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我的母亲，还得从我的外公说起。外公朱木君，字树馨，湖北京山坪坝人。我父亲是京山宋河人。坪坝与宋河这两个镇的人，世代通婚，亲上加亲。说来也巧，外公的母亲姓高，我父亲的继母姓高，我姑姑也嫁到了姓高的人家。外公只比父亲大13岁，生于1886年。当时翁婿本是同辈的，而我母亲则比父亲小一辈。后来一个叫高永金的亲戚就跟我母亲开玩笑：“原来你我是平辈，现在你成了陈院长的夫人，升了一辈，我们以后该怎么称呼呢？”母亲答得非常爽快：“他姓陈，我姓朱，我和他没有血缘关系，原来怎么称呼，现在还怎么称呼吧。”这位高永金先生的父亲高启圭做过京山县长，高启圭的妹妹高启杰（高朗）则嫁给了中共一大时期的老党员董锄平，夫妻二人与聂绀弩既是京山同乡，又是文化界的老战友。董锄平介绍了外公到苏区瑞金兵工厂当工程师，1934年红军长征开始时，由董必武派人把外公送出苏区，经长汀时被捕，又由地下党做铺保营救出狱，此后外公就一直留在湖北办教育。父亲在恩施任师院院长前后，外公曾先后在巴东高等工业学校任校长，在恩施湖北科学实验馆任馆长。当年师院学生做理化实验，都是翻山越岭地步行很远的路，赶到那里去。外公早年与董必武一同留学，参加了孙中山的中华革命党。之后外公又留英留法，是湖北工业界的拓荒者之一。他是一个严谨务实的工科学者，工程师，教育工作者。董必武长期在武汉办教育，外公与他保持了几十年的友谊。晚年外公转行到文字改革工作中，也是应董必武之邀。为中国文字改革问题，外公曾与毛泽东、周恩来、董必武等国家领导人通讯往来（外公简历见《京山县志》）。

外公在三年经济困难时期，收到母亲寄给他的油炒面，舍不得吃，每年都要再炒两回，留着备饥荒。他用荷叶磨粉混在小麦粉中煮成糊状充饥。母亲给他做的呢子中山服，他舍不得穿，平时那身衣服都已经磨出破洞了。当1963年母亲带我和小弟弟省亲，他在武昌火车站，抖抖地伸出双臂拥抱我们。只见他破旧的上衣油污点点，短发白多黑少，根根直立，消瘦的脸颊上两眼深陷，瘦骨伶仃的。外婆已经去世16年，他仍把外婆的骨灰坛子放在床头的柜子上守着。1958年响应党的号召，将用工资购置的200多平方米住房交公了。交公剩下的住房，面积不到68平方米，还让穷亲戚一家七口（一个母亲带着六个幼儿）挤着住进来。文史馆给他的生活费有几十元，如果自己独自享用，还是够用的。但他宁可苦了自己，也要照顾那母子七口人，以至最后弄到营养不良，瘫痪在床，昏迷不醒了。母亲把他接到北京师大的家里调养治疗，才渐渐地恢复了神志，可是却再也不能下床了，那时他老人家已经快80岁了。“文革”时，外调的人找到了外公，向他询问很多人的历史。外公一概以耳聋，记忆力差为由回绝。外公说：“不了解来的都是些什么样的人，哪能就随便告诉他们过去的事情？现在闭紧口，就可以保证很多人和自己的安全。这是最简单的方法。”这就是我的外公，他老了，可并不糊涂。

