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年代伊始，香港形势严峻。海湾战争爆发，加剧了世界经济衰退，以出口为导向的香港经济受到猛烈冲击。1990年，香港经济增长率降至2.3%，这是一个少有的经济低增长的年头。在一片通胀和加税声中，香港文学由八十年代后期的短暂高潮，出现滑坡现象。其主要表现为：

1.组织涣散 八十年代中后期成立的香港文学研究会、香港作家协会、龙香文学社等文社，进入九十年代后却很少有活动，成绩大不如前。如香港作协成员庞杂，多为流行作家和艺员，因贪污案而改组，仍停滞不前。

2.园地缩小 重经济，轻文化，重物质，轻精神，这种现象在香港由来已久。香港人生活节奏快，加之娱乐多样化，读书风气差。1991年香港杂志种类大幅度下跌（约二、三成）。娱乐性杂志和以图画代替文字的读物大行其道。1991年，香港漫画、连环画销售总值高达2亿港元。纯文艺杂志如《文学世界》、《当代诗坛》、《香港文学报》等九十年代以来严重脱期，《诗双月刊》虽勉强维持，也减少了篇幅。堪以告慰的是《香港文学》月刊按时出版，越办越好。其它纯文学杂志皆无疾而终。报纸副刊也不景气。刘以鬯主编长达9年之久的《星岛晚报》文学周刊《大会堂》于1991年4月停刊；《文汇报》文艺周刊《文艺》也由整版缩为半版。总之，严肃文学园地越来越少。

3.书市狭小，文学书籍销售量减少 尽管香港经济居“四条小龙”之首，然其文化素养与经济腾飞速度相比颇不相称。据统计，如今港人每年购书费105港元，买书者只占港人的5%。香港出版物商品化气味甚浓。作家写什么和怎么写无不听命于出版商，而出版商则着眼于使书籍与读者的兴趣相吻合，这就形成了以读者为中心的格局。著书都为稻梁谋，作者自嘲为“写作机器”、“爬格子动物”。香港文学书籍读者少、销路不畅，其原因不仅是由于生活节奏太快，还与港府重英文而轻中文、书价昂贵等因素有关。对靠打工为生的芸芸众生，没有闲钱去买书；而有钱的则无暇或无兴趣读书。

4.文评匮乏，交流也少 香港的文学评论向来薄弱，九十年代以来，报刊可供评论的园地就更少了，加上文坛小圈子多，门户之见深，严重影响了文学评论的开展，制约了创作的繁荣。进入九十年代后，各种交流较前沉寂。

这种滑坡现象，不足为奇。香港文学总是在曲折中前进的。纵观1990—1991年的香港文学创作，成绩平平，并无重大突破。然而，危机孕育着生机。香港拥有一批富于社会责任心、民族使命感、重视作品的社会意识和教育功能、关心作品的社会效果的作家、编辑和出版商，他们身处逆境仍在苦斗、挣扎，以图冲出困境。对香港出版物作沙里陶金的筛选后，亦不乏美女佳作。香港文学是种边缘文学，极富都市性、开放性、多元性、通俗性、融合性和流动性，因而极具生命力；进入九十年代仍按其自由化、个性化、生活化、现代化、多样化和微型化向前发展。现就其各种文体现状及其成就分述如下：

