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再复“主体论”的核心内容是他对人及其主体性所阐述的根本观点，即刘文说的“人的主体论”，这是“文学主体论”的前提、灵魂；“文学主体论”是“人的主体论”在文学问题上的贯彻、阐发。刘文将人类区分为“主体”和“客体”两种情况，认为人类“作为存在是客体”，而“在实践中、在行动时则是主体”。其实，人类只是主体，并非“又是客体”。人类的“存在”和“实践”、“行动”是同一回事，世界上正是有了人的“存在”才有了主体，人是作为主体而“存在”——“实践”“行动”的。人的实践既是能动的，又是受动的受制约的。刘再复主观任意地把人的“行动”“实践”视为没有受动性的，认为“人作为行动着的人、实践着的人”只表现能动性而不表现受动性，这是他的“主体论”的最基本的一个观点。既然人是主体，那么，无论是人的能动性，还是人的受动性、受制约性、受限制性，都是主体的属性。而刘再复却将人的受动性、受制约性从“主体”身上切割下来，另外臆造出所谓“客体”“人”，将受动性、受制约性划归于所谓“客体”“人”，这样，他所谓的“主体”就成了毫无受动性，不受任何现实关系制约，只凭“自己的意志、能力、创造性在行动、支配着外部世界”的“神”一般的东西，因此，他所谓的“主体”只是伪“主体”，而不是真正的主体。刘再复之所以认为主体没有受动性、受制约性，可以为所欲为，除了他受其他唯心主义哲学影响外，最主要最直接的原因是他接受了李泽厚的“主体性实践哲学”即“人类学本体论”。李泽厚的“主体性实践哲学”不仅仅抹煞主体实践的受动性、受制约性，而且连实践本身也抹煞了；他所谓的“主体性”，其实就是被神化了的主观性。要正确认识主体，就不能无视主客体的统一关系，因为主体不可能脱离客体而孤立地存在。主体从一开始就处于自然关系和社会关系之中。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认识主体及其本质属性。主体性根本上就是主体的本质属性，是主体（人）的受动性、受制约性和能动性的有机统一体，在这统一体中，受动性、受制约性是基础，能动性是主导，彼此对立统一，相互制约，有机融合。这就是主体性的核心内涵。如果忽视了主体性中的能动性，那是机械唯物主义的观点；如果否认了主体性中的受动性、受制约性，那是主观唯心主义的观点。

刘再复对“文学的主体性”的论述，尽管并非全是错的，其中也有某些可取的、较好的因素，但无法避免一系列根本性的原则性的错误。由于他认为“精神主体”的“内宇宙”是“独立”“自主”的，将人的精神完全孤立化，割裂了它和客观世界、社会实践活动的联系，因此，他主张文学“向内宇宙延伸”，认为“文学是精神主体学”，实质就是要使文学撇开客观世界、脱离人的社会实践活动而完全孤立地表现所谓“独立”“自主”的“精神主体”。刘再复曾极力宣扬潜意识或无意识的作用。他所谓“要承认文学是深层的精神主体学”，就是要承认文学是表现“性本能”等的“无意识”学。这种观点是错误的。人的无意识不是本能的生理活动，而是一种不自觉的、未被意识到的心理活动。将无意识说成“本能”，提出“无意识的本能”、“性本能”的“无意识”等说法，是违反科学的。文学中虽然含有一定的无意识成分，但意识占着主导的地位，所以从根本上说属于意识活动。将文学归结为人类无意识学是非理性主义观点。刘再复还一概反对艺术构思，主张创作“沿着潜意识的导向前进”，造成“意外的效果”，并由此杜撰“二律背反”的“公式”，以充当文学创作的“规律”。这是非理性主义的又一突出表现。艺术构思是以感性为基础、理性为主导的思维过程，所以成为非理性主义的否定对象。刘再复所谓“阿Q的被枪毙”、“安娜·卡列尼娜的卧轨自杀”是作家“无意识地服从自己的人物”而写出的“本没有意料到的命运”，完全违背了创作实际。既然如此，那他所谓“作家愈有才能作家（对人物）愈是无能为力”，所谓“二律背反”的“公式”，只不过是主观臆造罢了。刘再复鼓吹作家的无限超越说——绝对自由论也是错误的。作家的自由只能是相对的，作家的超越不可能是“无限的”，不可能完全“从内外各种束缚、各种限制中超越出来”而获得绝对的自由。刘再复的论调无非是照搬萨特的存在主义自由观。

（原载《文学评论》1991年第4期，全文19000字，源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