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教育家陈友松教授已辞世整一周年了。每当论及学术，我们就会情不自禁地想起他，缅怀他生前的嘉言懿行，高山仰止之情便油然而生。特别在他的晚年，因受各种挫折、目劳过度，而导致双目失明，凄惨之情，可想而知；然而他胸怀宽广，壮志犹存，仍泰然自若，思的是教育，虑的是人类，依然工作不断，诲人不倦，一直到与世长辞。真正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溯其精神力量之源，实来自于对中外古今哲理之精深领悟与个人身体力行之纯真体认；来自于对中国教育以至于人类教育之强烈责任感；来自于对祖国前途之充满信心；以及来自于从幼年时代就已培养起来的献身精神。陈先生双目失明，所带给他的痛苦与障碍，与世隔绝之情，似乎不可克服；但他的心，他的思考，却与时代的步伐，息息相应，同时并进。他脑子里装的是忘我的人生哲理，人才成长的规律、教育的功能、教育理论研究的信息、当前国内外的教育发展动向等等。因此，同他谈论教育中之问题，无论从理论到实践、从历史规律到现实发展，无不深邃而浅近，宏博而切实。若非长期积蓄涵养之深厚，而又思虑之敏锐，其孰能如斯！故国内外学者来访，每于座谈之际，听其言，寻其思，玩其意，莫不惊佩其学术修养之纯朴、思维之锐敏、记忆力之非凡。陈先生居常以古今中外盲文学家、盲诗人、盲教育家等的伟大业绩和高尚品格自励，且常发之于文，吟之于诗；正是此种精神和品格，才使他工作和思考，至死不倦，使他在双目失明后的十几年中，在学术上仍然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如主译或参加编辑《科南特教育论著选》、《高等学校教学法》、《西方教育哲学选译》、《英文教育词汇》、《英汉辞海》等书，为湖北电大主编《教育学》教材。甚至在他年逾92岁高龄之际，还为已故广西著名教育家雷沛鸿先生主编了《雷沛鸿教育论著选》。特别值得一书的是，他在患病之前，构思和撰写了《我的教育观》一文。这是他一生教育思想之纯粹结晶，是迄今为止中外教育思想史上一篇内容丰满而又切实的富有创见的杰作。他在文中以广大而精微的哲学思想为指导，论述五全教育之内涵，即全人（人之全部潜能之最充分发展）、全生（人之毕生之自我完善）、全民（全民文化技术道德素养之提高）、全盘（全国政经教文一盘棋统筹规划）、全球（教育乃使全人类自我完善，全世界协调发展起决定作用之因素）。于此可以窥知，他平日思虑涵养之功，教育理论钻研之力！陈先生此文，无疑是对当今世界教育发展态势的最好概括，是对当前各国教育发展特点的极有创见的论述。

诚然，由于双目失明，他亦自不免有生活上的不便，特别是心灵上之孤寂处。如何战胜此孤寂，没有宇宙观上之物我一体和人生观上之大彻大悟，实难以做到。陈先生由于其学究天人，道贯古今，出入儒道，洞察西哲，其精神之所寄者广，信念之所倚者实，心灵之所通者幽，故能处孤而不孤，居寂而不寂。平日言行中，从未见他流露出消极悲观情绪。相反，常见其以孔、孟、老、庄之见自慰。他平日最常引用的是孔子之“朝闻道，夕死可矣”，“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孟子之“养吾浩然之气”，老子之“为而不有”，“为学日益，为道日损”；庄子之“上与造物者游，而下与外死生、无终始者为友”，“弘大而辟，深闳而肆”，“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等语。他尤其赞赏庄子“独与天地精神往来”一语，曾反复吟诵，认为这是他和所有孤寡老人可凭以战胜孤寂感的有力武器。这些他平日深蕴于胸中、反复回响于脑际之座右铭，成为他的思想感情获得高度净化的真实修养。于此可知，从形式上看，陈先生之晚年似处于孤寂之中；但从实际思想内涵上看，陈先生之晚年生活却仍很充实。他外有日常之译述和与人之种种学术交往；内有自己心灵深处之最高寄托，他可说确已达到与“天地精神往来”之精神境界。

我等跟随陈先生多年，至其晚年，更深切体会认识到其学愈精、其思愈纯、其德愈朴、其言愈澄、其情愈净、其爱人也愈切、其责人也愈笃。游其门下，诚如坐春风化雨，润物无声，不知其然而然矣。

（原载《北京大学校友通讯》——庆祝北京大学建校九十五周年专刊，1993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