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事业，总是后浪推前浪。这两年，文坛上又有一批新人出现。至于85年至88年出现的青年作家，已经以他们的创作获得了声誉，如：莫言、刘恒、刘震云、方方、池莉、迟子建、苏童、格非、时兆言、孙甘露、范小青、刘毅然、扎西达娃、周梅森、马原、洪峰、余华、王朔、李晓、周大新、阿成等等作家。虽然他们的年龄大多三十岁左右，但已经成为当今文坛上的中坚力量，因而在此不再列入“新人”行列。那么，这两年出现的“新人”有哪些呢？我们从评论.家的视野中看到已被注意的新人如下：

雷达在《传统的创化——从苗长水的创作探讨一个理论问题》1202966中认为，“新起青年作家”苗长水的创作，“是当前的文学中的一个奇迹，一个几乎不可能出现的奇迹。他居然在对于当代读者已经普遍丧失吸引办的题材、人物和情节模式中，在一片旧的土壤上，营造出葱绿的、生机盎然的审美新地，发现了我们已经非常熟悉且已失却兴趣的人物身上新的底蕴。”“在他的《冬天与夏天的区别》、《染房之子》、《犁越芳冢》、《非凡的大姨》、《灼热的火焰》等中篇小说里，时空是集中的：写沂蒙山区、写汶河两岸，写‘反扫荡’，写孟良崮战役前后，写土改、写抗美援朝；人物也是熟悉的：支前的民伕，掩护伤病员的老乡，妇救会长，农会干部，还乡团头目，识字班姑娘，八路军官兵，染房世家的儿女等等；更重要的是，故事框架和情节结构竞与五十年代的很多作品颇为相似”。但是，苗长水却翻出了新意。“创造性地处理传统题材，重新叙述一个老故事，成功与否，全在有无‘新发现’”。“也许，在他看来，政治上的波诡云谲，战场上的惊雷闪电，富于传奇色彩的智勇双全，都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平凡外貌下潜藏着的精神的力量，情感的力量，人性的力量，这才是真正的历史内涵。他的小说，有意淡化实用性、功利性和娱乐性，大力实现精神性的因素。我说的‘新发现’，就是这个意思。”“他主要不是致力刻划完整的性格，也无意于再现历史生活的宏伟场景，他躲着走，把浓郁的墨全都倾洒在人情和人性的领地，他要努力发现的是穿越历史烽烟的沉重而坚韧的民族灵魂，他吟唱的是一支艰难岁月中民族的、乡土的青春赞歌。”

王长安在《风光只在有无中——陈源斌小说的故事形态》1202967一文中认为，“安徽青年作家陈源斌在他连连推出的小说作品中，则试图以一种‘潜故事结构，呈现他的寻携”。陈源斌近年的主要作品有《天惊维扬》、《一案九罪》、《安乐世界》、《安乐四陈》、《仇杀·杀仇》、《沉浮山》、《天行》、《天河》、《万家诉讼》等小说。王长安在文中说：“阅读陈源斌的小说，给人们最突出的印象就是他那沉稳冷静、淡泊灵动，且频出机锋的白描手法，故事的有形部分便潜匿在这淡泊冷静之中”、“将完整严密的故事实体沉潜于叙述之中。”其次，陈源斌的小说中，作者“把原本作为救事滋生与流动背景的某种文化情节升浮到叙述显层，而将故事悄悄下潜，消弥了故事的具体性，构成了‘热心向俗’的笔法，使得民俗以其新颖的姿态替代了故事的某种陈旧面容。”再次；就是纵向跳跃，“把故事发现的若干部分略去，让读者有一种故事若德若现的感觉”，“化解故事的时序性连接”。还有“横向分裂，延宕故事的逻辑性演进”，这些构成了陈源斌的《潜故事结构”。洪治纲的《故事：小说叙述的意义符号——陈源斌近作拆析》1202968也对陈源斌小说的“故事”和“叙述”作了分析，他认为，故事在小说中只不过是意义的符号，而不是作家叙述的目的，其价值正在于“故事文本中隐含着大量的题外之旨”，留下了广泛的读者阐释空间。

