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人民迎来了具有重要意义的本世纪的最后十年。可以说，廿世纪在中国发生的变革，其广泛和深刻，真正是天翻地覆，前所未有。回顾本世纪初，中国大地还处于封建王朝的统治之下，1900年八国联军攻陷北京，迫订辛丑和约的奇耻大辱的巨大阴影，笼压在每个中国人的心头上。政治腐败、经济落后，文化上虽然新学渐开，旧学仍然盘根错节，似乎难以动摇。如今，九十年过去了，无论哪个方面，中国都已旧貌换新颜。一个强大的走向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国家屹立在东方。它的存在本身对全世界就是人类理想社会的一种模式，谁也不能忽视它产生的日益广泛和深远的影响。

不到百年之间，中国的学术文化经历了三次巨大的嬗变。第一次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引发的变革。当时中西方文化出现前所未有的首次大规模撞击。十九世纪洋务派所肇始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格局，再也难以维持。在西方文化，从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到培根、洛克、罗素等的科学主义，从达尔文的进化论到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和社会革命学说，都如潮水般涌进中国，使中国的学术文化界在每个领域都进行剧烈的弃旧图新。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总结这次深刻的变动时说：在“五四”以后，中国产生了完全崭新的文化生力军。“这支生力军在社会科学领域和文学艺术领域中，不论在哲学方面，在经济学方面，在政治学方面，在军事学方面，在历史学方面，在文学方面，在艺术方面（又不论是戏剧，是电影，是音乐，是雕刻，是绘画），都有极大的发展。二十年来，这个文化新军的锋芒所向，从思想到形式（文字等），无不起极大的革命。其声势之浩大，威力之猛烈，简直是所向无敌的。其动员之广大，超过中国任何历史年代”。文学方面不但新文学代替了旧文学，现代意义的文学研究在文学史、文学理论和作家作品批评三个方面，也在西方科学主义、人文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下，获得迅速的进展，产生了大批著作。第二次则是新中国的成立，使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深入而广泛地占领了学术文化的各个阵地，毛泽东思想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作为中国共产党人集体智慧的结晶，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日益深入人心。从五十年代初致力于移植苏联的学术文化和批判地继承人类历史的文化遗产，到后来组织力量编著大学文科教材，在各个学科建设中都力图使中国传统的学术文化成就，同样被吸收到当代学术文化的发展中来。正是在这样的思想文化背景下，中国文学研究领域才开展了对以往编著的文学史和文艺学的批判，文艺批评领域更开展了激烈的论争，也才出现了一批新的中国文学史和文学概论著作。如北京大学和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分别编著的《中国文学史》四卷本和三卷本，以及叶以群主编的《文学基本原理》，蔡仪主编的《文学概论》等。文坛上，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也获得迅速发展，虽然左倾教条主义和庸俗社会学的危害也越来越严重。只是“文化大革命”的发动，终使学术文化的发展进程基本中断了。第三次则是新时期在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引导下，解放思想，拨乱反正，改革开放所获致的中西文化再次大规模撞击的变动。整个八十年代，我国的学术文化界极为活跃，一方面认真批判和清除左倾错误的影响，恢复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目，坚持其基本原理，又努力根据新的社会实践、新的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成就，加以丰富和发展；另一方面对西方的非马克思主义乃至反马克思主义的种种学术潮流、学说，也普泛予以引进和绍介。不仅科学主义思潮中的逻辑实证主义、批判理性主义、历史主义和结构主义著作被更多译介，人本主义思潮中的存在主义、弗罗伊德主义和法兰克福学派的学说以及实用主义、现象学、新托马斯主义等其他思潮也被纷纷引进。文学领域关系密切的俄国形式主义、捷克和法国的结构主义、西欧的接受美学、苏联的符号学以及西欧北美的新批评、解构主义等也更多为我国学者、作家所了解。加上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作品与思潮的影响，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以及原型批评、比较文学等方法的启示，这一切形成的复杂文化思想机制，必然使文学研究从观念、对象、视角、方法等许多方面都产生深刻的嬗变。文学研究界除出版和发表仍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众多文学史、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著作外，也出版和发表了许多非马克思主义的著作。重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著作中并非没有吸收当代科学和非马克思主义学说中的积极成果；而崇尚新潮的著作中也并非完全没有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但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对文学研究领域的冲击确不容小视。这期间，就文学的观念、方法、本质特征、形象思维、主体性、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人性与人道主义等重大理论问题都开展过广泛的讨论。十年之间，文学研究的学术成果数量巨大，目不暇接。文学理论建设方面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文艺理论研究，成绩显著，出版了北京大学吕德申等编著的《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史》和陈辽的同类著作，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列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在这方面更开展了大量的工作，出版了系列论著，包括陆梅林、程代熙主编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论丛多卷，有关报刊还就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体系的建构展开了讨论。毛泽东文艺思想研究不仅有大批论文，而且出版了专著，如李准、丁振海的《毛泽东文艺思想论》。基本文艺理论的研究不仅出版了大批新的文学概论性著作，还出版了新的文学语言学，文学心理学和文学社会学方面的某些著作，如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钱中文的《文学原理——发展论》、杜书瀛的《文学原理——创作论》，王春元的《文学原理——作品论》，以及王向峰主编的《文艺学新编》、孙绍振、叶纪彬分别撰著的《文学创作论》和《艺术创作规律论》，还有金开诚、彭定安、陆一帆、钱谷融、鲁枢元等先后编著的文艺心理学著作，都引起广泛注意，尽管其中也不乏局限和不足。文学史方面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总篡的中国文学通史系列已出版了曹道衡、沈玉成主编的《南北朝文学史》和邓绍基主编的《元代文学史》，青年学者葛晓英的《八代诗史》和王钟陵的《中古诗歌史》等著作也引人注目。现代和当代文学史方面新出版的著作，包括通史与文体分类史、少数民族文学史、地区史（如台湾文学史）更达数十种之多。象黄修已著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杨义著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以及严家炎的《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等，都或以框架的新颖、或以资料的翔实，或以角度的独特称誉。荒煤为顾问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初稿》、冯牧为顾问的《中国当代文学》、张钟等的《中国当代文学概观》、李鸿然主编的《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史》堪称十多年来出版的当代文学史中的代表性著作，在开拓和创建这一新学科方面功不可没。文学批评方面老中青学者专家新时期出版的论文集、评论集和专著更达数百种之多，充分显示了这时期文学研究从宏观到微观的广度与深度。象钱钟书的《管锥篇》就以涵盖古今中外的学术视野，旁征博引而又立论精微，为国内外所称誉。

