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时四载有余，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前所长马良春等同志主持编撰的《中国文学大辞典》，在主持人员的精心策划、全体参加编审工作同志的埋头苦干和天津人民出版社的热情支持下，终于以一千六百余万言的宏大篇幅和精装八巨册的雄伟气势，呈现在广大读者的面前。这是我国中青年两代学者对祖国文化建设、学术发展所作的一件令人敬佩的贡献。

我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中国文学作为世界文学总体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由先秦到改革开放的当代新时期，真是“江山代有人才出”，名家名篇层出不穷。面对这一人类历史上重大的文学现象，前人与今人虽然作了不少有益的发掘、整理、鉴别与著录研究工作，但由于种种主客观历史条件的局限和审美观念的差异，往往不能以严正的历史唯物主义态度审视和认识它。比如在已出版的有关中国文学史研究著作以及文学工具书中，只着眼于汉族文学的发展，而忽视少数民族文学的存在；往往忽视中国文学实应贯通古今，视古今为一个历史整体这个基本点，而习惯于划疆而治，从断代史着眼，分为古代文学、近代文学、现代文学、当代文学，可谓壁垒分明，井水不犯河水。这种自我封闭性的研究格局，也反映在近几年兴起的“工具书热”中。而眼下这部《中国文学大辞典》，却扫除了多少年来的积弊和偏见。它的覆盖面广大，不仅着眼于汉族文学现象，也包罗了少数民族文学、民间文学以及台港和海外华人文学。它对于我国由古迄今的一切文学现象，包括作家、作品、社团、流派、论争、运动、理论思潮、历史事件、期刊报纸以至作品的版本变化、文学研究概况等，无不予以收录，可谓包罗殆尽，内容宏富。它还从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文学在长期交流接触中，必然互相影响这个正确的观点出发，来观察中国文学发展史，从而纠正了过去同类文学工具书中的缺失。正如它收录了同类辞书从不收录的文学评论家、文学研究家、文学编辑家和出版家那样，它还著录了我国近代、现代、当代文学对外来文学思潮和流派的引进和受影响情况，著录了文学翻译家（包括用汉族语言和各少数民族语言互译的翻译家）。所有这些都可以说是这部大型文学工具书在体例构成上的重大特色与成就。

在对文学现象作判断时，能以历史的、发展的眼光来审视品评；本着求真求实的精神，从一手资料出发，是这部大辞典的另一个特点。它的释文，注意科学性与资料性的结合，以准确为宗旨，以新的资料、新的观念作为撰写的依据。对文学现象，它只作客观的介绍，不作主观的发挥，既不菲薄古人，也不拔高今人，保持了事物本身的真实性和历史性，很具分寸感。如为了保持学术观点的稳定性和可靠性，这部工具书坚持了“越古越宽，越近越严”的选目准则。因为前者经过了历史的检验和筛选，一般有了定评；而当代文学，由于他们与现实的关系贴近，又由于种种复杂的历史和社会原因，迄今还是众说纷纭。主持者和编撰者的这种从严掌握、慎重从事的态度，我想是会得到读者的理解的，从辞书学的观点说来也是合理的。

总之，这部辞书的出版，对发展和繁荣我国的文学创作，对文学的研究和教学工作，必将起到不小的促进作用。

（贾植芳《〈中国文学大辞典〉打破封闭格局》，原载《光明日报》1992年2月13日。）