阎连科近两年来，以他的“瑶沟系列”小说叩开了文坛大门。《瑶沟的日头》《瑶沟人的梦》、《乡间故事》、《婚幻》、《中士还乡》、《往返在源梁》等中篇小说相继占据在一些大型文学刊物的重要位置，并引起了评论界的关注。朱向前的《阎连科将会怎样》1202969中说：“阎连科的小说艺术成长于真伪现代主义小说在中国滋生、蔓延、昌盛之际，……但他终于没有在随波逐流中舍本求末，放弃自己，而是坚定地皈依了现实主义”。蔡桂林的《阎连科“瑶沟系列”的精神追求》1202970一文指出：“阎连科竭力想做的，是于自然而然的朴素的艺术形式中，或者说是于更切近生活原生态的一种艺术的随意性中，达到对人的历时性特征更为突出的写实，达到在人生感悟方面的对历时性的超越”。“阎连科的‘瑶沟系列’注重现实生活的原生形态，一些人物仿佛未经作家的刻意选择，就带着瑶沟村的原本色彩和耙耧山的气息出现了，作家仿佛是将生活的本来面目、场景、事件如实地记录下来形成了小说，形成了人物形象，这不意味着作家的琐屑趣味，而是作家在追求原生态的前提下，将审美视点由人物向传达生活中的感受和体验的转移。”张德祥在《“瑶沟”世界及其他——评阎连科四部中篇小说》1202971详细分析了《瑶沟的日头》、《瑶沟人的梦》、《婚幻》、《乡间故事》四部中篇，认为“阎连科以‘连科’这一人物的命运为主线勾画出一个‘瑶沟，世界，勾画出瑶沟人的物质生存和精神梦想——简单地说就是贫困的现实和摆脱贫困的梦想。但其复杂性在于这贫困怎样具体地存在于特定的社会结构和文化土壤中以及由此而派生出怎样的人生选择。毫无疑问，这里的贫困是和愚昧联在一起，是和宗法权力结构及观念联在一起。贫困、愚昧、宗法权力三位一体纽成一个死结。”在这几部连贯性很强的中篇小说里，连科的性格前后发生了变化，他不再那么“羊”了，而走向了自觉的“突围”。“连科灵魂的变化也不过是客观现实与文明存在致使的必然，是他的生命在这块物质与精神同样贫瘠土壤上的个人突围轨迹。阎连科作品的意义正在于无伪地解剖了客观存在的这种生存形态及其相应的文化形态和价值观念。”在如何处理客观现实与艺术提升、时空限制与艺术超越的关系，如何实现情节故事与人物性格互为体现的艺术整体构成以及如何拓宽故事的结撰方式，以达到一种更高层次的艺术真实和审美境界，还需要阎连科在今后的艺术实践中进一步琢磨。

青年女作家孙惠芳的创作，也引起了文坛的注意。她的主要作品有：《田野一片葱郁》、《春冬之交》、《四季》、《“中南海”女人》、《灰色空间》、《天高地远》、《小窗絮雨》等中短篇小说。贺绍俊、潘凯雄的《心眼多也是可爱的——析〈“中南海”女人〉和孙惠芬的创作》1202972一文认为，她的创作“不应该被评论界所轻视”，她有着“细腻的情感触觉”，平淡中透出艺术诱惑。“人们常说女人的心眼多，在孙惠芬的小说里我们足可领教一番。”“孙惠芬正是凭着这些心眼从细微的小事中生发出许许多多的东西，体味着人生。”所谓心眼多是指孙惠芬“观察生活的方式和创作方式”。这带来了她的艺术特征：“细而不腻，柔而不弱”。董之林的《不断发现陌生的自己——评孙惠芬创作中的女性小说倾向》1202973一文，从女性倾向的角度对孙惠芬的小说进行了独到分析。张德祥《乡土世界与人生况味——评孙惠芬的小说创作》1202974指出，孙惠芬的作品细腻地表现出时下农村少女内心世界的细波微澜，窥视到她们心灵中的两个梦想：爱情的梦和改变先天命运的梦想以及为实现梦想的种种努力和献身。“孙惠芬以她的细腻和敏感，捕捉和呈示的隐微不察的人生况味”，“一方乡土世界与一份人生况味便在她的小说世界中油然而生。”

