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分权已成为世界性趋势，其中中国的分权程度一直居世界前列。中国的财政分权具有独特性，主要表现为经济上的分权与政治上的垂直管理体制，而地方政府行为很大程度上由财政分权体制决定，受到经济和政治的双重激励。地方政府成为推动地方经济发展的发动机，带来了高速的经济发展。地方政府行为主要表现为地方政府竞争与政府治理。为了争夺有限的资源，地方政府纷纷展开竞争。与此同时，地方政府改善政府治理以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教育是民族振兴和社会进步的基石，兼具经济和社会价值。具有准公共品属性的公共教育可保证公民获取能力所及范围内最大程度的教育，是个人和国家发展的需要。政府承担着合理配置公共教育资源、保障公共教育有效供给的责任。本书试图研究在中国式财政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行为与公共教育供给间的内在关系，考察地方政府行为如何作用于公共教育供给及对公共教育供给的影响。

随着财政体制的改革与变化，地方政府在不同阶段所展现出的行为特征随着其效用函数的改变而发生变化，而地方政府在公共教育供给上占据主导地位。本书在理论机制中基于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分析了财政分权下地方政府行为取向与公共教育供给的传导机制。地方政府作为没有获得完整产权的产权主体，出于争取完整的产权以不断积累资本的动机而展开竞争。又因受到政绩考核机制的影响，地方政府一味追求经济增长而忽视了公共教育供给。而制度变迁的外部性为财政分权下地方政府的利益提供了制度保障，加强了其展开财政竞争的刺激，导致在竞争过程中出现非理性竞争行为，进一步造成公共教育供给的缺失。此外，地方政府为了降低提供公共教育的交易成本，提高配置资源效率，会努力提高政府治理水平，这样做能够有效改善公共教育供给。本书通过理论模型的构建，论证了地方政府的竞争行为不利于公共教育的供给，而地方政府治理能改善公共教育供给。

实证研究支持上述结论。第四章首先利用2005～2011年中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面板数据，借助SBM方向性距离函数对公共教育供给的效率进行测算，得出公共教育供给的效率及导致其无效率的因素，其中高等教育是导致公共教育供给无效率的主要因素。本书进一步对高等教育供给效率进行测算和分解，对导致高等教育供给无效率的主要因素——高校科研产出，进行效率测算分析。通过区域间的比较，发现中部地区的公共教育供给及高等教育供给效率最优，东部地区次之，西部最后，而在高校科研产出效率上，东部地区最优，中部次之，西部最后。其次在测算得出供给效率的基础上，实证检验财政分权下地方政府行为对公共教育供给的影响。结果表明，在全国层面，地方政府竞争与公共教育供给呈高度负相关，反腐败力度指标的系数显著为正，而财政负担率则为负，表明地方政府竞争行为对公共教育供给有显著的负面影响，而政府治理则能有效改善公共教育供给。通过区域间的比较，发现东部地区的地方政府竞争对公共教育供给的影响最明显，中部次之，西部最后，但东部地区在政府治理方面的影响不明显，中部地区的反腐败力度和财政负担率对公共教育供给的影响最明显，西部居中。在进一步回归检验地方政府行为对高等教育供给及高效科研产出的影响中发现，检验结果同公共教育供给大致相同，其中差异主要表现在财政负担率对高等教育供给的影响不显著，而地方政府竞争与高校科研产出效率影响不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