外公很早就留意上了家乡的状元陈友松，那应该是我父亲1928年考留美第一名的时候吧。外公很欣赏他。当1942年父亲请外公替自己留意，推荐一位待字闺中人时，夸奖母亲是凤毛麟角，这不就是委婉地求亲吗？外公向母亲说明了，并表示了自己很中意父亲，并问问母亲自己的想法。这些都写进了信中，寄到了正在西南联大读书的母亲手中。这封信我后来也看到过，上面还写了几项择偶的标准：有共同的世界观、人生观，身体健康，有足够的经济能力养家自立等等。母亲接到信后，立即表示同意这门婚事。母亲在家乡年方6岁时就随同外婆去了武昌，所以小时候并不认识父亲。考入昆明西南联大以后，成了父亲的学生，才渐渐熟悉了这位故乡来的教授。母亲仰慕钦敬他，由敬而生出感情。她知道父亲不但才学出众，而且心地善良宽厚，待人诚恳。当父亲原配张轶群女士患脑病住院时，日机来昆明轰炸，医院里面能跑的人都跑了，可父亲却守在病床前说：“要死就死在一起。”后来床边那段墙被轰炸时震倒了，幸亏两个人安然无恙。父亲能这样对待一个将逝的病妻，不是一个不可多得的深情的丈夫吗？我外婆其实是很舍不得女儿续弦的，好在前面没有子嗣，这样女儿过门后，家庭生活会比较简单一点。当年联大的女同学和母亲开玩笑：“你比陈先生要小22岁，难道不怕日后当寡妇吗？”母亲正色答道：“嫁给他这样的人，是我心甘情愿的，我不怕！”最终竟然是母亲比父亲早逝六年，她没当寡妇，却把30年的光阴贡献给了父亲和我们这个家。1986年7月1日，母亲死于肝癌，她只活了64岁。当年打趣她的女同学，很多如今都活过了90岁。有人说“做贤妻良母，相夫教子”是封建时代的旧思想，我母亲却不这么想。那是为妻为母的天职，人生少了这样的职责，一个女人可能会失去她最庄严完满的幸福。但要享受这样的幸福，却是要有头脑的。她要有足够的智慧去驾驭感情，操持家务。她也必须要有健全的体魄，以便承受生活中的各种意外和打击。幸好，母亲就是这样被外公培养起来的。母亲6岁时，外公留学回家了，正赶上养育学龄期间的小女儿，家中的作息与饮食，都是有时有节。晨起要打太极拳，直到额头渗出细汗为止。

母亲从小身体健康，气足神完。在中学时，她虽是班里年纪最小的，却是功课最好的。她喜欢打篮球，在合唱队唱歌，在校外宣传抗日，是一个性格刚强，有主见的女孩子。她对数学尤其喜好，武汉夏天特别闷热，母亲竟以做数学难题来消暑，她一旦思考起解题方法，就会神奇地忘了闷热。在大学里面她也是学生中的佼佼者（西南联大师范学院院长黄钰生语）。外公和母亲之间连续数年之久进行书信往来，外公借此也培养母亲的作文能力。每隔半月母亲向外公汇报学习生活情况，以及对周围事物的看法。外公用朱笔批改，错别字，错误的标点符号，都一一指出，还会加上眉批。有一次母亲挚友白明珠写信给外公，外公还把白阿姨的信作为范文寄给母亲，称赞白小姐“行文得体大方”。母亲是怀着我写作毕业论文的。大学毕业后一直在家中照料我和大弟，直到1950年母亲29岁时，才由董锄平介绍到中央劳动部工作。董锄平时任劳动政策研究室主任，母亲由他手把手地教，如何校对，编辑，排版，发行。董锄平负责《劳动杂志》，《劳动通讯》。从此以后母亲就一直从事这项编辑工作，和新华印刷厂打了一辈子交道。印刷出来，要一校，二校……直到找不出差错为止。发行也是母亲要做的事。她29岁进部里，不久就在工会管文体娱乐活动，还在职工夜校教数学。她自己也不断学习进修，读了很多马恩列斯关于劳动经济的理论著作，听了许多专家讲座，包括苏联的专家讲座。母亲虽然比父亲年纪小，阅历浅，但在一些大事上，却似乎比父亲还要明白。比如母亲不让父亲在整风运动中讲话，母亲说：“出门看天色，进门察颜色。”这不是古来的俗语吗？可是父亲不听母亲的劝告，结果是一顶极右帽子戴在头上20多年。父亲受了罚，从政治上，到经济上，全方位地惩罚。母亲没有埋怨，反而劝慰父亲：“经济情况差一些，对孩子们的成长倒能有些好处，让他们早早学会自立。”父亲在外面挨了整，受了欺辱，母亲会格外地关心他，爱护她。家，是父亲这只漏船的避风港。母亲的大度，使她总是以理智来驾驭情感，在大事上，她全心地支持父亲，让父亲在家里自自在在，快快活活地，这才叫家嘛。她选择与父亲做“松菊良友”，就爱护他一辈子。母亲是烹饪能手，总能让父亲吃得香香的。家里大小事务，也不让父亲操心，母亲一个人全包了。人家都说我父亲有福，这福，就是母亲带给他的。

