那些年轻飞行员没有任务的时候到处乱跑。有一天，他们三五成群地从五峰山后山荆棘丛生的一条小路，爬到了五峰山山顶这条平整的土路上。恰巧我们正在上课，他们从外面听得到钢琴的声音和歌声，乐曲是古典的，唱法是美声的。他们听到后满脸疑惑不解，议论纷纷，这样的穷乡僻壤和山区，怎么会有这样的音乐呢？正在他们倍感奇怪之时，我们下课走出教室，听见他们议论，上前和他们交谈。恰巧友松院长也来了，就和我们一起向他们解释原委。他们了解情况后都跷起大拇指，称赞中国人民坚韧不拔的大无畏精神，没想到在重重困难中还有人创办如此规模和高水平的学院，更没想到在这里能听到他们熟悉的音乐，还有人会用英语与他们对话。

我记得最清楚的，是友松院长在教育学院开学典礼上的讲话。他用朴质诚恳的言语，向全院师生员工扼要地介绍了学院总的情况，并向为建院出了力、给予了帮助的人们致以由衷的谢忱和敬意。然后，立即转入讲话的主题，他慷慨激昂、激情满怀、声情并茂，勉励学生奋发图强，立志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为国家今后的建设，竭尽全力刻苦学习。笔者特将当时记录下来的友松院长鉴引古语、警策时人的一段话照录于此，以飨读者：“士何事？曰尚志。志何在？曰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我们要忧天下之忧，‘楼船夜雪瓜州渡，铁马秋风大散关’。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脉搏和命运！”友松院长的肺腑之言，用意并不仅限于对学生的勉励，同时也是对全院教职员工寄予的期许和厚望。我作为一名学院教师，深受感动，获益匪浅。

友松院长请事假回鄂创建学院，假期届满即返回西南联大继续从教。他在教育学院的时间虽不长，但他对工作、对人对事、对教学的态度，他的高尚风范，渊博学识、谦虚严谨的作风，知难而上的大无畏精神，为国为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爱国情怀，对学院的影响极大。由此而形成的良好学风，由后继领导传承下来，并不断发扬光大，使这所学院在恩施的几年里，以及在抗战胜利迁回至武汉新院址后，培养出的历届毕业生中，都涌现出不少优秀的人才。无论在本省或外省市，很多人在重要的工作岗位上做出了杰出的贡献。饮水思源，友松院长作为学院的开拓者、奠基人，确实功不可没，功在千秋！

尤其令我终生难忘的，是友松院长在上世纪80年代，在他不幸双目失明又身处逆境的时候，还由家人陪同来敝处看望我，嘘寒问暖，关怀备至，和我一起回忆恩施五峰山时期的往事。他对老同事、老朋友的真情厚意，令我感激万分！对这样一位德高望重的老领导、老同事、老朋友的崇敬之心，难以言表！

以上所述全系笔者在恩施教育学院（后改为国立湖北师范学院）从事教学工作的几年里，亲身经历和感受。谨以此敬献于友松院长110周年诞辰，表达我对他的深深怀念。

喻宜萱（96岁）

2005年8月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