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告文学梗概）

一九七九年前后，中国大地上出现了文化大革命后最早的几例涉外婚姻。当时，中国的涉外婚姻由于很少甚至于没有，也就导致了政策上的空白。开先河的那几例涉外婚姻，甚至惊动了当时中央的最高首脑。一九八三年，中国政府颁发了《中国公民同外国人办理结婚登记的几项规定》。这是中国政府方面第一次以法律规则形式认可了中国人与外国人通婚的合理性和合法性。

这些年来，涉外婚姻逐渐形成一股势不可挡的潮流。据中国民政部门所宣布的数字，中国目前每年涉外婚姻约万对。有关人士说，这是一个很保守的数字。据开放程度较高的广东省民政部门统计，一九八七年办理涉外婚姻登记的达一万五千零九十二对，一九八八年保持了这个数字，并略有增长。另外，北京、上海等一些大城市涉外婚姻登记数字也达到每年近千对。

在这场跨国界婚恋新潮中，有受益者，也有受害者，酸甜苦辣浸透了这条神秘而坎坷的路。尽管中外双方涉外婚姻的目的性是复杂的，但组合方式却有明显的规律性。一是彼此不认识通过别人介绍和包办的多；二是老夫少妻，年龄相差悬殊的多；三是今天相识明天办，闪电式结合的多；四是本无感情，勉强凑合的多；五是天各一方，迅速离异的多。

老是听别人讲涉外婚姻中的年龄差，有“爷孙婚”，可总也未亲眼见到。那一天，在北京涉外婚姻登记处，我遇到了一对年龄相差近四十岁的前来登记的“恋人”。

一个是年轻漂亮又颇有风度和气质的中国女郎（她自己介绍说是某医学院大专毕业生），而另一方则是从年龄上足可以当她爷爷的瑞士商人，虽然他刻意打扮，但仍显出老态。

他俩的手续相当完备。涉外婚姻登记处的同志便作登记前例行公事的询问：

“你们俩是怎么认识的？”

“是通过别人介绍的。”女方的圆正京腔很地道。

“你们是自愿结合的吗？”

“是自愿的，我们之间也很有感情。我喜欢他并能帮助照料他。”她象是在寻找更贴切、更有说服力的辞句来表白。

“ ，那先生您呢？”

姑娘会几句英语，但并不熟练。她把这话翻译给老者。

老者嘟囔着说了几句什么。

“他说他是自愿爱我的，我们之间在性格上有很多共同之处，他希望能够批准我们的婚姻请求。”姑娘替他说。

整个过程显得蹩脚，本来人生很庄重的事情，却让人感到很滑稽。

“材料先放这儿，我们再研究一下，明天上午十点前请来个电话问情况，好吗？” 负责登记的一个女同志和蔼地说。

“请您一定帮忙，快一点。”姑娘眼睛里是一种渴求的神色，“我会感谢您的。”

两个人走了。那对比鲜明的背影使人生出许多联想……

据了解，广东省民政厅统计了近年来涉外婚姻年龄差的比例。婚姻相差二十到二十九岁的占一万五千余对的百分之十一，相差三十到三十九岁的占百分之五点八，相差四十岁以上的占百分之二。

过了几天，我又去北京涉外婚姻登记处，问起那位瑞士先生和中国小姐的婚事。登记处的同志说，批准他们结婚了，那姑娘还喜滋滋地送给我们一大把高级巧克力喜糖呢。

另一位中国少女在北京饭店迪斯科舞厅邂逅了一位欧洲男子，两人一见钟情，坠入爱河。可是，这位小姐也就只有小学毕业水平，外语根本一窍不通，用英语说声谢谢也说成：“桑给油。”那位欧洲青年也不会中国话，他们俩象聋哑人一样靠打手势交流感情。这照一般人看来是困难重重的，可这两个人就靠这比比划划跨越了障碍。

那天，在北京涉外婚姻登记处，负责登记的人员关切地问他们俩，互相不懂对方的语言，今后如何去生活？希望他们三思而后行。那位中国少女开口一句话，语惊四座：“怎么，难道你不懂爱情是无法用语言表达的吗？”

有一个来中国留学的加拿大男学生曾对我说：“没到中国以前，我对中国感到很神秘，对中国的女性也是怀有一种崇敬的心情。我知道中国传统文化造就出的女性是温文尔雅，具有古典风格的。可到这儿后，我慢慢发现，一些女性与我想象的恰恰相反。”