母亲与父亲共同生活了44年，其间厄运笼罩了至少22年。是母亲以她罕见的才智和无比顽强的意志，才保住了家的完整。外公，父亲，我们姐弟三人，都得到了母亲最深厚的爱。

1966年夏，当厄运降临时，父母商议“离婚”。那是一个李代桃僵的苦肉计。以最小的代价，保全全家老少三代人的生命安全。反正父亲是要被“关牛棚”的“专政对象”，干脆舍了自己，让全家六口，带上必要的生活用具，“胜利大逃亡”。我们安全转移到一个陌生的地方，那是1966年才盖好的楼房小区，属劳动部和其他单位共有。那里几乎没有人认识我们。后来渐渐知道有文化部、煤炭部等部门的人住在这个小区。南边临街的楼里，有些劳动部的人。其中最著名的住户当属京剧老生马连良了；而新凤霞，吴祖光夫妇就住我们这个楼。北师大的造反派，师大周边的红卫兵、红联总们，再也找不到我们了。母亲留下新地址，以便父亲与我们联络。在“离婚”到“复婚”的十余年间，全家人齐心协力，给父亲以温暖与关怀，让他不觉得孤单。他从来没有失去母亲和我们全家人。子女们就像地下工作者一样，一有机会就分头护送父母双亲，到一家僻静的小饭馆会面。母亲交给父亲换季的衣物和几元零用钱，老两口互相慰勉着。我们这些子女，由三个变成五个，因为又多了儿媳和女婿，分头守在不同的路口和饭馆附近，警惕地观察有无形迹可疑之人。有一年中秋节，我们竟在夜幕下冒险悄悄地把父亲接到了我们的新家。晚餐后，父亲把带来的一个方纸盒打开，立刻房间里响起一片惊喜的欢呼声。奇迹出现在我们面前，盒子里是9个精美的小花篮，那是鲜艳夺目的奶油蛋糕，新侨饭店西餐厅的！我一眼就认出来了。50年代初，父亲从欧美同学会带回来过；我也在新侨饭店吃过。幸运的我，曾作为献花儿童，随同外宾在那考究的大餐桌旁，美美地品尝过。父亲不知是从哪里弄来的钱，多半又是他的朋友给他的烟钱，让他省下了，攒下来的。

在此之前，就在我们逃到新家不久。父亲拎着一个破旧的小皮箱，我认得它，还是抗战胜利后，从昆明带到北平的。他第一次走进我们的新家，神色凝重地径直走到外公床前。他的两手垂着，头低着，半天才说出那么沉重的话：“我连累了全家，我是一个罪人……”他再也说不下去了。外公怔怔地望着心爱的女婿，爱莫能助。他无法用言语来安慰父亲，昏花老眼中已是浊泪盈眶。父亲对外公深深地鞠了一躬，转身就向大门走去。母亲挡在门里，一把抱住父亲。她把脸仰起来，父亲俯下身。他们的脸颊紧靠着，他们的肩膀颤抖着，他们的泪流到了一起。我们从小长到大，从没见过这样令人伤心的离别。我们默默地把父亲送下楼梯。父亲走后不到五分钟，那时天已经擦黑了。母亲忽然命大儿媳：“快去跟着他，叫他千万别往窄处想！”因为母亲突然悟出父亲的神色不对。在夜幕的笼罩下，在依然喧嚣的大喇叭声中，一个苗条的身影尾随着父亲进了北师大。她步履轻捷，那个大院里没有人知道她和父亲的关系。她随着潜入了父亲的小屋。我那弟妹的父亲，就是不堪忍受造反派的欺辱，一念之差卧了轨。幸好火车的轮子只是碾断了他的左臂，从此成了折臂翁。经历过这样惨痛的家事，弟妹自然对婆婆交予的使命，心领神会。她把来意细细说明，她带去了母亲和全家人的坚定支持：只要活下去，就是一种胜利。果然，父亲没有辜负母亲。