北村也是近年引起评论界注意的一位青年作家。先后发表了《陈守存冗长的一天》、《逃亡者说》、《归乡者说》、《劫持者说》、《披甲者说》、《聒噪者说》等作品。朱大可在《无边的聒噪》1202975一文中指出，北村的话语就象“一种永无止境的聒噪，残酷而又真切，在南方海峡的侧岸滚动”。“他既是永不停歇的聒噪者，同时又被聒噪的世界所惊骇。这种悖论式的存在图景，为一种新的聒噪美学奠定了基础：聒噪者的话语方法构成了小说的外在语式，而聒噪者所面对的聒噪世界则转换成了小说的内在母题……在二十世纪末，那个名叫北村的人，投入了这场精神——话语双重变乱的运动洪流。”“聒噪，就是一次布置迷津的操作，它的作用正是要人们以为它没有意义，或者，以为它有许多意义。而在一阵急促激励的话语运动之后，迷津的格局已然形成。”“马原的意义在于他开始了对迷津风景的感知，而北村则把这种迷津尽其所能地推向极端，也就是在字词迷津的深部，继续构筑叙事和母题的迷津，使不同层面的二维迷津叠加起来，以开拓迷津的第三个维度。”北村不同于他人的写作道路是，“不是为游戏或迷津自身制造迷津，而是要在聒噪中说出对人的存在格局的本体感受。这种内在的意图支配了北村小说的事件类型。”杀戮、逃亡、奸淫等等，构成了北村“残酷美学”的小说景象，显示了一种“恍惚美学的特征，而在结构上则是“镜象结构”，“还有一种叫做仿梦结构的东西，受到北村的酷爱”。“但这还只是北村所运用的一部分叙事技巧，也许更大量涌现和分布其中的，是那些同字词层面相互融渗的惚恍语式，也就是我们所谓的迷途结构。”“支配北村小说的母题是简约而单纯的，它们不过是逃亡——迷失——死亡的三位一体序列。”“北村已经走向他自己的末日，这是不容置疑的。沉浸在黑暗的结局里，说出对世界和自我的厌倦，仿佛一种极度的杀气，在聒噪的舌上一闪，去擦击出信念的火焰。在北村的尸骸上，北村正在复活。这说出了两个事实：‘新潮’小说的死亡和一种更接近灵魂的有力话语的诞生。”陈晓明在《北村的述津》1202976中认为，“北村是真正的先锋派”，“北村的迷津是另一个生动的世界，作为我们时代一个‘真正的’先锋派，北村的作品不应该被忽视，他的探索表明了当代小说所达到的可能性、复杂性和危险性。”“事件的整体性被割裂了，叙述不断地误入描写的歧途，那些偶然的瞬间动作，感觉和存在情态成为叙述追踪的对象。北村的故事没有主线，这是一片漫无头绪的迷津地带。”逃亡者、归乡者、劫持者、披甲者等等，“他们其实都只是同一个人，一个绝望的梦游者”。北村的叙述只关注“瞬间情态”、“瞬间意味”，而且“时间逆流”损坏了故事的自然生成，语词追逐“物象”，而创造出万念俱灭的虚幻空间。而语词追逐物象的艰难过程，也是一次逃亡与诱捕的游戏。”逃亡”总是落入“诱捕”的圈套，然而，’“诱捕”决不意味着“逃亡”的终结，它不过表明“逃亡”是一次永无归期的流放，“诱捕”不仅仅证明“逃亡”的不可能性，而且证实“逃亡”之绝对性，除了“逃亡”，还是（别无选择）逃亡。“北村却无意中揭示了人类生存境遇中另一个严酷的事实：人是如此渴望逃亡，然而，人们丧失了行动的能力，他只能用幻想的形式来满足实际愿望。”但北村用虚幻消解逃亡的意义，“使他讲述的一切显得似是而非，陌生化割裂了感情共鸣。”“对虚假性的逃亡与逃亡永远落入虚假性之中构成的悖论，如同一条生锈的锁链勒死了北村的人物，也彻底勒死了北村的生存希望，”“他的写作因而又是一次绝望的诗意祈祷，一次写作的自我谋杀（他的作品自绝于读者），而作品不过是一纸遗言，一份无所作为的控诉书。”陈晓明在充分肯定了北村“不为名利”的艰难的探索和追求，证明了当代小说在观念和形式方面的极大可能性，但还是“期望北村能走出迷津”。

