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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衍柱同志的新著——《马克思主义典型学说史纲》问世
自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政治上的拔乱反正，我们所进行的改革在社会各个领域先后展开，其根本目的就在于改变那些不利于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思想观念、思维方式、工作方式和生活方式。近几年的实践表明，改革的成就是显著的。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这些年来，一些人借改革、开放之机，一方面，热衷于鼓吹民族虚无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否定中华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另一方面，在对待外来文化上，他们不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加以分析、鉴别、选择和改造，而是盲目吹捧、极力宣扬资产阶级的世界观、政治观和文艺观。他们不是在拔乱反正，而是正反不分，混淆真伪，搅乱人心。这种不正常现象在文学艺术领域同样存在着，比如在文艺典型问题上。
塑造典型形象是文艺创作的中心问题之一。典型理论在以描写人物为中心的艺术样式中显得特别重要。但近几年来，这个长期引人注目并有益于创作和欣赏的理论问题，受到了某些人的冷落、怀疑，甚至出现了种种否定艺术典型的观点。理论上的混乱也给创作带来了不良的影响，使一些作家不屑于创造艺术典型。而没有创造出成功的艺术典型的文学作品又如何具有艺术感染力呢！看来，有关典型的一系列问题（如典型学说的历史渊源及其演变状况，典型理论的存在价值，马克思主义典型论及其在今天的命运等）都需要重新考察和反思，以求作出较为科学的理论解释和概括。如不能对这些现实中存在的种种错误观点给予澄清，既不利于文艺创作的发展也无助于欣赏水平的提高。当然，对于这些质疑问难，不能采取简单地否定或笼统地批评的办法，只能采取认真地、慎重地探讨研究的方式，这样才能有助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运用和发展。《史纲》在这方面做出了一个可贵的有益尝试。
《史纲》论述了典型范畴与文艺学的建设问题，接着从史的时序介绍、评说了马克思主义以前典型学说在欧洲的发展状况。本书的重点是阐释马克思主义典型学说的产生、发展和演变。这其中，除了第6章（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文学典型的基本观点）是作者着意阐述的关键部分外，关于“二十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对典型理论的探索”和“马克思主义典型学说的历史命运”两章可能也会引起读者的注意和兴趣。因为这一部分涉及一些有关典型的“敏感”问题：如典型理论发展中出现的二律背反，典型范畴在现代主义和表现说理论体系中的地位，典型范畴在不同文艺理论体系中的横向比较，等等。作者“分析了典型范畴面临的挑战以及它在现代主义文艺理论体系中的地位，对马克思主义典型学说的演变也作了初步的反思。”
（第551页）总之，《史纲》的面世是在理论著作受到冷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遭到责难、曲解的时候，它的出版对介绍、宣传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起了积极作用，这是难得的，而《史纲》所论内容也正是人们关心的当代文艺理论中的“热点”、“难点”，所以它又有着实际的理论意义。
其次，作为目前国内第一部专门研究马克思主义典型学说史的专著自有它的独特性。
如果说到独特性，我以为书名本身就显示了它的与众不同之处。作者是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采用“美学的和历史的相统一、历史和逻辑的相统一、理论范畴与艺术实践相统一”（第13页）的方式，一方面对传统的典型理论加以批判的考察和反思，指出汲取什么，注意什么，总结什么样的经验教训；另一方面着重探讨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中的典型范畴发展史，如马克思主义典型学说产生的历史条件、哲学基础，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典型问题的基本观点，马克思主义典型论与马克思以前的典型理论的继承关系和质的区别，马克思主义典型学说发展过程中的曲折性问题，马克思主义典型学说在当代的历史命运等问题。这些问题过去较少深入地探讨，有一定的难度（理论问题本身存在的，另外还有时局、环境形势等方面的原因），但也有一定的新意。所以《史纲》的出现具有开拓性的意义。
