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岁月，1941年夏，我从湖北联中女师毕业，保送到省立教育学院国文专修科学习。从深山环绕的宣恩李家河，来到战时的湖北省会——恩施。

教育学院坐落在恩施城外五峰山上。仰望蓝天，白云缭绕；俯视山坡，层层茶树，满目青翠；山下清澈见底的清江，潺潺流淌。在这风景优美的环境里，我吮吸知识的乳浆，度过了我终生难忘的、既艰苦又珍贵的两年学习生活。

我爱五峰山，怀念那里的老师和与我朝夕相处的同窗，特别是我敬爱的创建这所学院的老院长——陈友松教授。

1942年，陈友松教授应聘从昆明西南联大风尘仆仆来到艰苦的鄂西山区，主持教院的建设与发展工作，为我们这些流亡学生营造了虽然简陋、却很实在的学习环境。

我深切感受到陈友松教授对教育事业的执著，对学生情真意切的教诲与关爱，对我的人生道路的启迪与深远的影响。

陈友松教授主持教院的工作时间不长，学院起着日新月异的变化。

由于是在艰苦的抗战岁月的战时省会，1941年，我初入学时，五峰山还是光秃秃的一片，只有依坡而建的几间瓦房，一间饭厅兼礼堂的大教室，只有简陋的教学和图书设备。学院仅设立一个乡村教育系（四年制），国文、音乐两个专修科（二年制），全院师生不足两百人。

随着时间的推移，一排排教室、图书馆、阅览室、体育室、师生宿舍、大操场……如雨后春笋般地建立起来了。数学、英语、物理、史地、体育等专科、系级相继设置，教学规模扩大了，一批批学生涌进了校园。

这所原本简陋的教育学院陆陆续续迎来了多位资深学者、教授，为我们授课。陈友松教授，亲自为乡村教育系的学生开课，音乐专修科有迄今仍享誉中外的音乐家喻宜萱、夏之秋，作曲家江定仙、王云阶……我们国文专修科也是群贤毕至，有学识渊博的讲授“文字学”的舒庆春（连景）、讲授中国文学史的周荫棠……讲授西洋文化史的韩亦琦……这些专家、学者、教授们，使我们这些战时的流亡学生扩大了知识领域，奠定了专业知识的基础，启发了我们对知识的渴求与学习的兴趣……我至今仍然记忆清晰。清晨、傍晚，三三两两的同学在树荫下诵读古诗文，学习着吟诗作赋，背诵着英文单词……在山道上聆听音乐教室传来的悦耳的练声、练唱和悠扬的琴声……我们感受到了高等学府日益浓厚的学风对自己的熏陶与培养。每每忆及五峰山这段既艰苦又幸福的学习生活，怎能忘记为我们这群流亡学生而日夜辛劳，创造优越学习条件、优美学习环境的创建者们。

我对陈友松教授的感情尤为深切。他是我的恩师。他为教院的创建、发展殚精竭虑，为莘莘学子创造学习条件不遗余力。他的言传身教，启迪了我们如何面对人生，教育了我们在艰苦的环境中如何树立理想，努力学习，奋发前进。

我幼年丧父，家境贫苦，只有寡母幼弟在战乱中颠沛流离。我能读完女师已是不易，被保送教育学院继续学专科就相当满足，从未想过进大学深造。然而，在一次师生的集会上，陈友松老师勉励学生立志成才的讲话，却深深地教育了我。他谈到自己家境贫寒，在乡下曾经放牛、砍柴，历经多种磨难，终于考取湖北省官费留学第一名。留学美国期间，边打工、边学习，仅用六年时间，取得学士、硕士、博士学位……我听着他情真意切的讲话，注视着他清癯面庞上对青年学生的殷切期望的目光，他教导我们的“要立志”、“要上进”、“要珍惜时间多读书”、“成为国家有用之才”……就深深沁入我的心里，激励我这个穷学生在人生征途上奋发前进。

更令我难以忘怀的是陈友松老师与我的一次个别谈话。那是1943年夏天，教育学院有了第一届毕业生（国文、音乐两个专修课的学生毕业）。准备举行较为隆重的毕业典礼。我被选为毕业生代表，要在大会上发言。很意外地我被召到院长室，陈友松院长要审听我的发言稿。我心情很紧张，因为，我除了在大会上听他作报告外，几乎没有单独与他见过面。我惴惴不安地读着发言稿，他慈祥地鼓励着我：“别紧张，说慢点”……我逐渐放松了，胆大了些。他对发言稿的内容、措词，极认真地作了指导。还对我发言的语调的抑扬顿挫、讲话的手势，都一一加以指点……他真是严肃认真，一丝不苟。在我正想鞠躬向他道别时，他叫住了我，亲切地问我的年龄、家境（当时我19岁，个子小，模样像个中学生）。他用关切又期许的目光对我说：“你很年轻，就要走向社会，就要当老师，为人师表，不容易啊！”“学海无涯”，“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你要继续努力学习，要树立远大的目标！”……

多少年了，我忘不了陈友松老师对我的谆谆嘱咐与殷切的期望，忘不了五峰山上两年的学习生活。应该说：那是我人生征途的起点，友松老师的教诲一直激励我在逆境中奋发努力。记得离开五峰山三年里，无论在哪里，我都是一面辛勤的工作，一面在工作之余努力学习，梦想着能继续读大学、圆自己的大学梦。