九十年代是我国深入改革、继续开放，全国各族人民努力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作出新的贡献，实现第二步战略目标的年代，也是世界上风云变幻、经济和科技继续迅速发展，竞争激烈的年代。为了赶上世界上发达的国家和地区，我国在各个领域都面临严重的挑战，因此，在科学研究的各个方面，包括文学研究方面，都必须广泛吸取当代科学发展的最新成果，积极开展国际的文化交流，避免学术上的自我封闭。但学术文化的建设又必须服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总目标，必须以这个总目标为主攻方向，必须坚持和加强我国学术文化的主体性地位。九十年代我国文学研究要发扬八十年代所取得的成绩，避免八十年代所存在的缺陷（如对西方的各种著作缺乏更深入的研究和批判，匆忙移植和借鉴中难免食洋不化，又如开拓了文学研究的社会学、人类学、文化学、心理学等角度，而结合中国实际，特别是当代建设社会主义的中国社会的实际、当代文学创作的实际仍很不够等）。我以为在如下几个方面都必须大力从事新的建设：

第一。在文学理论方面必须继续加强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基本理论的研究和有关分支学科的建设，如不同文体的文学语言学的研究，文学欣赏与批评心理学的研究，文学社会学中的文学社会形态学的研究等。在深入探讨文学普遍规律的同时，还必须加强对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学的特殊规律的研究。要努力在对文学现象进行多层次多侧面多方位的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求得对文学本质特征和发展规律的更全面更深刻更科学的认识。为了促进理论建设，继续清理和继承我国和外国古典文论与现代文论的优秀遗产，包括吸取当代西方文论的积极成果，仍然十分必要。而在密切结合文学创作实践，从深入总结实践经验中去提升理论，更要做大量的扎实的工作。一定要进一步克服和纠正理论工作脱离现实实践的缺陷，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科学体系。关于文学艺术的意识形态性、文学艺术思维的特性与规律、文学的主体性与客体性的关系、文学创作中的理性与直觉的关系、文学中的人性、人道主义等问题，还需要进一步开展充分的更为深入的讨论。

