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说1990、1991年大陆文坛的新气象，首先当数散文的异军突起。这两年，大江南北的出版社争相出版各色散文集，有些出版后即成畅销书。从文体特点来看，散文永远不能具有如通俗小说、报告文学那样强烈的社会轰动效应。但既然象诗歌那种在诸文学品类中最“象牙塔”，最“纯文学”的作品都能与小说、报告文学平分秋色，在新时期各领风骚几度，那么，散文由来已久的“门前冷落鞍马稀”现象就无论如何不是天经地义的，可以让人泰然处之的事情了。散文应该有自己的读者群！其实，散文一直没有放弃自我磨砺，以赢得其价值被发现、被认可的时机。这两年散文的走俏，正说明散文蓄势已久，在1990、1991年发出了最初的轰响。

新时期文学是反思的文学。这种反思由政治、社会，到人生、人性，再到历史、文化，直至文体自身，层层推进，节奏迅捷。巴金于1980年提笔在香港“大公报”上对日本电影《望乡》发表议论，直到1986年完成了洋洋五卷本《随想录》，给文坛以巨大的震憾。巴金以清醒的、自觉的内省意识，正视自己的灵魂，正视自己人格上的弱点，以“前不见古人”的坦诚和深刻，刻示自己作为“文革”的幸存者所付出的沉重的心灵上和人格上的代价，主动承担一份对祖国和民众的道义上的责任。《随想录》由此标志了新时期文学自我审判、自我忏悔时代的开始。1983年到1984年，贾平凹发表了其关于商州的系列文化散文，追溯在商州表层的生活现象下深埋着的历史、文化根源，挖掘民族文化心理的深层结构，探寻民族文化传统的精神模式。可见，散文不仅与新时期文学主潮同步，而且还曾成为时代精神的先锋。然而，巴金的《随想录》主要是对“文革”极左政治、阴谋政治的控诉，其思索始终徜徉在政治、社会的层面上，再震聋发聩也还是一个开端；贾平凹的“商州系列”，其哲学上的升腾力和概括力在当年基本上还是一枝独放，而且为了这份“文化”上的耽迷，作者的个性受到了太多的淹没。散文在主潮上呈现一浪推一浪的拍岸惊天的反思，思辩态势是在1990和1991年。

散文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成为一次又一次“精神沐浴”的果实。其理性触角分别探入群体文化和个体生命的堂奥，形成主潮散文的两种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