1946年，抗战胜利，我复员回到武汉。手执湖北省教育学院国文专修科的毕业证书与三年服务期满的证明（按当时规定，专科生必须工作三年，方能报考大学的相应年级），在好几所大学（如中央大学、浙江大学）报名碰壁之后，找到了西南联大湖北考区的主考陈友松老师，是他核准了我的报名资格，报考了清华大学中文系三年级的转学生。通过考试，我幸运地被清华中文系录取。我终于进了清华，成为我素来敬仰的朱自清先生的弟子。在这时刻，我怎能忘记在我人生道路上鼓励我立志、努力学习、关心我、扶植我的恩师陈友松教授。

更难忘的是1946年的初冬。北方的冬天来得早，寒风把枯枝吹得瑟瑟发抖。我第一次从西郊清华园进城到沙滩北大去看望陈友松老师。他那时住在景山附近的中老胡同北大教授宿舍，一座颇为幽静的四合院内。他在书房亲切地接待了我。一见面就为我能考上清华祝贺，还笑着说：“你考得不错！朱光潜教授（美学专家）给你的作文打了85分。”从他愉快的笑声里，我感受到老师对学生的褒奖与关爱。在谈话中，他也回忆五峰山，回忆他辛苦创建过的教育学院……勉励我，要把握在清华学习的机会，要努力学习……他留我午餐，还在他们的“教授厨房”为我加了菜，一碗香喷喷的牛肉汤……我感受到了亲人般的温暖。

饭后，他提出带我这个初来北平的学生去看看东单小市。于是，他像父亲带着女儿似的出发了。我们蹒跚行走在从景山东街，途经沙滩、灯市口、王府井去往东单的马路上（全程相当于现在公交汽车的四大站，约七八里路）。六十年前的东单是个大广场，摆着各式各样的地摊，衣服鞋袜、日用百货应有尽有，十分热闹。友松老师带着我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穿来穿去，观看着地摊上琳琅满目的商品。最后他在卖鞋的小摊旁停下来，俯下身挑选了一双棉鞋，让我试试大小是否合脚。原来，他带我来东单小市是为了给我买双棉鞋。大概他是惦念我这个来自南方的穷学生，穿着单薄的棉袍、布鞋难以抵御北方的寒冬吧。我换上了他送给我的蓝呢子面、白绒布里棉鞋，连心也暖了。我穿着新棉鞋、匆匆向他道别，朝着“骑河楼”清华校车方向走去，他又将两块钱塞在我的手里说：“拿着它，零用吧！”我感激得热泪忍不住夺眶而出……

又一次亲聆友松师的教诲、幸运地感受他慈父般的关心与期望，是在1952年。那年的秋天，我服从组织分配到北京师大附中二部，担任高三年级班主任与语文教师。乍到一个新的环境，附中的语文老师大都是教学经验丰富的老教师，而领导上却给我这个青年教师安排了一堂为师大教育系学生观摩的公开课。我刚接这个班不久，学生大多是来自解放区的干部子弟和工农子弟，对他们了解不够，能否师生配合上好这堂“公开课”，我心情十分紧张。但听说师大教育系陈友松教授带队听课，我似乎平静了许多。我认真地钻研教材。教材的篇名是《什么是英雄行为》，内容是记叙一些学生就“什么是英雄行为”展开讨论与辩论。我决定改革教法。用“谈话法”提出启发性问题，要求学生认真阅读课文后，结合课文也结合自己的思想实际展开讨论。教学形式的改变，调动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课堂气氛十分活跃。那些平日不爱发言的学生也纷纷地举起了手，要求发表自己的看法。

课后，在陈友松教授主持下进行“评议”。参加“评议”的除师大教育系的学生外，还有师大附小的校长、主任（大都是当时教育界的名流）等。当时（50年代初）学习苏联的教育正掀起高潮，普希金专家关于“红领巾教学”的评论，风行一时。在评议会上，大家对这节公开课作了肯定之后，也提出了一些问题：如“课堂教学必须有五个环节之类的要求”……我清楚地记得陈友松老师根据《教育学》的理论、原则，对这些公开课进行了深入的分析：认为我能从教材实际、学生思想实际出发，启发学生积极思维，调动了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很好地完成教学目的，是堂成功的课。他还指出学习苏联教育学的教学原则，方法，要领会它的精神实质，切忌机械地搬用……陈友松老师的总结发言，对我终身从事教育工作，不断探索语文教学改革的规律的指导意义是非常深刻的。特别是临别时鼓励我、谆谆嘱咐我要多读书，要学习苏联凯洛夫的《教育学》，也要博览各家教育理论。用理论指导教学实践，要善于把教学实践提高到理论上来认识，来总结。还说：“教师不是教书匠，要争取成为教育家。”

六十多年过去了，友松老师的谆谆教导，言犹在耳。他对我人生道路上的启迪、鼓励，对我慈父般的关怀帮助，永远铭记在我心中。回顾往事，无以回报，堪可告慰老师的是我终生献身于人民的教育事业，为培养建设祖国的人才，无怨无悔，贡献了自己毕生的精力。

2006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