第二。文学史方面要加强文学史学和文学史学史的研究。要比较系统地回顾文学史学发展的历史，从中结合现代科学的有关成就，构建新的文学史学理论，使传统的和马克思主义的文学史学理论获得新的丰富和发展。这是使文学史研究水平获得突破的最主要的关键。新的具有独创性的文学史观念、方法和框架，都有赖于文学史学理论的更新与深化。当然，辩证唯物史观仍然是我们的科学的文学史学的基石。应该提倡有多种类型的文学史著作问世，既有集体编写的，也要有富于独创性见解的个人编写的；既要有通史，也要有分体裁的文体史、分时期的断代史、分地区的地区史，分民族的兄弟民族文学史以及编年体的文学史。还应该提倡类似勃兰兑斯的《十九世纪文学主流》或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俄国果戈理时期文学概观》那种卓具个性的深刻之作。

第三。文学批评领域在大力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美学和历史的批评的同时，也要鼓励批评角度与方法的多样化和综合化。宏观批评和微观批评都要进一步加强。要深化对不同时代，不同地区与民族的作家群体的研究。对作家作品的评析应容许有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文化学和语言学的不同视角和相应的不同方法。在这些领域，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与方法论同样有广阔的用武之地。要加强对作家作品的审美特性的分析和评论。从结构主义和符号学的角度对文学文本、语言结构、符号特点、表达方式作深入具体的研究，应继续有更多探索，因为这些研究对于丰富人们对文学的认识，提高文学创作的水平并非无益。当然，我国学者对这些方面的研究应该避免形而上学、自我封闭，避免将形式与内容、文学与社会彼此隔断、彼此孤立起来。

第四。要继续开拓新的研究领域，填补研究的空白和薄弱环节，充分利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综合优势，发展交叉性和边缘的学科。比如有必要加强文学断代史中的五代史、近代史的研究，对古代、近代、现代和当代许多有成就而以往很少研究的作家作品，应组织力量开展必要的研究工作。在当代文学中对不同时期文学思潮的发展演变，对“文化大革命”给文学带来的伤害和教训，对新时期文学的种种复杂现象如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寻根文学、先锋文学等等的 替，对诗歌领域的朦胧诗、新生代以及新边塞诗、城市生活流诗、非非主义等流派，都需要有更深入的探讨。在文学理论中，文学语言学仍是较薄弱的环节。比较文学尤应开拓我国各民族文学关系史和东亚各国文学关系史的研究。因为这是编著中华民族文学史和纠正以西方为中心的世界文学史的必要的先行准备。此外，对民间文学、通俗文学、儿童文学、科幻文艺以及新兴起的各种类型的纪实文学的研究，也需要进一步加强，促使更多的研究成果得以产生。

第五。在文学史料的建设方面更要继续重视，动员更多的力量加强这方面的工作。文学史料学会的成立应有益于史料的收集、整理、编篡和出版工作的开展。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与高等院校协作编篡的《中国近代文学研究资料丛书》、《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资料丛书》、《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丛书》，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的《中国新文艺大系》丛书，在九十年代都应得到新的推动。文学古籍的整理出版方面，八十年代做了大量的工作，中国社会科学院将全唐诗编入电脑检索系统、北京大学编篡出版了《全宋诗》，四川大学编篡出版了《全宋文》，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古本戏曲丛刊》，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国古本小说丛刊》，以及其他文学古籍、包括作家作品集的出版，都为丰富文学史料、便利文学史料的利用作出贡献。这些方面的工作在主持编篡单位与有关单位的协作下，在九十年代应有更扎实更大规模的开展。

总之，我国的文学研究工作虽然比之国家和人民的要求，还有相当的差距，但在以往全国专家学者的共同努力下，成绩不容低估。特别应该提到的是，八十年代除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外，各省市社会科学院也都先后建立了文学研究所，中国作家协会和各省市作协也都建立了创作研究机构，全国文联和各省市文联还建立了理论研究室，这样加上全国各高等院校中文系建立的文学研究所、教研室，文学研究的队伍获得了空前的壮大。各种全国性的文学学会和研究会的建立，更促进了学术交流和研究力量的协调。这一切都为九十年代我国文学研究工作的更深入更有成效地开展，提供了人力和科研机制的良好保证。我们深信，在本世纪的最后十年，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国文学研究工作者一定能更加斗志昂扬，意气风发，在科学研究的并非没有艰难的道路上，做出更有独创性的工作，为发展学术，繁荣社会主义文艺，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和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作出自己不可推卸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