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原名玉衡，后改陀曼，1911年投考清华学堂时改名宓。生于光绪二十年（公历1894年），祖籍陕西省泾阳县西北乡安吴堡。吴宓先生一生光明磊落、爱国爱民、具有智、仁、勇的高贵品质，不愧为中华民族知识分子的一位优秀、杰出的代表。吴宓肄业于三原宏道高等学堂中学部，课余办刊物《陕西杂志》，创作《陕西梦传奇》及叙述日俄战争的爱国小说。

吴宓在清华学堂学习期间是最勤奋的学生之一。他在清华求学时期的诗作《石鼓歌》，模仿、继承了韩愈和苏轼的《石鼓歌》，这首诗悲叹中华传统文化的衰落，宝贵文物被荒掷。他大声疾呼，唤醒国人采取积极措施保卫国宝。

1917年，吴宓赴美国留学，先入勿吉尼亚大学英文系，一年后转入哈佛大学比较文学系，1920年获学士学位，1921年获硕士学位。在哈佛大学比较文学系，吴宓幸遇名师白璧德（Irving Babbitt，1865—1933）教授。白氏领导美国新人文主义运动，在美国思想界和学术界声誉很高。他的学生当中有二十世纪重要诗人兼批评家艾略特（T.S.Eliot）等人。我国著名学者，除吴宓外，还有梁实秋、张歆海、梅光迪、郭斌龢、楼光来等，也都是哈佛大学比较文学系的学生，也都曾受业于白璧德教授。

1921年，吴宓学成回国，任南京东南大学外文系教授，讲授世界文学史和翻译课。这一时期，他译诗很多。除英诗外，他还译了古罗马诗人奥维德、意大利诗人麦坎吉罗等的诗句，并翻译古埃及诗人所作《埃及国王颂》、印度吠陀中颂神之诗、古印度歌曲《薄伽梵歌》、波斯诗人鄂马开亚谟四句诗集、以及波斯诗人哈非思自题墓碣等作品。在以世界文学为研究对象这一方面，吴宓在我国实为首创人之一。吴宓在东南大学任教时期造就了很多外文和文史方面人才，其中杰出者有吕淑湘、向达、浦江清，他们三位都是东南大学外文系毕业生，后来分别在语言学、历史、中国古典文学等方面都做出了优异的贡献。

吴宓在东南大学任教期间开始创办《学衡》杂志，从1921年1月起止至1933年，共出了79期，由吴宓任总编辑，中华书局印行。吴宓在《学衡》上发表了许多篇有关文学和诗歌理论方面的文章。从他的文章和教学实践来看，他特别强调学习和研究西方文学传统（包括希伯来圣经文学传统）和西方文艺理论和文学批评的重要性，把文学研究提高到严谨、精确、博大、深刻的科学高度，纠正了仅凭个人印象和爱好来判断文学作品高低的偏差。在这一点上，作为我国高等院校外国文学专业开创人之一的吴宓教授的贡献是应该充分肯定的。

吴宓于1924年8月至1925年1月在沈阳东北大学任外文系教授。他于1925年2月开始任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主任。1925年，清华学堂改为国立清华大学，同时筹建研究院。由于各系科条件尚不具备，决定先设国学门，成立国学研究院，吴宓被任命为院长。研究院的宗旨在于培养造就兼通中西方文化精华的专家和学者，以解决中国繁荣、富强的实际问题。所谓“国学”研究院，并不是钻故纸堆，或提倡读经、复古，而是掌握第一手文史资料，进行实际调查，运用西方科学方法来研究中国哲学、历史、考古、语言、文学等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弘扬我民族文化传统之精华。

作为教育家的吴宓先生最重要的贡献还在于他制订了清华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系的培养方案与课程设置，并且身体力行，鞠躬尽瘁，为这个方案的实施和贯彻奋斗了大半生。他的努力使我国的外国语言文学的教学和研究走上了全面、系统、严格、科学的道路，纠正了支离、片面、空洞、肤浅、兴趣主义和印象主义的偏差和缺点，造就了一批又一批的西方语言和文学的专门人才。吴宓参考了美国哈佛大学比较文学系的培养方案和课程设置，针对我国的情况和需要，制订出课程设置全面而完整的计划。吴宓的办系总则是：“（一）本系课程编订之目的为使学生：（甲）成为博雅之士；（乙）了解西洋文明之精神；（丙）熟读西方文学之名著，谙悉西方思想之潮流，因而在国内教授英、德、法各国语言文字及文学，足以胜任愉快；（丁）创办今世之中国文学；（戊）汇通东西之精神思想，而互为介绍传播。（二）本系课程之编制总的原则是二种原则同时并用：其一，研究西洋文学之全体，以求一贯之博通。其二，专治一国之语言文字及文学，而为局部之深造。课程表中，如西洋文学概要及时代文学史，皆属于全体之研究，包含所有西洋各国而为本系学生所必修者，但每一学生并须于英、德、法三国中（意大利、西班牙、俄罗斯俟后增入）择定一国之语言文字及文学为精深之研究，遮同时可免狭隘及空泛之病。（三）文学而外，语言文字之研究特为注重，普通功课皆以英文讲授，而选修德、法文者，在本系须读四年以得专长，而求实效。”吴宓特别强调培养学生获得有关西方国别语言文学的完整、系统的知识，同时还要求学生对西方文学和文化具有广博和全面的知识。另外，吴宓还要求外文系学生对中国文学也要有相当的修养和研究，以培养更加广阔和全面的人才。在这个思想指导下，清华外文系创造条件培养出钱锺书、曹禺、李健吾等学者和作家。