先说散文创作。香港是个散文世界，数量和实绩最为可观。香港报纸副刊数以百计，每日见报的专栏文字约200万，其中约500篇框框散文，一年累计有18万篇约亿万字的散文小品，可谓汗牛充栋。除3家大报的文艺周刊外，所有报纸副刊都划成固定框框，由专栏作家包办，有的日写十多个专栏。由于生活节奏太快，读者已习惯阅读“框框文学”（又称“快餐文学”）。社会取向决定文学走向，框框文学已成为香港散文主要品种，它有如下特色：一短，每篇少至十个字，多则几百字，千字文已被视为长篇；二快，一般作家一小时写2000字，有的可达4000字，被称为“刽（快）子手”，粗糙平庸自然就难免了；三多，人人都是多面手，情趣小品、哲理小论、游记、随笔、杂感，抒情的、议论的、记叙的，无所不有；题材更是古今中外、上天入地应有尽有；四新，新观念、新信息、新技巧、新名词，个个追新猎奇，以求出奇制胜；五软，以写儿女情、家务事，抒发缠绵悱恻的个人情感的软性作品居多；六自由，香港没民主却有自由，什么话都敢说，什么人都敢骂，杂文一枝独秀；七职业化，三百六十行行行出散文，凡成功人士都会被邀写专栏，职业散文越来越多，如司机散文、食经散文、科学散文，等等，令人目不暇接，至于声色犬马、吃喝玩乐、鬼神星卜……则不在此列。可见品种之多，技巧之繁，内容之杂、语词之富，使人眼花缭乱，叹为观止。

香港散文作者不下千人，作品浩如烟海，但大多在报纸副刊上一闪即被淹没，结集成书的散文集子寥寥可数。1991、1992年香港出版的散文集计有：《曾敏之散文选》、张文达的《微念沦浪》、《过眼云烟》、彦火的《那一程山水》、陶然的《月圆今宵》和《侧影》、也斯的《昆明的红嘴鸥》、古剑的《情系人间》、华莎的《追求的脚印》、谢雨凝的《暮春三月》、陈少华的《园边小蕊》和《乡村市声》、金东方的《昔》、东瑞的《永恒的美眸》和《文林漫步》、兰心的《坐看云起时》、石贝的《轻移莲步向九七》、周蜜蜜的《疑梦集》、羁魂等7人的合集《七叶树》、夏婕的《西藏笔记》、卢青云的《江山雨花》、谭秀牧、杨贾郎等人的散文小说合集，还有《香港文学》月刊、香港作联和龙香文学社等出版的散文选集，等等。上述书中收入的作品，堪称近两年内香港散文的精品。曾敏之、张文达等老一辈作家具有广博的文化修养，他们的散文是美和智慧的结晶，每每随感遣怀，有感而发，从不为文造情、敷衍成篇，作品淡泊有味，温和含蓄，语言圆熟凝炼。年青一代的散文作者也有上佳表现，如兰心的散文在内地获奖，陈少华的散文也广受海峡两岸名家好评。学者写的散文（包括校园散文）在思想深度和技巧高度方面将香港散文推向了新的层次。例如梁锡华、黄维梁、小思、金耀基、曹宏威、黄继持、梁秉钧等教授学者的散文融古今东西为一体，具有“五四”时期作家那种“两脚踏东西文化，一手著世界文章”的气度，既有民族传统文化的积淀，又有时代风雷的足迹和外来文化的潮声。其中的佳作兼具才、学、情、识、趣。香港读者偏爱轻松、趣味、幽默、富于知识性的小品。注意自己作品在读者中反馈的香港杂文作者，创造了杂文新风格。如高旅的《过年的心树》、阿浓的《碎梦树》以及《锡华长短篇》、《罗隼短调》等杂文集，风格都与三十年代匕首、投枪式的杂文迥异，而以诙谐幽默、关爱温馨、宣扬仁爱精神为主要特征，字里行间寄寓了作者对大自然的热爱，对人生真谛的追索，对悠久传说的仰慕，对真善美爱的追求。已看不到那种横眉冷对、怒发冲冠或长歌当哭，悲恸难平的激情的渲泻。虽也有愤慨与悲哀，但往往俯拾题材，信笔为之，赋意含蓄，亦庄亦谐，偏重说理，溶入当代意识和环球意识，予人以哲理的启迪。

