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陈先生最突出的印象就是“他太聪明了”。从陈先生家回来，我对家里人就不停地说：“陈先生不是一般的聪明，他的聪明真不是一般人能比。”我爸爸说我就像疯了似的，见人就夸陈先生聪明。

我是1979年到师大教科所工作的，1980年正式在陈先生那里工作。那时他已是81岁的老人，因为双目失明，需要一个助手协助他工作。我刚去时，陈先生受命翻译美国乔治·F.奈勒1901532的《教育哲学导论》，于是我和陈先生就开始了这一项工作。他让我一气念了五页英文原稿，然后要我试着翻译一下。我说我要查字典，慢慢地翻，现在就口述译文是不可能的。他说让他来翻。我念了两句英文，他紧跟着就译出了这两句，我连忙做记录。他是当场翻译，当场修饰文字，我真佩服他。过了几天，陈先生说：“上次翻译的段落里有点问题，需要改正一下。”说着说着，就用英语背出了那五页的内容。我边听边对着原书去找。他告诉我要改的语句在什么地方，根据他的指点我很快就找到了有问题的地方。他的记忆力就是这么好，要知道，很多二三十岁的人都达不到这样的记忆水平。

乔治·F.奈勒是美国洛杉矶加利福尼亚大学教授。陈先生为译书曾给他写过信，而且竟然得到了回信。按照蔡振生1901533的想象，奈勒应该像杜威一样，是一个已逝的大师级人物，没想到还活着，还能给陈先生回信。

我对我哥哥夏青和父亲夏聿德先生说，整个教育系，在记忆力方面有“特异功能”的，我绝对没有见过第二个人。陈先生记忆功能绝佳，不同寻常。特别奇怪，我也去过外语系其他教授家，不少人60多岁以后，要翻译点东西，就要拼命翻词典。但是陈先生80岁以后，还没有他不记得的东西，我指的是学问方面的事。我和陈先生一起工作，碰到很偏的单词，查词典，弄清楚了。但过了两天，我就忘记了。再碰到这个词，我想不起来，陈先生就对我说：“很奇怪呀！前两天我们已经碰到过这个词了。”言外之意，我不应该这么快就忘了。我马上回了一句：“您以为我和您一样啊？我要是有您这样的本事，也不用当助手了！”

反右后，当他还被劳动改造时，外研所（外国问题研究所，相当于比较教育研究所）有一批文件要人翻译，就让陈先生脱离了被监督劳改的现场，回到办公室来搞翻译。陈先生可以一天翻译一万字，还用复写纸，同时写出三份。我连抄稿也抄不了那么快。另外，如果是我，能翻这么快，也不翻。我搞不懂他要干什么？我只能理解为，他特爱表现自己的能力。那时，有一篇特急的文件，他点着100瓦的大灯泡，用左手扒开眼皮，硬是赶了出来。那时他已是青光眼晚期，应该避免在强光下长时间用眼工作。他偏偏要这么干，真是离失明不远了！但现在细细想来，如果他不是这样一架效率极高的翻译机器，也会在力不胜任的监督劳动改造中倒下去。一个60多岁的老人，体力已不适宜干这样的重活儿了。他当时仅仅是牺牲了视力，整个人还能较为健康地活了下来。

那时，教育系给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写了一个报告，但到要交时才知道得译成英文。到处找人，谁也不肯领这个紧急任务。那时也没有翻译公司。这样长的文件，要在三天内译完，谁能承担呢？他们找到杨之岭1901534教授时，她因太忙，没有时间译，但是她推荐了一个人。这个人就是陈友松先生。教育系真是没招儿了。他们也不想来求陈先生，因为当初教育系打陈先生最狠，伤陈先生最深，到那时还没有人道过一声歉，他们怎么好意思找陈先生呢？无奈，这件任务必须按时完成，除了陈先生，再没有第二个人能干。

陈先生知道了这项任务，竟然答应了。但有个条件，那就是教育系必须派人来亲自正式聘请。他要挽回自己的尊严。教育系得知后，还真派了人来请。好话说了一大筐，请他好好睡一觉，第二天就开干。我让李深1901536请了假，帮我们打字。我念中文，这边儿话音刚落，那边儿陈先生的译文就念了出来。我马上记录，李深就飞快地跑到隔壁屋里打出来，连中午饭都顾不得好好吃。就这么干了三天，总算译完了，没有耽误给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供英文文本。我们这么玩命干，得到了60元报酬。陈先生说给我和李深10元，我们没有要。李深对陈先生的翻译速度佩服得五体投地。按李深的说法就是：“陈先生口译就像胡说八道似的，一点不费劲，嘴里叽里咕噜，张嘴就来，好像都没有想的工夫。”我想大概是译了五千字吧，而且是加急译出的，才给了这么一点点报酬，真是廉价劳力呀，一千字才12元！陈先生在廉价出售自己的脑汁。但陈先生说，待着也是待着，干点事情，很高兴。你看，他是这么想的。实际上，陈先生喜欢迎接挑战。

在80年代，许多人找陈先生写出国留学、工作的推荐信。他是有求必应，无偿贡献，不索取报酬。有时搞到吃午饭时，甚至到深夜，他也没有倦意。他总是急人之急，为后学着想，哪怕牺牲自己的休息和睡眠。他这样地无私奉献，所以就有不少人弄些难啃的骨头来让老先生啃，大段大段的英语让老先生翻。陈先生就喜欢动脑筋，也爱帮助人，所以他一点不计较。冷眼旁观的人都为陈先生抱不平。那些无偿享用陈先生翻译成果的人，有人心存感激，有人却没准儿暗自窃笑这个老傻瓜呢。