在清华任教期间，吴宓除继续担任《学衡》杂志主编外，还主编天津《大公报》文学副刊，每星期一出版，自1928年1月2日起至1934年1月1日止，共出了313期。《大公报》文学副刊，在吴宓精心编排下，刊登了许多篇吴宓自己写的和其他学者写的关于西方文学史、西方文学理论、比较文学、文学翻译，以及中国古典诗词的论文。吴宓在翻译、介绍外国文学以及深入研究外国文学作品方面，不但起了启蒙作用，而且还树立了吸取外国文学精华、外为中用的研究方法和学术标准。

1930年8月至1931年9月，吴宓在欧洲各国游历、研究，写了《欧洲杂诗》五十余首。这些诗是极好的外国文学教材，读者从中可以获得有关西方历史和文学的丰富知识，并学习比较文学的观点和方法。

抗日战争时期，吴宓任教于昆明西南联合大学，继续造就了许多外国语文人才。他主要讲授“欧洲文学史”、“古代希腊罗马文学”、“中西诗之比较”、“文学与人生”、“新人文主义”、“翻译”（吴宓教英译汉，叶公超教汉译英）等课程。吴宓在东南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大、燕京大学、武汉大学，以及解放后在西南师范学院一直讲授世界文学课程，他是这门学科在我国的开创人之一，饮水思源，我们从事这方面教学和研究的同志都是他的继承人。

由于他的杰出成就，当时政府教育部于1942年授予吴宓以“部聘教授”的光荣称号。西南联大法律系某教授劝吴宓拒绝接受此称号。吴宓没有接受他的劝告，理由是：陈寅恪和汤用彤二位也获得“部聘教授”的称号，他能与这二位他所景仰的学者相提并论，将是最大的光荣，至于“部聘”，不“部聘”，那是无所谓的。早在哈佛求学时，期，他们三位已被人们称作中国留学生中“哈佛三杰”。

约在1944年，美国哈佛大学邀请吴宓前往讲学。吴宓认为他在国内还有许多重要事要做：教学、研究、写文章、做学术报告，因此婉言谢绝，并推荐哲学系一位教授替他前往讲学。这个决定说明吴宓的事业心和责任感。他的事业在中国，他的崇高使命在于教育中国的青年学生，使他们成为建设祖国的有用人才。美国的物质待遇和学术荣誉对他没有什么吸引力。同样，在解放前夕，吴宓当时任武汉大学外文系教授兼系主任，他“不从部分友人之劝，决定不到美国讲学，不去香港大学教中国历史、哲学，更不去台湾大学，而决定留在中国。”吴宓写道：“生为中国人，死在中国土。”可见吴宓对祖国和人民怀着多么深厚的热爱和忠诚！

吴宓热爱祖国，忠于教育事业。解放后，他的教学积极性更高涨。1950年，他在重庆磁器口西南师范学院任教，同时兼任重庆大学外文系英国文学教授，教“英国小说”和“欧洲文学史”。1952年，西南师范学院迁北碚后，吴宓担任教育系的“世界文学”课、历史系的“世界古代史”课、中文系的“外国文学”课和“文言文导读”课，并为该校和兄弟院校培养外国文学课进修教师。在繁忙的教学工作以外，吴宓还编写了一系列的教材：《世界通史》、《外国文学名著讲读》、《中国汉字字形、字音沿革简表》、《中国文学史大纲》、《法文文法》、《拉丁文文法》、《简明英文文法》等，他还自学了俄语，能借助字典阅读俄文书籍。吴宓一生最爱读书，也最爱教会别人读书。在他眼中，图书是无价之宝。1956年，吴宓把他多年珍藏的西文图书，共约一千余册，无偿地捐赠给西南师范学院图书馆，并亲自把书名译成中文，写内容提要和作者简介。

吴宓于1978年1月17日在故乡泾阳病故。同年12月在广州召开外国文学研究规划会议期间，冯至、朱光潜等三十多位专家学者联名上书中央统战部，要求为吴宓彻底平反。联名信中写道：“纵观吴宓先生一生，我们认为他是一位爱国的知识分子。从解放前到解放后，他为我国培养了许多优秀的外国文学研究人员和中、外语文教学人才，对祖国是有贡献的。”

（原载《中国比较文学通讯》1991年第2期，本刊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