次说小说创作。通俗小说、历史小说、都市小说、乡土小说、实验小说等，一向为香港文坛重镇，但自八十年代以来开始滑坡。香港素有严肃文学和通俗文学之争，但消费社会性质决定了流行文学独占鳌头。1990、1991年，金庸、梁羽生的新派武侠小说、卫斯理（倪匡）的科幻小说和亦舒、严沁等的言情小说仍畅销如昔。一些香港小说家面对现实，正尝试走一条“通俗文学严肃化”（或曰“严肃文学通俗化”）之路，即寓严肃主题于通俗形式之中，寓教于乐，求得雅俗共赏，曲高和众，以争取读者，繁荣创作。李碧华创作的《川岛芳子》和《秦俑》，被改编成剧本搬上银幕后颇为叫座，可谓“通俗文学严肃化”的一个成功尝试。林荫年轻时代弃文从商，搁笔二十多年后，因偶得机缘重返文坛，大写“中间小说”，近两三年来，在报刊上大显身手，已出版小说集《镀金鸟》、《都市传奇录》、《烹尸·银鸡》、《永远是樱子》、《歌手哭泣了》、《盗棺者》、《今夜又有雨》和《撕票》等多种，颇受好评，京、穗等地亦有专文评介。林荫小说在“严肃文学通俗化”的探索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收获。

九十年代伊始，香港文界儒商文学开始兴盛起来。儒商文学的作者是一些在商场和文坛双双喜获硕果的成功人士。他们不同于安于书斋生活的学者，而是久经商场、文场、情场磨炼，生活积累丰富，醉心文学，更兼财力雄厚，“著书不为稻梁谋”，在小说创作中很快显示出优势。例如梁凤仪一口气推出《豪门惊梦》、《醉红尘》等七、八部财经小说，开拓了题材新领域；可惜财经背景及细节较为欠缺，又未能从根本上脱出爱情小说的窠臼。又如林燕妮的“粉红文学”，也颇受读者欢迎，但欠深度。五十年代就闻名于香港小说界的齐桓，消失三十多年后，因经商致富，又于九十年代初以历史小说《凿空三万里》等新著重新崛起。这种“儒商文学”早在八十年代中南洋文界即已呈蓬勃之势。

九十年代初出版的长篇小说中，最能反映本土特色的当推海辛的《塘西三代名花》。小说通过花氏三代歌女影星的命运际遇，反映半个世纪以来香港社会的嬗变，表现了作者的沧桑感和艺术追求。整部小说既有强烈的时代精神、浓厚的地方色彩，又富于生活情趣，体现了海辛独具的“笑眼看世界”的风格。温绍贤的《马路风云》、林湄的《路》、陈娟的《玫瑰泪》（《昙花梦》的姐妹篇）等则反映了新移民初到香港的不幸遭遇，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香港社会众生相。周蜜蜜的《梦断童年》和石贝的《京华黑五类》皆属内地的伤痕小说。陈浩泉的《香港九七》则属政治小说。此外，梁荔玲的《香山盟》和《上海四月》，也都是品味较高之作。总的来看，九十年代初，香港长篇小说式微，即使是流行小说也不如八十年代畅销。

中短篇小说方面佳作颇多。梁银华的中篇《大学男生逸记》及续篇《研究生港记》，前者写香港大学生的生活，故事发生在东半球，后者背景移至加拿大。小说所提供的社会信息和人生哲理丰富而深刻。作者熟悉所写对象，洞察世情，艺术手法圆熟。主人公金祥藻和方密微是大学里两代理想人物的代表。“逸记”中情节跳跃过大，给人杂碎感，到了“港记”则珠圆玉润，长渠以成了。张君默的《异人》（含《异人》、《星星一族》、《幸福之门》3个中篇）写生态环境污染的故事，构思别出心裁。施叔青的《最好她是尊观音》、王尚政的《情海波涛》、西西的《悼乳房》以及东瑞、颜纯钩等人的中篇都值得推介。王尚政的《女儿梦》写两个靓女在繁华的大都会为自己的青春归宿尽各种尝试，情节真实有趣，足见老作家宝刀未老。短篇小说较之中长篇更多新人佳构，仅《香港文学》月刊近两年来就发表了王璞、陈怆等二十多人三十多篇短篇，其中刘以鬯的《黑色里的白色，白色里的黑色》别具一格，为创新之佳作。已结集出版的有兰心的《丽人行》、文翎的《征婚启事》、杨琳的《回魂帖》等以及《香港短篇小说选》。秦牧在《征婚启事》“序”中说，作者一向观察事物相当敏锐，工作细致”，“常能从一些看似平常事物中，探奥搜奇，加以阐发，使作品产生特色，”作者“写作相当认真，作品很有可读性，”不少短篇小说作者都形成了自己的艺术风格。越现代化越微型化，香港小小说如潮涌来，很有读者市场，九十年代初已出版的小小说集有金东方的《枪手》、东瑞的《尘缘》，陶然的《表错情》、金力旺的《约期》等，都写得耐人寻味，别具一格。