陈先生是我见过的最喜欢动脑筋和最喜欢帮助人的一位老者。他的头脑特别清楚。他那种求知若渴的心气儿超过了年轻人！我见到过不少60岁以上的老人已是安享晚年，谈谈吃什么，到哪儿去玩，看什么电视节目等等。说句不好听的，也就是吃饱了混天黑了。但陈先生不是这种人！我记得特别清楚，有一次有人来师大作关于《第三次浪潮》的报告，时间在晚上。陈先生就高声问屋里的学生谁想去，谁能带他去。我们几个年轻人都懒洋洋的，谁也不想去，干了一天，人都乏了，晚饭后只想在家歇歇。他就是这样热情地追赶时代的脚步。他已是八十几岁的老人，何况已经失明十多年了。他说，不学习就是活着的死人，时时学习才是真正活在时代的潮流之中。

1980年初，残联主席邓朴方叫我和好几个年轻的英雄模范人物一起到王震副主席那里座谈1901538，在座的还有民政部的人和一些将军的后代。那时，残联的工作刚刚开始。我见到慈祥爽直的老人王震。我提到陈先生，他对陈教授特感兴趣，向我仔细询问了陈先生的情况。我告诉他，陈先生双目失明十多年，80多岁了还能卓有成效地工作，特别聪明，记忆力惊人，几天前念的五页英文原文，都能背下来，陈先生给我的震撼真是不得了。王震说：“这是国家的宝贝，过两天，我要去看他。”

回来后，我告诉陈先生这件事。从第二天一大早，陈先生就穿得整整齐齐，挺直腰板坐在床沿，等候客人。他没有白等，民政部送来两大筐水果，率先表示了对盲教授的关怀。陈先生非常高兴。第二天，又把皮鞋擦得锃亮，等着首长。第三天还在等，并且问我：“他还来吗？”像一个等待过节的孩子。那份期待，那份热切，真的把王震的秘书冯先生等来了。他非常重视这份荣誉，这可是党和国家领导人啊，这证明了自己的工作价值得到了首肯。王震副主席夸奖他，他很感动！他是一个很现实的人，很自尊，他希望得到的这一份尊重终于在迟暮之年得到了。

他这一辈子，从40年代到晚年，多少坎坷，多少挫折，他都过来了。特别是解放以后，他成了一名“运动健将”，哪回运动也没有饶过他。可是，他特别经得住折腾。当了“极右分子”没有停止译述，是一架运转极好的翻译机器，70岁以后瞎了还能著译，80岁后还能带研究生。当然，这也多亏了师大教科所领导汪兆悌、浦安修等的关照。

一位姓刘的老师对我说过一件事。“文革”开始，有一天他眼看着一群造反派敲着锣，推搡着戴着高帽子的陈先生游街，跌跌撞撞地来到图书馆前。一个造反派一脚把陈先生踹趴下了，然后这伙人四散而去。停了一会儿，等造反派们走远了，陈先生从地上爬起来，走了两步，打了个旋风脚。刘老师看呆了。陈先生点上一支烟，深深地吸了一口，抬起头来长长地吐了一阵烟儿，然后挺起胸膛，昂首阔步地回家去了。刘老师说，望着陈先生的背影，他真佩服这位年近七旬的老教授，陈先生肯定有自己的想法，这样的人是能担当事情的！听到刘老师讲的这个故事后，我曾问过陈先生：“‘文革’时，您想过死吗？”他坦诚地回答道：“只有过一回。那是造反派宣布取消我的公民资格，革除公职，遣返老家的那天。你知道，20年代末我家乡的人为庆祝我考取官费留美第一名时，出迎30里，敲锣打鼓把我迎回故里，我曾是家乡的骄傲。这回斯文扫地，要把我当专政对象遣返故乡，我是宁死也不能领受这样的羞辱的。后来家人觉察出这一点，儿子的未婚妻王新声陪了我几天，我终于打消了自杀的念头。”

陈先生具有学者的风范，就像饱满的谷穗总是垂着头那样，特别诚实、谦虚。陈先生在做学问时特别认真，懂就是懂，不懂就是不懂，从来不怕承认知识欠缺。他说他不是权威。比如平常翻译时，碰到一句话我不明白，他也不明白时，他决不允许似是而非。碰到不同专业的字词方面的问题，他请教过俞敏、朱光潜等教授，还兴师动众地就一字一句的问题给一些名家写过信。我就没有这种风度。有一次，在翻译《美国师范教育》一书时，在脚注中遇到一个偏词，查了几本词典也查不出，我建议他把这个脚注删掉算了，因为“没人想知道这个脚注”。他却说：“我想知道，还是去图书馆查一查吧。”

陈先生被我称为“能走动的百科全书”。这和他一辈子求知若渴的精神分不开。陈先生的中文和英文俱佳，其他的语种就差多了，这是他告诉我的。他在50岁后开始学俄语。那时刚解放，他是和一些大学教授一同学习的。一年以后就能译书，但口语程度差，不能开口，听的能力也差。至于德文、法文、日文、拉丁文，他也能记得不少。翻译时连猜带蒙，再查查字典，也能对付。而这些知识，居然是在20世纪20年代上学时学的，大概也就学过几个月吧。

陈先生也是一个富有生活情趣的人。每逢友人生日或是佳节，他常送副对联或打油诗，戏称“秀才人前一张纸”。比如我的儿子在幼年时，陈先生就送过一首藏头诗，祝他茁壮成长，生日快乐。我和陈先生工作中间休息时，一边饮茶，品尝我带过来的小吃，一边饶有兴味地信口吟出一首古诗词，译成英语后，由我抄录在纸片上，顺手放进书桌右手抽斗中。这样经年积累，也有一大沓了。可惜这些诗的译稿，后来都找不到了，竟一首也没有留存下来。是谁拿走了呢？真是一件奇怪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