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坛上，人类学本体论思潮的涌现，主要是八十年代中期以后的事情。中国牌的人类学本体论的建构显得枯板和滞混，多半停留在简单的译介和转述的胚芽阶段，离具有中国特色的系统化的理论形态相去甚远。文艺理论上的论述粗疏、稚拙，文艺创作中仅执迷于对原始风俗和原始情欲的开掘，某些“寻根文学”作品只暴露人类生命和生存活动的丑陋和残忍的一面。从文艺身看，人类学本体论思潮一方面最充分地表现出从人的本体探究它的本体的精神意向，校正了脱离人的本体考察它的本体的偏执和弊端，为架构人的本体和它的本体的内部联系的契机打开了新的思路。人类学本体论对文艺本身的自我完善和自我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首先，人类学本体论丰富、深化了“文学是人学”的思想内涵。其次，人类学本体论开掘和拓展了文艺反映生活的中间环节。再次，人类学本体论从文化心理结构上沟通了并建构起人和文学的历史和现实的深层联系。最后，人类学本体论是诱发文艺产生千殊万类的地域特色和五彩纷呈的民族风格的酵母剂。另一方面又在研究它的本体性将所沟通的人的本体抽象化，超历史化，一定程度上用非历史化的人的本体代替具体的真实的人的本体，从而导致它的本体理论的伪科学性质。人类学本体论思潮尽管可以启发我们应注重对文艺自身的内部规律和审美特性的研究，全方位、整体化地遥视文学艺术的本体的地位和结构，有利于文学艺术自身的丰富和发展，但完全没有理由将它的本体和它所反映的人的本体同社会历史本体这样那样地隔离开来，或片面地偏执地阐释两者的联系。因此，对人类学本体论思潮的利弊益害，必须加以审慎的分析。

（全文载于《文学评论》年第3期，全文13000字，源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