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中国的艺术殿堂里，长期吝于给小说安排一席之地，只是由于近代西方文艺观念的输入，国人蓦然回首，方才见出中国小说那个特异的存在。受着人类心智共同性的支配，创造悠久灿烂文明的中国人不可能不创造自己的小说。虽然中国的文化传统先天地决定着中国小说的历史命运，中国小说在其漫长的发展途程中一直只能在正统文学的夹缝中求生存。但一种文学，只要它是人类的心灵创造，代表着人的心灵的需要，就会自有其生机，而不会消亡，因而中国小说在坎坷绵远的演进后在明清时代进入自身的繁荣。对中国小说发展历史的科学研究始于鲁迅，这之前虽有些在西方史学、文学观念影响下编撰的中国文学史，但小说并未引起重视，更谈不上让人看出一个系统来。1927年陈钟凡先生的《中国文学批评史》问世，标志着这一研究领域的开创，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研究在半个多世纪的历程中日益走向全面深入，但按文体批评来说，对小说理论批评则很少涉及，究其原因，除了因为学术研究总是由粗略而精细之外，更主要的，或许出于对中国小说在传统文化中的历史命运的考虑。到1981年出版的敏泽先生的《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和王运熙、顾易生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批评史》，情况才有了较大改变，有专章专节论述中国小说理论批评，有关论文也经常见诸报刊，足见这一领域已经引起普遍的关注，长期的漠视理当以应有的关注为报偿，在这样的时候，应该有关于中国小说理论批评史的专著出现，应着这种需要，王先霈、周伟民两位教授合著的具有开拓性的《明清小说理论批评史》（花城出版社出版）同我们见面了，这是值得庆贺的。

《明清小说理论批评史》“在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研究上，是一种重要的贡献”，“补充了一种新的内容”（黄海章《明清小说理论批评史·代序》）。完善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使这一领域的研究更全面，丰富，这种意义是显而易见的，更令人发生兴味的，可能将会是在研究中国文学理论批评的民族性格乃至中国文化的特点时的助益。

中国文学理论批评的民族性格是什么？可以有不同的理解，其中之一应该是它的审美鉴赏性。虽然我们有诸如《文心雕龙》这样成体系的理论批评著作，但站在文学面前的中国人不可能抑制住那为外人所津津乐道我们自己也不能不点头称是的直观感悟智慧的自然迸发，成为中国文学批评主体的诗（词）文批评以其巨大的文献实体提供给我们足够的例证。而“明清小说理论批评史》的开拓性研究从一个新的角度印证了这种看法，当然这是指明清小说理论批评中富于艺术色彩和理论价值的那些观念。比如金圣叹、毛宗岗、张竹波、脂砚斋的那些有艺术会心的评点，充满着精微敏锐的审美鉴赏的眼光（这一点后面还要谈到）。认识中国古代小说理论批评尤其在它的明清时代的审美鉴赏性并没有贬低它的理论价值和研究价值，正是从这里我们看到研究中国小说理论批评对于揭示中国文学批评民族性格的意义，由此我们可以得到关于中国文学批评审美鉴赏性的全面、进一步的理解。

中国古代小说理论批评自始至终带着论辩性的色彩，这主要是对小说地位和作用的争辩。自从《庄子》中提出“小说”一词，与“大达”相对就包含有对小说地位和作用的意见，‘到晚清梁启超的“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并没有例外。或认为“治身理家，有可观之辞”（桓谭），或斥之曰“诲盗”，“诲淫”，或比诸甚至超过经史以致可为“明王转移世界之大枢机，圣人复起不能舍此而为治”（刘献廷《广阳杂记》）。时代不同，这种争辩带有不同的针对性。争辩本身，虽是一个文学理论批评现象，然而更根本的，是一个文化现象。对小说地位和作用的不遗余力的肯定是对中国小说历史命运的抗争，虽然不免失之偏颇，但却具有反正统、反封建的巨大意义。中国古代小说理论中有许多属于封建糟粕，对于我们建立现代美学、文艺学最多只能作为负面的参照物，然而对于研究中国文化的特点却有不可忽视的意义。

《明清小说理论批评史》在资料发掘上表现出可贵的开拓精神。中国古代小说理论批评史研究最繁难、最艰巨的莫过于资料工作，面对浩如烟海的文献，需要严谨的科学态度和艰辛刻苦的劳作。著者有过长时间的资料准备，涉及面极宽，突出的大家求全求准自不待言，许多不为人所注意的言谈者也不放过，比如庸愚子、熊大木、汪道昆、黄摩西、徐念慈、黄小配、章太炎等不下四十人，在《明清小说理论批评史》中都有专节论述。捧读是著，从字里行间，我们似乎见到著者艰难跋涉于古代文献榛莽中的身影。该著的资料来源有如下方面：1.小说和小说集的序跋；2.小说评点；3.笔记杂著；4.小说；5.目录学著述；6.史论”7.诗文。他们收集的历代小说序跋有750篇之多，1982年，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了他们（和曾祖荫、黄清泉）编撰的《中国历代序跋选注》一书。这些大概也是《明清小说理论批评史》写作的前提罢。近闻两位著者参与的《中国历代小说序跋辑录》又即将付梓。小说理论批评史资料收集、取材过宽，则泛而无当；过窄，则不见发展线索与文学潮流，该著在掌握上多少遇到了这种困难。

