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美学经历了五十一六十年代围绕着美的根源与本质问题大论战，七十一八十年代在大膨胀的“美学热”背景下重新展开，它推动了1.关于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及其中有关美学问题的研究；2.西方古代美学史的研究；3.西方当代美学的引进。八十年代后期，在整个“读书无用，知识贬值”的文化背景下，在经济与政治的双重冲击下，美学急剧降温，将近十来个美学刊物论集一下子全无影踪。大膨胀时期裹携到美学队伍中来的袞袞诸公也归队的归队、出国的出国，经商的经商……“食尽鸟投林”。所以，现在的局面虽不是“白茫茫大地好干净”，却有些类似五十一六十年代那样，仍由少数以美学为终身事业的人“为伊消得人憔悴”。这倒是正常的，“文革”十年的大取消，十年的大膨胀，眼前的大萧条，都是不正常的。

因此，目前的格局较八十年代已大有不同，旧的几大学派的牵头人，朱光潜、蔡仪已相继谢世。李泽厚也脱离美学搞思想史去了。当然，他与刘纲纪编写了两部《中国美学史》，这也正如他在前言中表示的，仅是刘按照他《美的历程》的意图与模式加以贯彻与放大，他虽挂了个名，但对刘的工作评价不高。除了齐一撰文加以严厉批评之外，无甚反响。候敏泽相继有《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与《中国美学思想史》问世，内容比较翔实，有一定好评。加上叶朗的《中国美学史纲》，我认为通史的工作已经可以了。中国古代美学的研究方法应与西方美学有所不同，因其非体系化特点，应该在大量美学范畴细致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最后搞一点通史。这方面张法的关于中国古代悲剧意识的研究是一条路子。此外以人头为据点，如老庄，应以全面的思想把握中追问其美学观点。

旧的美学争议，如什么“自然人化”等几乎成为美学的“陈芝麻，烂谷子”，已很少人有兴趣了。其实有些问题已经很清楚了，至少《1844年经济学手稿》所有关于“自然人化”的直接论述与有关思想都不是指自然美的本质，而是指工业，这个美学上的“大冤案”可以结了。至于美的本质美的定义，有新的见解可以继续进行，旧的则不要重复，也可存而不论。

再从另一方面看，由于世界性的改革开放的态势与民主运动的浪潮。中国美学研究在“大膨胀”大引进的十年累积下，可能进一步投入与世界“大美学”的对话之中。所以，如果在大膨胀大引进之后“大撤退（到线装书中去）”是不划算的。从“百日维新”以来中国学界总是在“全盘西化”与“正宗国粹”之间来回大跳。这种局面非一日之寒，要改也难。当然，大膨胀中翻译了不少美学著作，总会有人去研究。张法已写了一本《二十世纪西方美学》。毛崇杰、张德兴、马驰合写的《二十世纪西方美学主流》（七十余万字）现已结稿。

马克思主义在西方并没有在七十年代后因“左”的挫败而一蹶不振，相反八十年代以来欧美又兴起了“新历史主义”思潮向解构主义挑战。因此可以推想，即使苏联东欧社会主义体系解体，也不会影响到西方在持续高涨中微有起落的“马克思热”。但象在中国那样，不动则已，一动就要建构起一个马克思主义美学文艺学的全新体系，或是当代形态的马克思主义美学文艺学，恐怕都是不切实际大而无当的空泛之想，之论。在这方面一点一滴切切实实，不是没有工作可做，既然有说不尽的古希腊，道不尽的黑格尔，读不尽的莎士比亚，为什么不会有说不尽的“马克思”（作为本文）呢？当然如果每次学术会议上都去找“马克思主义美学的逻辑起点”甚至要好几代人找下去也实在是令人疲劳的事。

“大批判”到底要不要？且看，伽达默尔对德里达，哈贝马斯对伽达默尔，赫什对伽达默尔……相互之间甚至直接面对面（1981年在巴黎歌德学院）的交锋、对话，多热烈活跃。批判是研究，是对话，决不应随着政治气候而炎凉；一方面“猛烈开火”，另一方面偃旗息鼓，韬晦死寂；过不完的“春去秋来”，算不完的陈年老账……。没有争论、批评，学术必无进展，没有民主空气也不可能进行“对话”。

美学本来是少数人搞的事业，其外部宜冷，内部宜热，不要再糟踏这少数人的极有限的生命了。也许再有一两个十年，这个“现象”那个“现象”绝迹了，除了受压五十年的蔡仪学派外，中国美学会有几个真正算得上自己的学派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