其实，也别净说中国女性如何如何，中国的一些时髦小伙儿，在这方面也并不落后。闪电式“追求”，闪电式结婚，在广州这个中国开放程度最高的省份里，创造了涉外婚姻男女结合的最高效率。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曾调查了数十起涉外婚姻的当事人相处的时间，男女双方相识半年或不到半年的时间便登记结婚的有十九对，几乎达到总数的三分之二。这其中，相识三个月以内的有十五对；相识一个月以内的有十一对；相识不满一周的有三对。

在中国涉外婚姻的大潮中，有人附韵填了这样一段词：

“哥们、姐们，奔西方，

自由的世界，足足的美元……”

“踏歌者”热情洋溢地向西方世界奔去。这里不只是些漂亮的文盲、半文盲的村姑厂姐，贪图金钱富贵而外嫁。还有相当一部分大学生、研究生、博士生和诸如此类的高级半高级知识分子，以及那令人崇拜的文艺界、体育界的明星国粹，也都纷纷向夷人抛掷起“红绣球”，这使人们的心里产生了一种惶惑和失衡。

中国明星外嫁，“花轿”从东方一直颠到西方的“极乐世界”。“虎妞”斯琴高娃对“祥子”真的失望了。于是，嫁给了一位瑞士音乐家；陈冲这朵“小花”，嫁给了在《马可波罗》一片中为王子配音的美籍华人；被誉为“中国第一司仪”的李小玢，嫁给了一位加拿大的商人。从此，中国观众再也不能从春节联欢晚会上看到她那迷人的笑脸了。

据民政部门统计，在中国涉外婚姻中，外嫁的女性比例高达百分之九十以上。

在这一桩桩涉外婚姻中还有许多人们意想不到的情况。北京的云姑娘在一次与朋友的小聚中，结识了一个年龄比她大三十多岁，但却答应可以马上和她结婚的欧洲人。这真是一场痛苦的婚姻。“云”究竟是一个受益者，还是一个受害者？也许正象她自己所说的：“我得到了，但也失去了。”

这场涉外婚姻的结局波澜起伏。云姑娘的先生终于发现了妻子的外遇，告上了法庭，要求离婚。云姑娘在接受法庭调查中承认了一切。调解的结果是，云姑娘作出了让步，她向罗伯特赔礼道歉，并保证今后“一心不二”。罗伯特也并不真想失去给他带来体面的“妻子”，于是，收回了讼诉。不久，云姑娘随罗伯特出国了。

这两位当事者“隐私”的曝光，使人们产生了不同的倾向性。有人同情老者，鄙视“云”；也有人同情“云”，斥老者春心不死，活该倒霉；还有各打五十大板的。

中国涉外婚姻是一种极为复杂的社会现象。这其中，也有来自异国的“惹蝶采花”人。他们在国外、境外明明有妻室儿女，却又装作鳏居独身的寻婚人。惹得一些想借洋婚出国享受荣华富贵的姑娘神魂颠倒，真假不辨，以身相许。最后只落个悲剧角色。

美籍华人施某，四十二岁，一九八七年以访友名义来大陆。逗留期间，他经人介绍，认识了二十四岁的女青年潘××。施某在与潘××相识后，出示了由美国公证机关办理的“未婚”证件，后又以购买金首饰、家用电器为引诱，使潘××断绝了相处五年，并正准备与之结婚的未婚夫的关系。数日后，施某与潘××持有关证件，到涉外婚姻登记处登记。经民政部门审查，认定出具证件齐全有效，便为其办理了结婚登记手续。结婚后，施某与潘××以夫妻身分去一家宾馆包租了房间，共同生活。后据知情人揭发，施某在美国已婚。家中有妻，并有一儿一女。他去大陆又行结婚之事，美国家中全然不知。

施某的行为已构成重婚罪。当公安机关准备对其传讯时，施某发现罪行败露，便丢下潘某，欲回美国。在机场，被我公安机关拘留。一直被蒙在鼓里甜甜蜜蜜一心盼望尽早出国的潘女士，在了解了事情的真相后，悔之不已。为这“洋婚”，她付出的代价太大，不仅断绝了与她“感情甚笃”的未婚夫的关系，而且还同父母家人闹了个“天翻地覆”。工作也辞去了，经济上无着落。而法院又裁定她与施某的婚姻关系无效，真是“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

中国的涉外婚姻在改革开放的十年内，由涓涓细流到大潮汹涌，写下了一页历史，演出了无数活剧，正剧、喜剧、悲剧、闹剧，不一而足。这些色彩斑驳、光怪陆离的社会景观，给社会上的人们以不同的心灵震荡。其发展趋向和变化，值得社会上关心它的人们去进行研究。

原载《当代》1990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