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境认识的蕴成，是我国特有的文学艺术与哲学、古老的人体科学等相结合的产物。它涉及的方面条件甚多，仅就中国古典哲学来讲，道、玄、禅影响最大，可以说道孕其胎，玄促其生，禅助其成。所谓道孕其胎，乃指上古道家思想为后来文艺审美中的意境认识特点奠定了基因。魏晋玄学集中探求了现象与本质的关系问题。反映在文艺审美上则集中为内与外、虚与实的关系，促进了“象外”、“隐秀”之类的出现。意境认识的初步成熟是在唐代，就哲学的影响讲，禅宗起了巨大的作用。禅宗不仅在封建末期的统治思想——宋明理学的形成中起到中间环节的作用，而且在宋元明文艺思想的发展进程里，特别是意境的成熟和韵、味、神、趣的追求中，起到了酵发和淡化的功能。就其有关审美主体和创作思维方面的影响来说，主要有以下几点。一、带来封建士大夫的第三次大解脱；二、禅之“无念为宗”、“无相为体”、“无住为本”，“不于境上生心”、“外离一切相”（《坛经》）的思想，进一步发挥了道家有关心物关系的认识；三、“不离不即”与艺术审美特点的把握；四、“不立文字”到“象外之象”；五、随意而适，无可无不可；六、进一步突出了“我”之独立；七、带来非圣、非经、非理的对传统观念的破坏；八、从重心到重意，促进重神的变化，推动味、韵、趣的审美爱好的发展；九、顿悟在创作思维中的吸收与发展；十、促发了创作中师心论的形成，推动师心师物结合的深化。在唐代，禅宗哲学对文艺创作、意境认识生成的巨大影响，除了通过一般的文人士大夫外，还与唐代一种特殊的阶层——诗僧分不开。也可以说，在由禅宗哲学到意境认识的生成过程中，他们起到了吸收酝酿发酵的作用。首先将禅理引入艺术创作思维的是盛唐的僧人巩光。王昌龄则将禅之“心但任远，缘于境转”的任运缘境的理论注入诗论，形成物境、情境、意境之说。皎然则将禅理与儒道有关的文艺思想比较广泛地结合起来，形成一个有着丰富内容的完整的诗歌美学体系。禅之引入于诗于艺术，不仅从超功利从直觉从内容体验和灵感等方面促进了艺术创作思维的深化发展，而且以相应的哲理直接促进意境认识的趋向成熟。皎然不仅以佛禅的“知月去指”、“入理言丧”概括了老庄玄学的追求，也包笼了儒家之道，使之成为三教达到最尚境界的共同法宝和最高最普遍的规律。皎然把这种诗境中意之表现特性概括为“两重意”，即一重意在字内象内，一重意在字外象外。这种认识距象外之象、味外之味的提出，只有一步之差，中国古代有关意境的思想由于“空王之助”，已近初成了。佛禅思想在意境认识中的运用，促进了对含蓄之美的追求和“逸品”的崇尚。当然，在其推动审美认识在一个重要领域中获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不可避免地带来一定的缺陷。

（原载《文艺研究》1990年第1期，全文10000字，源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