吕新这两年的创作极为活跃，是引起评论界关注的文学新人之一。他的主要作品有《带五个头像的夏天》、《农眼》、《哭泣的窗户》、《绘在陶罐上的故事》、《秋水》、《人家的闺女有花戴》、《太阳》、《葵花》、《发现》、《南方旧梦》及长篇小说《黑手高悬》。张德祥在《有获得也有失去——吕新小说创作片谈》1202977一文中指出吕新小说“新奇独特的意象铺陈”，获得了一种“通感”、“联觉”的效果，以主体的感觉形成一种氛围来推动和烘托叙述，浓缩时间，扩张空间。但作家又太依赖这种通感联觉的铺陈，“失去了本来可以不失去的东西即把晋北的自然地域环境、文化土壤源流、历史运动与人的生存状态作为一个整体开掘，把形而上的透视与形而下的状写融为一体，把这块土地的重量化为他小说的重量”。阎晶明的《在纷乱的多元之间——吕新小说解读》1202978中说，“吕新至今还为很多人不理解”。他的作品“弥散着的带有各种光怪陆离的色彩和古怪刺耳的声音的意念让人眼花缭乱”，“味道奇特而且闪烁着灵感之光”，“又纷纷扬扬，看不到边际、找不着头绪”。但吕新小说的主题有两条线索人性与历史”。“他总是想把人性，尤其是人性的基本方面，与历史、历史的最突出部位结合到一起”。“吕新是一个把制造氛围看得比创造情节更重要的作家”，作为小说家，吕新还有待对自己的艺术创作做更进一步的调整，这种调整至少应包括写实成份的加强”。段崇轩的《感情世界里的孤独漫游——吕新小说创作综论》1202979说：“吕新小说所呈现的纷乱、逼真的晋北农村和农民的生活情态，像‘印象派’绘画一样斑驳而又和谐的艺术画面，层出不穷的既新奇又深刻的形象比喻，还有无拘无束而又平静如水的叙述声音，使你如同置于一个幽深、奇丽，又有点神秘的虚幻世界。”吕新属于“先锋派”行列，又有迥然不同之处，就是“很少这些自我的成份”，他表现的“是晋北山区农民的生存状态”。他不虚无，却跟“那些饱经忧患的老农那种达观的人生观、世界观遥遥相通”。他是在先锋文学浪潮中崛起的，“但他的身上又渗透着很深的现实主义精神”。吕新是一个感觉发达而理性薄弱的艺术家”，“超然的审美态度，使吕新的小说具有了全新的风采和境界，使农村题材小说出现了新写法、新生面”。樊星在《苍凉之诗——呂新小说论（1989—1991）》1202980一文中认为，“他也许是第一个让世界知道晋北山区的作家”，他以静观者的角色，画出了一幅“独具风格的晋北山区风景”。同时，他所描画的晋北风景又是“充满寒意的诗化小说”，他在“不断探索着诗化小说的新路，探索着在纷乱的意象、朦胧的人影中寻找历史的底蕴、人生的意义、哲学的真谛、时间的秘密的新路”。

除了以上评论家提及的几位文学新人之外，还有大量的文学新人在这两年成长起来，引起文坛关注。杨争光以他的《赌徒》、《黑风景》，林白以她的《子弹穿过苹果》、《亚热带公园》、蒋韵以她的《落日情节》、《旧盟》、《外乡人》、张欣以她的《绝非偶然》《投入角色》《纯真依旧》，姜贻斌以他的《划痴》、《拉开窗帘》、《窑祭》，林宕以《十七岁少年的短暂秋天》，《懵懂之秋》等引起文坛注目，另外，还有李其纲，蒋亶文、韩东、曹乃谦、许谋青、许辉、关仁山，陈染、陈国怀等等青年作家的创作也引人注目，这里不再一一罗列。在这些作家中，有的作家的创作历史大概已长达十年左右。但一直未走进文坛的腹地，唯有这两年的创作，日渐为文坛注目，因而亦列入“新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