《史纲》虽以“史”为侧重点，但作者既没有完全陷入浩瀚的史料中，也没有在行文中堆砌史实。《史纲》的系统性并不只是表现在史的时序上。作者是将史、论和文学作品三者结合起来论述的。这样既可避免单纯史的叙述的枯燥性，又加深了理论的深度，有说服力和可读性。
《史纲》在论述各家的典型学说时，没有忘记产生这一理论的思想基础和哲学依据。如，大家都熟悉恩格斯的这样一段话，“每个人都是典型，但同时又是一定的单个人，正如老黑格尔所说的，是一个‘这个’（有的译为‘这一个’），而且应当是如此
《史纲》既然是阐述“马克思主义”的典型观，就不能讳言在苏联和我国文艺界曾经产生过影响、但一时又难于评判是非的某些有关典型问题的观点。作者没有回避这些问题，他对日丹诺夫、马林柯夫的典型观点以及对苏联《共产党人》杂志的专论《关于文学艺术中的典型问题》作了介绍、评论。评论是公允的。（见第377—384页）我国三十年代，周扬同胡风就典型问题展开过论争。论争是由胡风的《什么是“典型”和“类型”？》一文引起的。而论争的理论依据就是马克思恩格斯有关文学艺术问题的几封著名书信。（第409—417页）作者实事求是地概述了这场论争的性质。作者还辟专节评论了毛泽东文艺思想体系中的典型理论，对其公正、偏颇之处做了实事求是、合情合理的分析。
再次，《史纲》虽然是作为教材编写的，但它也是一本理论性较强的学术性专著。
《史纲》作为高校文科教材，自有它教材的特点。如系统性，作者对典型概念的最早含义及其演变情况等都作了历史的、中肯的分析、介绍。由于本书是马克思主义典型学说的史纲，所以，作者对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典型学说的概况没有全面评述，只选取了几个大的、较有成就的、而又对后世有影响的历史阶段中的代表人物的观点。但读后，使人对典型概念的来龙去脉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又如，重点突出也是教材的特点。在浩如烟海的史料中，作者把苏格拉底提出的创造“美的形象”作为艺术典型的雏形，又指出柏拉图是最早在艺术领域中使用“典型”术语的人，作者还着重论述了贺拉斯的类型说、狄德罗的典型观、康德的“美的理想”与“审美意象”说、歌德关于“显示特征的整体”的理论、黑格尔的理想性格说等。
《史纲》无论是作为教材还是作为学术性专著来看，其科学性与理论性都是经得起推敲的。由于作者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所以他能实事求是地、准确地概括、介绍各种典型理论的核心观点，又能公允地、符合实际地评价、吸取各种典型学说的精华之处，从而为正确阐述马克思主义典型学说打下基础。作者在详细论证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文学典型的基本观点之前，专门设章谈了马克思主义典型学说的产生。其中作者在谈过马克思恩格斯典型理论的历史继承性后，重点谈了马克思恩格斯典型理论的革命变革（即马克思主义典型论与过去一切典型理论的质的区别）的理论前提、哲学根据，说明没有马克思恩格斯在世界观和方法论上的伟大革命，就不可能引起典型学说的历史性变革，这是非常重要的。（第170—189页）
对于《史纲》，也存在有待研究的问题。
首先，马克思主义认识论
其次，《史纲》单列一章评论二十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对典型理论的探索，是很有必要的，且评述得体。但在本章中把马尔库塞与卢卡契、布莱希特、葛兰西并提，还需要斟酌。目前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学术界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所指及其代表人物都有不同的看法，马尔库塞大概也是有争议的人物之一。作者在提到他们时说，在非社会主义国家，也涌现出了不少著名的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美学家、文艺理论家，他们结合西方工业化国家的实际，对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进行了探索。”（第442页）上述评价不一定适用于马尔库塞，他与前三人的实际情况（思想基础、美学理论、作用影响等）不同，不能一视同仁。
（王仲《“典型”的理论是不朽的——〈马克思主义典型学说史纲〉读后》，原载《文学评论》1990年第4期，本刊有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