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友松老师逝世时，我正在美国探亲，未能见他老人家最后一面，没能参加追悼会，深感遗憾、内疚。

时光过去许久了，而陈老师的那种诲人不倦、严谨教学、平易近人的音貌仍时时萦绕在脑际。

抗战胜利后，1946年，北京大学复员北上，校址在沙滩。当时陈老师任北大教育学系教授，他讲授“比较教育”，介绍欧美等几个主要国家的教育制度与行政管理等。这是我们教育学系学生的必修课。我们在北楼教室上课，每次上课，陈老师总是抱着一大摞参考书及资料走进教室，边讲边板书，课间有同学提问题，他是有问必答，由于他没架子，久之，师生们熟悉了。

北京解放，知识分子参军热，我随第四野战军南下工作了。当时处于解放战争阶段，部队行踪不定，直到全国解放，驻军固定了，我立即给陈老师写信汇报部队生活情况，并随信寄出一张身着军装的照片。很快我收到了回信，告诉我教育战线上正批判电影“武训传”，批判杜威的“实用主义”。在多次通信中，陈老师都很关心我的个人问题，在他的热心关照下，我转业后与一位在1950年回国的学生朱启贤同志成家了。他是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毕业的。从此，我与陈老师除师生关系外又多了一层家庭友谊关系。

1953年，我在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研究生班继续学习。当时院系已经调整，北大教育学系与师大教育系合并，我的论文仍在陈老师指导下进行。当时，他要求我去一个实验小学深入一个班，跟班听课，观察课内外学生活动情况，请有经验的班主任介绍经验。几个月的实践，我积累了一些知识经验，这对我以后从事教学工作很有裨益。

1956年，国家提出向科学进军“赶超英美”的口号，知识分子振奋活跃，感到英雄有了用武之地。陈老师与我家朱公于是积极响应。1957年整风运动开始，让教授们提意见帮助党整风以图改进工作。陈老师和朱公都怀着一颗赤子之心提出了教学方面的问题，希望加强领导，提高教学科研水平。如朱公在师大党委扩大会议上说：“事情分类处理，方针政策有党委领导，教学科研听听专家教授的意见，民主办校。”陈老师也提出了有关改进教学方面的意见，力图改进工作，还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自己的意见。谁知他们都被阳谋“引蛇出洞”了，统统被划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右派分子”，由于他们都不“认罪”，以态度顽固为由划为“极右”。从此，把他们打入了“另类”。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日子里，不但批斗党内走资派，而且也批斗这些“反党反社会主义右派分子”，一天批斗会散场了，已是吃晚饭的时候，我家朱公匆匆拿两个馒头送到陈老师家，又匆匆返回，没能多与陈老师说一句话。因为，在那些“红色恐怖”的日子里，两个大右派来往，如被人发现，就会成为“反革命”串联，又是一条“罪状”。一天，陈老师给我一个纸条，上面清楚地写着一个详细地址，他说：“这是朱良菊的地址，你去看看她。”我嗯了一声，大概他担心我不会马上去吧，紧跟着叮嘱我说：“你一定尽快去看看她。”我遵照嘱托找到了师母的住处。我一进门，师母见是我，就说：“你怎么来啦？”我答：“是陈老师让我来看看您。”她无言。进了屋告诉她有关陈老师的情况，交谈中走进一位很俊秀的女孩，师母告诉我她是陈重华的女朋友，她是清华大学的学生。我知道陈重华当时正就读清华水利系。回来后我如实向陈老师汇报，告诉他师母的住房光线充沛，室内整洁有序，师母正在絮一条棉被。他静静地听着，当我说：“看见了陈重华的女朋友”时，他抬起头沉重地说：“陈重华考清华时不是水利系，因为我的（右派）问题孩子受株连被调到水利系的。”我无言安慰陈老师。那时因家庭问题子女受株连的何止他们一家。

有一天，陈老师约我去同仁医院门口碰面，我准时到达，他正在医院门口等我，他告诉我他在同仁医院诊治眼睛，他说大夫诊断他患的是“视神经萎缩”症（俗称青光眼），已经丧失了早期诊治的时机，会失明的。我心里咯噔一下，有这么严重么？当即我宽慰他说：“同仁是全国一流眼科医院，大夫会有办法的。”同时我劝告他“晚上千万别在强灯光下长时间看书写作，会损伤视神经的，早点休息保护眼睛”。他默默地望着我。

十年浩劫，朱公走了。多年的煎熬，我病倒了。“文革”后我身体稍有恢复，就去看望陈老师。在我眼前的他，已双目失明，他坐在床沿，床头摆着一些书，助手夏宁就坐在对面书桌前，桌上也放着一堆书，陈老师告诉我，由夏宁帮助读书，他靠听力进行翻译，还告诉我已翻译出版了什么什么，正翻译着什么，还说有外国专家来校时，常约他会面。谈起工作，他的精神劲头不减当年。一位老人失去视力，凭着听力在勤奋耕耘，为他终身服务的教育事业战斗不息，这种精神实在令人感动敬佩。

陈师母历经二十余年政治风雨，家庭遭受一连串的沉重打击，从丈夫到每一个子女，无一幸免。她内心忍受的冤屈和痛苦，莫以言宣。但是，当这个家终于盼到“解放”时，她却已经耗干了自己。比丈夫年轻22岁的陈师母走在了前面，肝癌夺去了她的生命。陈师母逝世后，我每次去陈老师家，看到那书架上安放的灵位，看到他呼唤着“我的爱妻”的悼词，心中总会泛起一阵凄凉。听照顾他的老阿姨说，以前，他的儿子一家住在这里，现在他女儿琚理常来照料，安排生活，这才感到一丝安慰。

时光已逝许久，往事并不如烟，吹散，吹尽。有时我仿佛又看到陈老师身着长衫，怀抱许多参考书大步走进我们在北楼的教室，接着，他那洪亮的，略带湖北腔调的声音，就在教室里回响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