明清是中国小说高度繁荣的时代，也是中国小说理论批评极其发达的时代。中国古代小说理论批评最成熟的形态，最有价值的思想在这时产生。《明清小说理论批评史》作为专史对这一时期的小说理论批评“源源本本地加以有系统的论述和作了许多重要的批评”（黄海章《明清小说理论批评史·代序》），从而提供给我们一个历史发展的构架。建构这个框架的基本特点是突出大家，注意过程。除诸论论述研究中国古代小说理论的意义、途径和方法，明清小说理论发展的社会背景和文学背景外，第一章是小说观念的突进——洪武至万历期间的小说理论，接着是思想家的小说理论——李贽，与最末两章：政治家的小说理论——梁启超和西方文艺思想的引进与小说理论的发展——林纾和王国维相照应，给人一种结构上的稳定感，这不是主观的派定，而是历史发展与逻辑进程结合的产物。中间对金圣叹、毛宗岗与张竹波、蒲松龄和纪昀、曹雪芹诸大家的重点剖析犹如一个个突出卷起的浪峰，而其间又有发展过程的波澜，这是明清小说理论批评发展的动态景观。明初到清末五百多年间丰富复杂的小说理论批评现象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发展框架，颇使人感到扑朔迷离，该著的开拓性建构使我们了然于心了。当然，关于这个构架与历史真实的接近度也颇有可议之处，人们必定会有不同的看法，但是，我们毕竟有了这样一个构架，如果它能够作为我们进一步研究的一个引导，它也就尽了它的使命。

前面提到明清小说理论批评具有审美鉴赏性，审美鉴赏的特点在于心灵的会通领悟而非理性的思辨，这种心灵会通领悟发为言谈异常生动真切，艺术真谛每每最易在这种无意中被说破。只要不是故作姿态，越是真有所会心，越是可能包蕴真理性的内容。金圣叹的小说评点就很符合这种情况。但是，要认识这种隐藏在审美鉴赏背后的小说理论批评的真理价值和历史价值，唯有通过阐释。阐释方法的运用是《明清小说理论批评史》一个特别突出的特点，著者长期从事文艺理论的教学研究，在古典美学和现代美学方面有着良好的素养，在这种阐释中注入了现代文化精神。比如运用文艺心理学对梁启超关于“人类之普遍性，何以嗜他书不如其嗜小说”的推究的阐释：“梁启超在解释人们为什么偏嗜小说时提出，作为文艺活动的内在动因的自然的心理需要有两个，一是人们不满足于所处的现境界，一是人们将所想象、所经阅者发露出来时获得快感。”（757页）但同时指出：“梁启超的理论还有一个弱点，就是，他看到趣味作为原始性动机，作为人类本性在文艺活动和人类其他活动中

的重要作用，但没有充分注意社会关系对趣味的制约。”（759页）对金圣叹小说理论，特别是其性格论的阐释，更其精采，茲不具引。

该著对小说理论批评的阐释还表现为对一种文学观念发展渊源的探讨，因此富有历史感。比如关于李贽在《忠义水浒传序》中提出的发愤著书说，著者系统清理了它与传统美学思想的关系，然后剖析此说的理论内含，最后提到“继李贽之后，从理论上进一步探讨和论述发愤作小说的人还有很多，其中最重要的是金圣叹。”再比如第1章第5节对“小说”这一概念演变过程的辨析也是相当精深的。

小说理论批评是关于小说的理论批评，该著在理论阐释时对小说作品和小说史给予了极大的注意。著者明确地把小说作为小说理论批评的资料来源之一，并把《红楼梦》中体现的曹雪芹的小说观作为一章来论述。不局限于理论形态的资料，而注意及于创作中体现的文学思想，是一种通达的看法，可以扩展研究的视野。同时，由于小说理论批评的审美鉴赏性，离开了对所涉及作品的把握，不易看出很多言谈议论的精微之处，吃透作品是该著给我们的一个突出印象，这对我们研究中国古代小说理论批评是有启发的。该著还注意把小说理论批评观念放到小说发展演变中去考察，很富新意。比如怎样评价天花藏主人的才子佳人小说的创作思想，这首先涉及到怎样看这种小说的历史地位。著者认为“从《金瓶梅》到《红楼梦》，才子佳人小说的存在是有意义的”，进而认为天花藏主人关于人物性格创造的观念“对曹雪芹可能有过启发”，这就给了这种小说理论批评应有的历史地位。

中国文学理论批评研究中阐释方法的运用早在王元化先生的《文心雕龙创作论》中就开始了，阐释方法在中国小说理论批评史研究中的全面运用，则是从这部《明清小说理论批评史》开始的。阐释总是一定时代主体对客体的阐释，关于二者切近度的不同看法总是永远会有的。

（王济民《开拓、建构、阐释—读〈明清小说理论批评史〉》，原载《文学评论》1990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