那回的起因，还得说是谭厚兰逼的。这个北师大造反派的头目，她在全校大会上宣布：革除父亲公职，押送原籍劳改。父亲是宁死也不肯受这等羞辱的。而那雷声大，雨点小的宣判，居然也就化成了一阵风儿，无声无息地，没有了下文。倒是谭厚兰死得很快，她得了子宫癌。师大车队的司机都不愿意送她去医院，您看看，她是多么招人恨呐。

从“离婚”到“复婚”的这十余年，北师大的造反派们对父亲的管制逐渐变得越来越松，这有利于我们和父亲的团聚。后来，我们就经常神不知鬼不觉地接上父亲，在新家住上一宿。特别是一到节假日，家家户户团圆的时候。有一个年三十的夜晚，父亲就住下了。我们不想让他孤孤单单地过年，就想留他再多住一宿。年初一，按常例，母亲要到劳动部同事家拜年，正好躲出去。临出门母亲叮嘱我们：“如果有人来拜年，只照实说我拜年去了。但是千万记住要藏好爸爸！”母亲出去了大半天，我们就围坐在拼起的大床边和父亲聊天，父亲很高兴。大约在上午九十点钟的时候，忽听有人敲门。我们几个立刻迅速行动，让父亲别出声儿，然后连头带脚，用棉被把他老人家卷了起来，裹了个严严实实。父亲脸朝墙躲在床里边，我们中间有两个人依旧坐在床沿，一切都在几十秒钟安排停当。小弟弟去开门，进来的是母亲同事的女儿，她是熟人，见过父亲的，所以我们格外紧张。她见床上躺着个人，还包得严严实实的，不由得好奇起来：“谁呀？”我们连忙轻声回答：“老家来的亲戚，在火车上冻了一宿，又没座儿，困死了，所以刚进屋就躺下了。他浑身发冷，让我们把他紧紧地裹上，最好是发点汗……刚睡着，咱们说话都小声点……”客人坐了一会儿，我们都蹑手蹑脚地走路，说话也都不敢出大气儿，生怕打搅了那个正在捂汗并睡着了的亲戚。客人见到这个阵势，也就不想多待了。见她要走，我们赶紧热情地送出大门，还在她衣兜里面装满了花生瓜子之类的年货。见她走远了，我们才放心地回到家里。一关上房门，急忙把父亲从被窝里面“放”出来。好险啊！幸亏我们随机应变，才没有露馅儿。我们庆幸这次的成功，为刚才的表演竟有几分得意。几双眼睛互相望着，不由地笑出了声，而且越笑越觉得可笑，一个个前仰后合地，有人捂着肚子，大叫“不行了，肚子都笑疼了”。毕竟是年轻人嘛。瞥眼瞧见老父亲，已经捂出一脑袋汗来，这下，笑不出来了。想想看，爸爸回趟家，还得防着人！心里面真不是滋味儿。那年头，如果让人知道父母离婚是假的，传出去了，那还了得？那罪过可就大了去啦！所以每次父母会面，都会让我们提心吊胆，生怕出意外。再往后，弟妹娘家那边儿风平浪静了。我们把父亲接到她家过节，相比之下就要保险一些了。那是在前门外，珠市口里，一条小胡同的一个小四合院里。没有人认识我父亲。他可以大大方方地坐在八仙桌旁，喝点儿茶，嗑点儿瓜子儿，和亲家公谈古论今。谈得那叫痛快！两个老头儿，三条胳膊，两只眼（父亲这时候已经是盲人），但这一切并不能遏制他们享受生活的热情。母亲和亲家母一起炒菜，做饭，两家的年轻人围在左右打下手。瞧这一大家子人，是多么和和美美啊！这些都是母亲36岁到58岁间与父亲共度时艰的故事。

直到今天，还有人以为母亲是为自己个人的前途，抛弃了父亲。这是对她多么大的误解啊！

2009年7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