三说新诗创作。《当代香港诗歌选》入选近百人诗作，其实出过诗集者半百而已，并非那么繁荣。香港诗坛最受冷落的是诗，少人问津，诗歌在报刊杂志上大多充作补白。为繁荣诗坛，《香港文学》拨出相当篇幅发表诗歌。该刊1990、1991年内共发表了香港36位诗人诗作，《诗双月刊》、《当代诗坛》和《香港文学报》诗页则更为可观。但结成诗集出版的则很少，仅见犁青的《台湾抒情诗》、蓝海文的《第一季》、傅天虹的《夜香港》、羁魂的《我们恐怕黎明前便睡去》、吴美筠的《我们是那么接近》、洛枫的《错失》、路羽的《红翅膀的嘴唇》、春华的《在旅途》、王良和的《柚橙》、谭福基的《水仙操》、温明的《送女帖》、苇鸣的《血门外无血的沉思》、周蜜蜜的《亲亲》和梦如、晓帆等人的诗集，不下20部。经常有诗作见报的有黄河浪、何达、张诗剑、陈德锦、也斯、秀实、王一桃、红叶、秦岭雪、舒非、韩牧、西西、蔡炎培、李英豪、郑镜明、谭帝森、王心果、饮江等，但不见有诗集问世。1990—1991年香港诗坛最引人注目的是出版了处女诗集的梦如和晓帆。梦如的诗集《季节的错误》，她的诗以短小隽永饮誉诗坛。她善于营造梦幻美，诗艺上对中国古典诗词的长期浸淫和对现代诗优点的汲取，赋予她的诗一种既古典又现代，清醒又迷茫的色彩，字里行间洋溢着女性的温馨。晓帆的诗也以短小精悍见长。他在《我写汉俳》中说：“一草一木，一事一物，一情一景，都是诗的元素，我通过自己的艺术感受，把这些从生活中摄取的元素，插上想像的翅膀，进行升华，并利用流传很广的日本最短的诗歌形式——俳句，创造出类似我国小令的小诗。”这一创新受到林林、杜运燮等前辈诗人高度评价和广大读者喜爱。综观香港诗坛圈子多，园地少，又为狭小地域所囿，缺乏历史沦桑感和民族大气魄，故未见伟大诗篇出现。客观情势对诗人极为不利，亟待变革。

最后说文学评论。评论跟不上创作，这是香港文坛老问题。研究香港文学较有成就者有刘以鬯、梁锡华、黄维梁、梁秉钩、卢 玮銮等，不过十来人，时有评论见报者屈指可数，报刊大半是靠外来评论支撑局面。至于出版文评专著者更是凤毛麟角。最近出版陈炳良编选的《香港文学探赏》，收刘以鬯等11人的论文和评论，足见评论之匮乏。评论长期处于滞后状态，是香港文坛难以持久繁荣的一大原因。

香港处于中西文化交汇之所，这种边缘文学正可兼收并蓄，博采众家之长，进入上佳境地。然而，受金钱社会的掣肘与局限，上品少人赏识，劣作却大行其道，铜臭味把正直的作家逼进死胡同。香港作联等文社已看到症结所在，正力求寻取内助外援作集团冲锋，为摆脱困难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